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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25周年校庆，一百多年来北京大学的师生在传承中守正，在学脉中创新，积蓄了极其丰厚深湛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传统。

凭借一代代学人的积累、传递，学术前辈们的品行风范、精神信念，仍然感染和激励着我们。

从沙滩红楼，到“一塔湖图”，北大是学术圣地，也是精神家园。园子里的人，不管是读书，还是教书，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都在思考自己从园子里得到了什么，会为这个园子留下些什么。

2018年以来，文研院举办了“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系列活动，邀请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优秀北大学人，分享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北大的缘分和故事，讲述北大学术传承、治学机缘和为学理念，彰显文科学者代代相承的优秀学风，高扬北大老一代学人的精神品格，启迪和激励青年学子。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系列讲座现场

引领他们走上学术之路的，既有谆谆教诲的学术导师，或者是导师的导师，也有看似普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还有求学国外时，外籍老师所播下的火种；促成诸多选择和机缘的，既有北大整体学术共同体的砥砺切磋，也有这个剧变时代的风云激荡。

葛兆光老师说，正是北大教给他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是将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是将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结合，是有学术的思想，也是有思想的学术。

从段晴老师讲季羡林先生，戴锦华老师讲乐黛云先生，都能深切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这份爱——既包容，又严格。

现在社会上似乎有一种风气，有的老师忙于科研、出差、讲学，招了一大堆研究生，却舍不得在培养学生上花功夫。还有的老师把学生当作劳动力，让学生做事，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

在这些大先生的故事里，我们既能回望那些逝去的背影，也能够感受到北大学术澎湃跳动的脉搏。

今天，让我们透过乐黛云、厉以宁、吴志攀先生的讲述，去看看老一辈北大人对学术的纯粹追求、对自我的真诚叩问、对现实的热切关怀，也共同见证后来者的传承。

乐黛云

乐黛云：师承与梦想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著作《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方法论初探》《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等。

1948年夏天，我从家乡贵州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大学生活虽然精确来说只有五个月，但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北大中文系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也非常丰富，涵盖的学科、知识领域非常广泛。

左 :1950年，乐黛云(中者) 在布拉格世界学生代表大会。

右 :1951年 ，大学时代的乐黛云。

除了文学方面的专业课，我还选修了许多其他专业领域的课程，比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等。其中还有一门化学课，叫作“化学概论”。我特别喜欢这门课，因为每两周就可以去沙滩校本部的大实验室做化学实验，非常有趣，我那时甚至都动过要转去化学系的念头。除此之外，白天的正式课程还包括费孝通先生讲授的“社会科学基础”，他教给了我们很多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1949年以后，学校就不再像这样正式上课了，但这五个月的时光让我沉浸于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也让我一辈子都喜欢这样的学校生活。

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觉得这是一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所以很喜欢。但当时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劝我不要研究现代文学。在他看来，研究现代文学太困难了，因为研究的对象都还在世，很难做到公平、正直地评述，一旦评述和研究对象本人的看法相左，那么作者本人或作者的家人、朋友往往就会站出来为他辩护。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完全客观和全面，所以别人不一定会认同你的分析，这样研究者就只好屈从于他们的想法。王瑶先生建议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已故的人生前写的东西。

我后来想了想，觉得做学问就应该表达心中真实所想，不一定要求得对方认可；不认可就会带来不同的声音，也有利于学术讨论和争鸣。所以我没有听老师的话，还是选择现代文学作为我毕生的事业。

1987 年，乐黛云博士论文答辩(前排左起为王瑶、吕德生、吴组缃、乐黛云;后排左起为樊骏、商金林、钱中文、孙玉石、温儒敏）。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是一个表面冷峻、内心热忱的人。拜入王瑶先生门下后，他要求我每两周必须找他一次，主要谈谈我在读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时候大家还是怕说话，怕说得不对，所以说话都很小心。但王瑶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这代表了当时一种很倔强的声音。

改革开放后，先生为我的一本小书（《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写序，特别谈到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这些话一直以来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信心，鼓励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前进。

1957年，春节合影(右起: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萧萐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汤用彤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公公。在学术研究方面，他常常指责我对古典文学研究得太少，认为不管是研究哪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必须首先练好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基本功，而这是我做学问最大的缺陷。有一次，他发现我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竟然没有通读过《诗经》，感到非常惊讶。我万分惭愧，从此发愤背诵《诗经》，开会时一边做会议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我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无论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对我这个“极左媳妇”也很有感情，他的宽容温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记得他在医院病重时的一个深夜，曾对我讲“沉潜”二字的意思：“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降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这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告诫我的做人道理。

1985年，乐黛云与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

季羡林先生宽厚、仁爱，特别重感情，他的风范为我毕生仰慕。他特别喜欢校园里的一片水塘，有一次专门在湖里撒了几颗莲子，后来那几颗莲子真的长出了荷花，大家就称之为“季荷”，意思就是季先生种的荷花。

季先生还有着一颗天真的童心，有时会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有一次，临近85岁高龄的先生照例在清晨4点起来读书，一直晨读到6点多，才发现把自己锁在了书房里。其实这时候只要给哪一个学生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从外面打开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为钥匙就放在门外的一个房间里。可是他觉得时间太早，不愿意惊扰别人，竟然从1.75米高的窗台上跳了下来。这天上午我正好有事去先生家里，就听他兴高采烈、不无骄傲地向我叙述了他伟大的“历险”。我劝他尽量留在家里休息，但他还是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进城，参加了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全部活动。

季先生非常和善，也很喜欢跟我们交流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他兼通中、西、印文化，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中流砥柱，还担任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名誉会长，在该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致了辞。因为我是做比较文学研究的，就经常去请教他。先生还给我的书《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写了序。

现在我们研究比较文学，实际上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转折——如今我们主要是研究文学要实现向前发展，应该怎样使不同文化互相渗透、互相理解、互相诠释，从而产生新的解释。这是一种多元的、保持差别的跨文化研究，是我们研究比较文学的人所梦想的。

厉以宁

厉以宁：我与北大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等，其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版著作《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等。

大学期间，我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了经济学的学习中，寒来暑往，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和宿舍度过的。即便如此，我也一直感叹日月如梭，所学不足。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后来对经济学都不感兴趣了，但是有的老师很好，这些老师说希望把自己学来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学；这样一来，从他们那儿我也可以得知苏联的计划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大学时代的厉以宁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正是在1951—1955年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老师们帮助我为此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

为我引路的老师中，首先有陈岱孙先生。他给我们讲了一学年的经济学史，具体说来，就是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而在他那本小小的讲义上，这些知识赫然在册。比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对学科发展和学问探索具体有何贡献和不足。他把知识点讲得翔实有趣，所以学生们喜欢听他讲课。而我又爱在他讲完后提出自己的问题，次数多了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学生不错，看书很细致。这样一来，陈岱孙老师就跟我相知、交往日深。

陈岱孙（1900—1997），1953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第二位是周炳琳先生。他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拿手好戏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就此问题，他从农奴制开始谈起，这一点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实际上，这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资本主义究竟如何产生。当时很多解释是错误的。它们都从西欧开始讲述，但周炳琳先生跟我聊天时，就谈到农奴如何成为一种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形成又和日耳曼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周先生不仅在学问上使我受益，我刚刚留校担任经济系资料员时，由于被视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颇受冷落，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承担外国经济史教学的周老师收集资料，他经常邀我促膝谈心，这又是让我一生难忘的温暖。

第三位是赵迺抟先生，他在制度经济学方面造诣颇深。那个时候法学院有一个门庭寥落的专门图书馆，我是每日前往的常客，而从事经济史、经济学史方面的研究者也都经常去。赵迺抟老师当时是经济系的教授，他为了查东西也经常来，天天看到我就感到很奇怪：“这个学生在干什么？”看到我在搜寻经济史、经济学史方面的书籍，他没有任何架子，热切地向我伸出援手：“有些书这里没有，你上我家去，我家里有这方面的书。”和赵老师的交往也是轻松惬意的。还记得1955年毕业前夕，赵老师和骆涵素师母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共游香山，并一起在林中野餐，师生相和，至今难忘。

在赵迺抟老师(左)的指导下读书

第四位是罗志如先生。罗老师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深刻。讲课时，他同彼时学界一样，均讲授从人大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但是他又十分注重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路。正是罗先生让我最早模糊地感觉到第三种思维，就是别以为只有一种计划经济，也别以为只有一种市场经济，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思维和道路。在这方面，他带给我很大影响。

还有陈振汉先生。当时他教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把清朝后期作为经济史的重点内容来讲解。正是从他那儿，我学到了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到马克斯·韦伯和熊彼特的经济思想，也学到了陈先生身处逆境仍钻研不断的精神。陈振汉先生的教导，我至今铭记在心：要想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成就，必须在经济理论、统计、经济史三个方面打好基础，这样才能有重要的突破。

最后一位是张友仁先生。他当时讲授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教学严格，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教科书讲，没有自己发挥。对此，他说：这一体系都已定型，还发挥什么，一发挥就错！

大致说来，我在大学时便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教学过程，而这些老师一直以来和我的关系都不错。

除了师生交往和课业讲授，在老师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也对我之后从事教学深有助益，尤其在撰写讲稿和论著方面。讲稿质量的好坏，完全跟个人有关。写好讲稿是一回事；把讲稿变成书，又是另一回事。讲稿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评论也不一定完全客观准确，所以写书对教师的整个讲课过程都是一种锤炼；一定要经过这般，才能把新的知识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学问体系中。

最后，我想要说的就是多读书。光听老师讲课肯定是不行的，北大有这么好的图书馆，有这么多藏书，一个好的学生，一定要勤去图书馆。同时，要勤逛书店。在旧书摊上，你几乎能买到你想要买的所有的书。那时候的旧书摊上，几乎本本都有阅读的价值，而买书很大程度上就是寻宝，就是看看这个书里头是否有值得一读之处。现在想来，依然趣味无穷，让人乐此不疲。

吴志攀

吴志攀：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吴志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十年，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第一任院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等。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学、金融法。出版著作《商业银行法论》《国际经济法》《金融法概论》等。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是天津拖拉机厂的一名工人。因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美术学院又提前半年招生，所以我就报了美术学院，没有考上；后来正式高考我又报了天津大学的内燃机专业，但还是没考上。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父亲和我说：你不能画画，也不擅长理工科，搞搞文科恐怕行。所以，1978年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分数差一点，被调剂到了法律系。

现在的人可能会说我怎么这么会选——因为律师等职业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当时法律系并不热门，我们学的都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比较枯燥的东西，不像文学、艺术专业，都是学一些很浪漫的东西。我记得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车间干活，当时车间主任说有我的信，我一看是录取通知书。下班赶紧回家拿给父母看，他们特别高兴，我终于考上了。

我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有许多老师教过我，每位老师都有其特色和方法，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教益。因此，我对我的老师永远心怀感激。这里我讲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芮沐教授。我们都叫他芮先生。芮先生是经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老先生，受过很多挫折，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很多事情他都明白，只是没有说破。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老师，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挑战老师，这样一点好处都没有。不用说在今天，就是在当年又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有幸听到经历过三个历史时期的老先生说的话呢？

左：芮沐先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住所旁的小花园里

右：芮沐先生在燕南园家中书房

芮先生有两个方面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他要求收集资料必须查原文。芮先生早年在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教书，他的英文、德文、法文都很好。20世纪50年代国内兴起学俄文，先生回国后，又学了俄文。他读原著没问题，但是我们读英文还得查字典，根本不行。那时候北大有一个要求，读硕士的时候必须修第二外语，我选了日语，但考试过了以后就不学了，想着抓紧学专业课。芮先生一看我们都没好好学外语，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们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英文和中文一起写出来给我们，当时我们不以为然，觉得把专业学好就可以了。但是等到我60岁的时候，突然特别后悔：我当年怎么那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好好学外语？哪怕一天背十个单词，三十多年也能背不少单词了。所以尽管60岁了，但我想到这些，马上就报了日语一年级的班，听了三年的课。

当年我不理解芮先生让我们好好学习外语的真正含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直到前几年，我才慢慢悟出来：每一门外语不仅是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过去人们常说：“多学一门语言，就相当于多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现在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就很深刻。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人是难以健康生活的。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也是不通风的。

作为芮先生的学生，我没有他掌握的语言多，所以我看不到芮先生能看到的世界，也就无法深刻理解他说话的含义。这就是我为什么在60岁又重新开始学日语。如果我能多活几年的话，我肯定要像先生那样多学几门外国语。这样即便我在国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其他国家的母语网站，阅读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为同一问题寻找多种答案。

芮先生的一大贡献当然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他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跨国公司的情况，他推荐给我们的学术参考书中，就有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英文原版的研究跨国公司的专著和一本名叫《跨国法》的书。当时在国际私法中跨国公司不是主体，主体是有国籍的自然人和无国籍的自然人。在国际公法中，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没有跨国公司这种情况。但是，跨国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进入我国开子公司了，什么法律能调整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呢？

当时，我国经贸部称这种法律为“涉外法”。但是涉外法还是我国的法律。跨国公司关系到总部所在国和众多子公司所在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国际机构和双边协定也已经有一些规则用来调整跨国投资、劳工、税收、外汇、补偿贸易、专利商标等方面的跨国法律关系，因此我国需要有新的部门法来研究这类法律，芮先生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法这门新学科。现在，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劳工法、国际税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已经从国际经济法中发展起来，成为新的分支。今天，我国在国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大国，在上述法律方面要研究和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复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最早在理论上开始综合研究的倡导者，就是我的导师芮先生。

记得我上讲台的第一次试讲是没有学生的，都是老师坐在教室听。讲完一堂课，老师提建议然后修改，觉得可以了才能让你上讲台给学生讲，写好的讲义也要拿给教研室审。芮先生当时80多岁了，就坐在教室里听我试讲，这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学者的认真，一个学者的远见，他对学术的负责，对国家的负责，对中国事业的负责，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位老师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陆卓明教授，他教“世界经济地理”课。我听过他两个学期的课，因为是旁听生，所以没有跟老师说过话。但是听课收获的教益，今天还影响着我。

陆卓明先生在指导研究生

陆卓明老师的父亲是燕京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陆志韦先生。陆卓明老师从小在燕园长大，由于父亲的关系，他的外语很好，视野宽广。也因为他父亲，他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和压抑。他只能将聪明才智寄托于图书馆的书堆里，埋头阅读，不能写论文，更不能发表，能做的只有积累。

1980年以后，当陆老师重登讲台时，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终于有了发表的机会，于是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陆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任何学科都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是跨边界的，还可以是无边界的。如同微观世界和宇宙空间的边界只是由于我们探索工具的局限而已，当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和太空望远镜出现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微观更加微小，宇宙天体更加遥远。

陆老师在他那个年代的人当中，是外语方面的佼佼者。由于长期受压抑，他只能在图书馆的书堆里进行广泛阅读。这些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利条件，都成为他得天独厚的知识探索与学术研究的优势。加上他自身博闻强识、情趣广泛的特点，使他横跨世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个领域，触类旁通。例如，在文化领域，他有丰富的关于西方音乐史的知识，音乐学院都请他去讲课；他以国际军事领域的研究见长，国防大学请他去做专题报告。三十多年前，他关于核国家的平衡理论，今天我们用来观察朝鲜和伊朗问题仍然有现实意义。

陆老师对教学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的课影响了几个年级，数千学生。凡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后来每当说起时，无不赞赏至极。陆老师走了以后，有学生写文章说“斯人已逝，遂成绝响”。学科没有界限，陆先生很朴实，也没有出书写论文，但是他通过授课，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后来当了老师，比如我，我学习了他的讲课方法，尽量把知识融会起来再讲给学生。

我在这里讲的是两位老师的故事，我要再次感谢我的老师们。像芮先生、陆先生这样的老师，与一些企业家比起来并没有很多钱，也不像一些政治家那么有权，但是他们留给人类，留给年轻人的知识财富和精神遗产，是一点儿也不逊色的。他们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支柱，我们就是在学他们是如何教书的。如果能把他们的方法传承下来，我认为我这一生在北大就没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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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作者：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编

他们是“老北大”，有些甚至兼有沙滩红楼与湖光塔影两段记忆；他们的名字放在一起，就代表了“学缘”与“传承”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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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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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过去未来，传承北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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