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调到外交部领事司工作。当时涉及到领事的事情很少，我查了一下资料，从1950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总共才28万。所以，领事基本没太多事可干。

　　我到了领事司后，了解到领事的历史发展和国外的领事保护制度。国外发达国家的领事保护制度很完善，也很重视，要是国民在国外出了事，那可不得了，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过问。但在当时，外交部里真正了解这方面的人很少。

　　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向领导提出建议，要重视领事保护。我记得看到国外的一个材料――当他们国家的人在国外被捕后，他们的领事官员应该怎么办。这份资料共有88页，规定得非常详尽，连要给他们的人带卫生纸都写上了。可见他们想得多么周到。

　　改革开放后，走出去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了，领事保护逐渐有了起色，其中也有一些大事件推动了领事保护工作的进步。

　　1990年，伊拉克攻打科威特，当时在两国都有我们的公民，也有台湾、香港同胞，加起来总共有六七千人，当时台湾的所谓代表还跑了，台湾同胞便求助于我们。当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由外交部等各个部委一起做好撤退战地侨民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后来也就是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问题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前身。

　　当时，我们和伊拉克以及科威特、约旦的关系都不错。我们就和伊拉克说好，我们的车队不能被侵犯，伊方答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在当时极其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调集了100多辆大巴车，从科威特出发，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到约旦，把我们的同胞顺利地送出了战地。其中，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科威特使馆、约旦使馆都做了特别多的工作，与各方联系交涉，使馆组织人员携带食品、罐头、饮料、药品、汽油，在各路口负责接送，照料撤离人员，并负责收容失散人员。这个千里大撤退后来成为一段佳话。

　　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领事司司长时，把领事保护当作首要职能，凡是报到领事司的案件，都一一尽力妥善处理，有的指示使馆去做，有的领事司直接去做，或交涉、或协商、或私下疏通，以达到解决问题为目的。我们当时还写出了一本比较系统的领事保护的手册。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领事司开始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资源，及时向公众发布领事一些服务信息和安全提示，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以减少领事案件的发生。

　　随着出境公民越来越多，发生的事件也越来越多。2000年，外交部首次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其主要内容包括领事官员能够提供的协助内容和服务内容以及什么情况下不能提供协助的内容等，其目的是告知中国公民在国外旅行、工作、学习或居留期间，如何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领事保护制度的进步不仅需要领事的努力，领导者的重视也非常重要。2003年，我在纽约当总领事的时候，湖南有个访问团在美国出了车祸，7位国内的教授遇难，我们接到消息后马上赶往现场和医院，当我看到受伤的团长时，团长说，胡锦涛主席已经发来慰问和哀悼，我听了之后很感动也很震惊。

　　为应对增多的突发事件，2004年7月，外交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处理重大突发领事保护案件的应急小组。此外，驻外机构也成立了以使馆或领馆牵头的协调机制，为当地中国人提供安全保护和救助。

　　2004年11月，由外交部牵头，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组成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专门应对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事件，以加快重大危机事件的外交解决程序，提高工作效率。2007年，外交部又成立了领事保护中心，专门协调处理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工作。到此，我国的领事保护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张宏喜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