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浦东正式开发开放，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建设中，上海繁华初现。在上海财经大学求学四年后，23岁的朱鹤新决定不当“沪漂”，回到家乡工作。

20多年后，朱鹤新再度返沪。作为交行高管的他时常参加总行工作会议，500米之外的东方明珠塔尽收眼底。他在南通从交行基层会计干起，在45岁那年成长为交行副行长，此后相继担任中行副行长、四川省副省长、央行副行长等职。2020年3月，52岁的他出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今年3月兼任中信银行董事长。

中信集团由“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于1979年创办，他也是首任董事长。此后四任董事长均先在中信集团工作，后被提拔为董事长。换言之，中信集团的一把手通常由内部拔擢而来，由央行副行长空降尚属首次。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朱鹤新今年3月30日在致股东信中称。这句古语意为，急于开局之时，务虑及善终；大凡成功之事，往往源于善始。在此之前，他已经历多职位、多业务、多地区的历练，“从事金融工作超过二十年，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如是评价。

人们也注意到，朱鹤新在央行分管金融稳定局，对金融控股问题颇有研究。因此，他接任中信集团董事长，被市场认为中国金控公司治理在新框架下进入实操阶段。他在致信中说，中信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克服各项挑战，坚持战略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

银行业之路

1991年8月，朱鹤新回到家乡，在南通市第一印染厂工作。上世纪90年代，南通第一印染厂是南通市利税大户，产品80%销往日本、美国、法国等海外国家和地区。《中国纺织工业年鉴》显示，在纺织行业中，南通第一印染厂是全国100家出口创汇大户之一，1991年出口交货值达到9501万元人民币，与北京印染厂大体相当。毫无疑问，南通印染厂是当地的大企业。

彼时外汇异常短缺。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全国外汇余额仅仅只有110亿美元，对外贸易刚由逆差转为顺差。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汇企业是各界关注的“明星企业”。

但朱鹤新在南通印染厂工作不到两年即转行进入银行业，在交行南通分行国外业务部存汇会计科工作。至于他因为什么机缘进入交行，外界已难以得知。但回头来看，这次转型可谓相当成功：一方面纺织行业日渐式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银行业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

朱鹤新转行之时，恰值中国大刀阔斧地推动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了有条件可兑换。朱鹤新从一线工作人员的角度思考外汇体制改革的影响，他于1996年发表一篇名为《对外资企业进入结售汇制后的思考》，这是他第一篇署名文章。

（朱鹤新首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朱鹤新认为，1994、1995年的实践表明，改革是成功的，主要体现在外汇储备剧增，国家对外支付能力进一步强化。但他发现，“三资企业”的结售汇仍限制于外汇调剂中心，本外币切换相对滞后，形成了外汇交易的“双轨制”，因此有必要将“三资企业”的结售汇纳入正常渠道。

也就是在1994年，易纲回国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参与到外汇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来。易纲认为，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基本消除了外汇黑市。他还预计人民币可能升值、外储增加，为应对外储过快增加，他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差不多20年后的2018年7月，易纲和朱鹤新在央行成为同事。时值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如何在“不可能三角”之间进行平衡是他们需要面临的课题。所谓“不可能三角”，指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只能取其二。

“降准与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不矛盾，降准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进而有利于汇率更好保持稳定。”2019年1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朱鹤新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的汇率机制是浮动的，体现市场供求关系。这方面我们也有底气，我们的经济基本面较好，外汇储备也足够，都可以增强我们对汇率的信心。”

回头来看，1993年的那次转行开启了他的银行业生涯：经过20多年的成长，他从基层银行会计成长为国有大行的副行长，期间相继担任过科长、支行行长、部门总、分行行长等职。对于朱鹤新在地方分行工作的经历，间或有一些公开信息，但仍较为模糊。

2011年2月，朱鹤新带队到云南省分行调研指导工作。他指示云南分行要坚持“存款立行”的经营理念，全力以赴抓好存款，着力突破政府存款市场，改善分行短板业务。

当时他的职务是交行总行公司业务总监，并且兼任北京市分行行长。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为接任更重要的岗位作准备。2013年1月，朱鹤新出任交行副行长，进入中管干部序列，他在银行业的职业生涯迎来关键突破，时年45岁。两年后，他跨行担任中行副行长。

23年的银行业经历也让朱鹤新对银行业的发展有着深入的思考。经历多个经济浪潮的起伏后，他在2015年的一个论坛上感慨，银行是对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周期高度敏感的行业，要想办百年常青的基业，需要密切关注市场上的每一个信号。

他当时评估认为，银行业面临三大挑战：利率市场化、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化、“互联网+”带来的冲击。相应地，他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深耕存量市场，把业务做精；二是完善全球布局，积极拓展业务外延。

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银行业在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扩张不再局限于自设机构的模式，海外参股、并购活动开始加速。但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有所升温，这将限制全球经济分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你不来会后悔的”

在国有大行工作23年后，2016年6月2日朱鹤新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正式成为副（省）部级干部。到地方任职后，像朱鹤新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朱鹤新是较早的一批金融副省长，当时各省份已有四位金融副省长，比如现任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当时担任重庆市副市长，现任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任天津市副市长。

（2016年11月，朱鹤新在四川兴文县调研，来源：四川省政府网）

人们也在关注，这些金融技术性官员将如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攻坚战。朱鹤新对这一问题的思辨可窥豹一斑。他在出席四川金融干部挂职培训会上说，金融挂职干部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帮助地方建立健全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联系机制、银政企对接机制，从体制机制层面推动金融发展。

按照现行监管体制，金融监管部门并非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而是由中央部委进行垂直管理，下一级对上一级直接负责。作为金融副省长的他也在搭建“桥梁”：他在四川任职期间的职责之一即是联系人行成都分行、原四川银监局、四川证监局、原四川保监局。他将上任调研的第一站放在前述四地，这时离他上任仅仅4天。

当时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甚至仍在扩张。此外，地方隐性债务不断膨胀，中小银行风险、债券违约、P2P暴雷等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改革和金融风险攻坚战，市场当时并不清楚这将带来何种影响。

他在央行成都分行调研时表示，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大背景下，金融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要促发展防风险，在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同时，用市场、法治的手段防范化解风险。在原四川银监局，他说：“在经济下行期，金融业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四川银监局要在风险防范上下功夫，把底数摸清的情况下分类施策。”

因为前期治理机制的缺陷，成都农商行的风险开始暴露。成都农商行资产规模高达7000亿，约占四川金融业总资产的十分之一，是四川省规模最大的地方法人机构。2017年安邦被接管之后，朱鹤新第一时间找到时任成都农商行董事长，要求其控制好流动性风险。若干年后，成都国资受让安邦所持35%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成都农商行再度回归国有。

除了处置金融风险，人们还关注金融技术性官员如何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在四川任职期间，朱鹤新还积极推动建立银政企对接机制。他推动举办债务融资培训会、并购重组培训会，希望提升四川的直接融资水平，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以债券融资为例，受川煤违约影响，2017年四川企业债券净融资降至383亿元，不过2018年恢复至803亿。

他还带队远赴上海举办企业家座谈会，邀请金融机构去四川发展。早在交行任职时，他已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2008年8月，还在担任交行南京分行行长的他到江苏大丰县考察，因为对大丰发展的看好，他们决定设立交行大丰支行，这在盐城各区县中属于首家。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知道金融机构的“痛点”在哪，如何才能更好地说服金融机构前来投资。

“每次见到银行业的同事我都会问，你是不是冲着我们的客户群来的？我们有400多万个企业客户，你不来你会后悔的。”朱鹤新在2016年12月的一个论坛上坦言，“从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角度来看你应该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四川省GDP规模超过3万亿居各省份第六位，是西部第一经济大省。一般而言，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速正相关，2016年前后四川经济增速在8%左右，在各省份中处于中游的水平。其原因在于，当时四川经济正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工业化中前期的经济增速相对较高。

央行成都分行的一份报告称，虽然四川工业化进程快于全国，但第三产业发展长期较大程度滞后于全国。朱鹤新也在一些场合谈到自己的思考。他说，四川虽然GDP排名靠前，但如果按人均算，就会从第六后退到二十几位，所以还有很大的进步提升空间，还是要持续发展二产业。同时，服务业也要加速发展。

“总的说要保持各产业齐头并、维持动能转换，不像是东部已经达到后工业化时代、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目前四川还不是这样，四川还处于二产业持续发展与服务业加速追赶并行的阶段。”

在四川，他开始接触比银行业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除分管金融事务外，他还分管商务、投资促进、工商、民营经济、服务业、外事侨台等工作。对这些并不熟悉的领域，朱鹤新开始广泛调研。据统计，在就任副省长后的一个月内，朱鹤新就进行了五次相关主题的调研，这也是他各阶段调研最为密集的时期。

金控新使命

2020年3月，朱鹤新接任常振明担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信成立四十年来，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从常振明先生手中接棒，感到任重道远。我希望可以带领中信再接再厉。”他当时在致股东的信件中称。

中信集团的前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创办。四十多年来，中信集团已发展成为横跨实业与金融领域的大型央企。一方面，中信旗下囊括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等子公司，是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另一方面，中信集团业务还涉及资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等产业领域。

对于中信集团而言，金融是其鲜明的标签：金融资产占集团资产的九成，净利润约占七成。与另一家金控公司光大集团相比，中信集团的体量更大，2020年其资产规模达8.2万亿，高出光大集团约3万亿。在金控新规生效后，作为“国家队”的中信集团，如何打造样板、理顺实业与金融的关系备受关注。

在中信任职前，朱鹤新对金控已有研究，他在央行工作期间分管金融稳定局、征信局、国库局等司局，其中金融稳定局负责研究拟订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及监测金控公司。作为分管金融稳定局的副行长，他还是金融稳定分析小组的组长，统筹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及2019的编写。

（金融稳定报告2019）

金融稳定报告2018将中国金控种类分类两大类：一类是金融机构在开展主营业务时投资或设立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形成的综合化金融集团（如五大行）；另一类是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形成的金控集团。后者又可以细分为五类：国务院批准的大型企业集团（如中信、光大）、央企金控（如招商局金融集团）、地方金控（如北京金控）、民企金控（如复星集团）、互联网金控（如腾讯）。

报告还指出，一些企业投资动机不纯，通过虚假注资、杠杆资金和关联交易，急剧向金融业扩张，同时控制了多个、多类金融机构，形成跨领域、跨业态、跨区域、跨国境经营的金控集团，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

2018年11月，担任央行副行长的他在一个公开论坛表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监管势在必行。“金融控股公司保持简单、清晰、可识别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架构，有利于隔离不同行业的风险，符合现代金融监管要求。”

8个月后，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但正式稿落地已是2020年9月，此时朱鹤新已到任中信集团半年。朱鹤新公开表示，作为全牌照的中央金融企业，中信集团正在整合旗下所有金融类资产，成立金融控股平台公司，打造结构简单、风险可控、治理完善的一流金控平台。

在朱鹤新的设计中，产业领域要将主业做精做细，成为细分领域的行业领导者，但产业领域和金融领域并非完全分割，而是要形成产融协同的格局。按照金控新规，两大领域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关联交易，需遵循市场原则，不得违背公平竞争和反垄断规则。

“疾风知劲草”，朱鹤新在首份股东致信中引用了这句古语。这句古语用来形容意志坚定、经得起考验。在被任命为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干部会议上，朱鹤新表示，来中信集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彻落实好中央关于经济金融发展和国企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开创中信发展新局面。这仍有待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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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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