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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暗对付黑暗，带来的只能是更沉重的黑暗！—这是我读完《韩非子》后最强烈的印象。

但是，《韩非子》是必须读的，不读《韩非子》，就不知道中国传统思想黑暗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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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全部思想出发点就是尊君，先秦诸子没有不尊君的，但没有像韩非这样尊君尊到无以复加的绝对程度的。

首先，他认为只要是君就得尊，无论这个“君”是好是坏、是贤是恶，哪怕像夏桀、商纣这种公认的恶君、暴君，也得“尊”；因为在韩非看来，这些人和推翻他们的商汤、周文一样，都是君，没差别。商汤、周文能推翻夏桀、商纣，不是因为他们贤，而是因为他们更恶；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更善于使用阴谋诡计。即他所说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韩非子·说疑》P637）

其次，韩非认为，在君主面前，“臣”与“民”均是猪狗草芥之类的东西。他们活着就是为了任君王差使奴役的。他明着说：“能治住臣下的，就是明君；能听话干活，尽心尽力拥戴君主的，就是贤臣”（原话是“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P740）这种定义，完全抽象掉了对“君”“臣”各自独立的道德要求，只从听命与服从的角度定义社会角色，将权力关系绝对化了！

而且，他还明确地认为：“仁义道德”是导致国家危险的因素，人君不能讲仁义，一讲仁义，国家必将危亡，《韩非子》全书都浸透了这种精神。

臣是什么呢？他说“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内储》P339）“民”对“君”的意义是什么呢？韩非说得赤裸裸，“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白》P658）说白了就是：人民对于君主的意义就是和平时出力干活儿；危难时，就去送死！这完全是赤裸裸地以人民为草芥！与韩非子同时代的儒家、墨家、杂家，均不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对人民的践踏，何况我们今天这些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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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先秦诸子，从儒家的孔子、孟子，到法家的商鞅，杂家的吕不韦，都是想找一个“明主”为其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对“君王”的人品、能力是有要求的。只有韩非对“君主”的素质不提任何要求，相反，他提出的办法，就是为“庸主”服务的。他说，像尧、舜、汤、武这类的明主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桀、纣这类的昏君也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一般人碰不上，作为一般人只能为智力水平一般的“庸主”或“中主”服务。怎么才能让智力水平一般的庸主也能管住大臣和百姓呢，这就要使用“法”了。

法是什么？就是关老虎的笼子，人是打不过老虎的，但有了笼子，胆小怯懦、力气单薄的人也能制住老虎。同样，法令也不是为曾参这类贤人制定的，而是为盗跖这类强悍的人制定的，有了“法”，智力平平的庸主也能控制盗跖这类的强人。（原话为“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韩非子·守道》P298）“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P302））

孔子、孟子都认为，国君必须是有道之人，无道之人当国君，一定会乱国，让国家、人民受罪。对待平庸的“庸主”或“中主”，他们的观点是：第一，教之，使庸主能办明主办的事；第二，废之、换人，另投有道之明君。

韩非则提出另一条路径：死保，不管这个“君”多么浑、多么庸，都是君，都得保，而且，他的所有学说就是为了保这类“庸主”而设计的。他的目的已不是国泰民安，而是君主能安享权力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将君主地位推到如此绝对化的，只有韩非一人。由此，我推测，后世广为人知的“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训条是来自韩非，而非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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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不仅树立了君主至上的理念，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这种理念。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是著述最多的人，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是在书斋中埋头著书的，所以，他的文章均是长期苦心经营、下功夫做的结果。其他诸子多是即席对话，简单地说理；或一时兴起，滔滔大论一番，都是在外界触发条件激发下才产生的。

韩非不是，他长期沉思默想，发明三种独特的文体：《说林》《储说》《难》。从《说林》和《储说》这两类长篇文章看，是精心收集过各种资料，条分缕析，按不同主题含义重新组织起来的作品，构思严密，耗时甚多。《难》体则充满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挑战精神，对一切传统中的神圣事迹全给予相反的解释。可以说他的毕生精力全贡献给为君王、主要是为那些平庸的君王提供统治技术上了。

一个平民书生，明知自己是当不了国王的，可却彻头彻尾、殚精竭虑地替国王思考如何统治大臣、如何统治人民的各种方法，比国王本人想得还精还细。

他的动机是什么？

商鞅解释为这是“名利”之欲，韩非想必也同意。

用现代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就是韩非被自己的“本我”所控制了，他的本我“力比多”是强烈的成功欲，而这种成功只有依靠君王才能实现，既然依靠君王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全心全意地替君王着想便是唯一的进身之阶。

这可能是传统文明中，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想法和做法，他们都梦想着“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韩非不过是千千万万奔走在这条道上的书生之一，只不过他是最极端、最绝决的书生，把一切献给君王还不够，还要把书生最后那一点私利（挟艺以售）也要献给君王。

按照过去贴阶级标签的作法，韩非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奴隶思想，身为奴隶，却事事替奴隶主着想，真是自我奴役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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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出生在战国晚期，其时，先秦诸子各派思想均已创立，因此，从独创性角度来看，韩非是缺少原创性的，他的思想都是继承前辈思想家的。

他继承了道家的以阴克阳的阴谋学说，继承了荀子（儒家）的“性恶论”，继承了法家各派的思想，如商鞅提出的“法”、慎倒提出的“势”、申不害提出的“术”等等。

他的贡献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一切学术都推到了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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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提出了“性恶论”，但韩非将这一理论的推广与运用恐怕让荀子本人也会瞠目结舌的。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害与算计，父子、夫妻之间也是如此，更别说君臣之间了。

举两段《韩非子》原文的例子：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韩非子·备内》P160-161）

（【译文】 拥有万乘兵车和千乘兵车的君主，他们的后妃、夫人和嫡亲儿子中做太子的，也有希望他们的君主早死的。何以为证？有，妻子，与丈夫本没有骨肉间的恩情，相爱就亲，不相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漂亮儿子就受宠爱。”那么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母亲到老了，变难看了，儿子就被疏远。男人年至五十而喜好女色的兴致还不会减弱，女人一到三十岁美色已经衰退。美色衰减的女人已经无法侍奉好色的男人，女人就会被疏远和贱视，她的儿子会怀疑自己不能做王位的继承人，这就是后妃、夫人希望她的君主早死的原因。只要母亲做太后、儿子做君主，就能让这对母子始终说话算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太后和君主的男女欢爱并不比老君主在位时有所减少，这就是那些以在酒中下毒药、绞杀行刺这些手段对付自己君主丈夫或父亲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一书说：“君主因疾病而死的还占不到死亡君主总数的一半。”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会有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了对自己有利的人对君主就危险。因此王良喜欢马，越王勾践喜欢人，是为了战争和奔驰。医生善于吮吸别人的伤口，吸出别人的脓血，不是与别人有骨肉亲情，是利益加在这种行为上面。因此造车的人制造成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人制成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这不是造车的人仁德，制棺材的人狠毒。别人不富贵，那么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那么就没有人买棺材。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形成就希望君主早死；君主不死，那他们的权势就不会加重。他们的本意不是憎恨君主，而是君主死亡就是他们最大的利益。因此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认为自己死了对他们有利的人。）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P408）

（【译文】 人在小孩的时候，父母抚养他若是马马虎虎，孩子长大以后要埋怨父母；孩子壮年时期，供养父母微薄，父母就恼怒责备他。儿子和父母是血肉至亲，但也有责骂和埋怨，都是因为各自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佣雇工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好的饮食，挑选布币交换钱币来付报酬，不是喜欢雇工，而是像这样做，雇工耕地将会深耕，锄草才会精细。雇工尽力而快速地耕田耕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不是因为喜爱主人，而是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盛，钱币将会容易得到。主人花功夫善待雇工，父亲用心思照顾儿子，都是怀着为自己打算的心理。所以人们办事和给人好处，如果从对自己有利着想，那么关系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从对自己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之间也要分离而且埋怨。）

既然父子、夫妻（不论社会地位如何）之间都要如此算计，那么君臣之间就更是这样了。韩非说“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韩非子·饰邪》P184）“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韩非子·备内》P159）

客观地说，韩非所揭示的是实情，但那只是人性中阴暗的那一面；人性不完全只有阴暗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老婆都盼着老公早死，不是所有的儿子都盼老爹早死。但韩非完全看不到，或者不相信；他拒绝看人性光明的一面，片面地强调人性的阴暗面。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描绘成完全尔虞我诈、互相算计的场合，让君臣关系一上来就是互相对立、互相算计的敌人关系。他的这种思想曾遭到过当时儒家学者孟子等人的批判，儒家学者指出，一个国王，如果上来就以臣下为敌，那必败无疑，再怎么着，一个人也算计不过成百上千人。

可韩非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算法”，大概，他认为，只有制造出这种悚人听闻的恐怖场景，才能让君王们接受他提出的控制臣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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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为君王提出的治人技术也无非“势、法、术”三方。要强调说明，这都是“治人”或“整人”的技术，不是“治国”的技术，因为在韩非的思想中，只有君、臣、民的概念，“国”这个概念有，但最不重要，他全部思想的核心是君王至上，帮助君主治住了臣和民，“国”呀，“天下”呀，就自然好了，其实，“国”与“天下”好不好不重要，只要君王好就行。

所谓“势”，就是“权力地位”，韩非并没有追问权力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承认权力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发现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华，再贤明，如果没有权力，也治不住宵小之辈，原话是：“夫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子·功名》P310）也就是说，尽管夏桀这等昏庸残暴的人，因为有了权力地位，全天下人也得听他的；而尧虽然是贤德的人，但当他是个平头老百姓时，连三户人家都管不了。可见权力地位是多么重要，没有权力，就什么都不是了，人主（国王）能否成为人主，不在于贤与不肖，而在于有权力与否，简单地说，权力地位就是一切，人主（国王）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保住权力。因此，韩非强调，人主（国王）的权力只能属于他个人，不能与大臣分享。“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 。”（《韩非子·喻老》P226）

“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韩非子·难二》P586）就是说大臣必然要欺蒙国君，这是他们的天性，所以“人臣太贵，必易主位”（《韩非子·爱臣》P30）“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P501），总之，韩非的所有著作，核心就是如何限制大臣、防范大臣的技巧，这些技巧就是“术”。

除了“术”之外，人主（国王）还得治民，治民用的是法。

关于“法”与“术”，韩非的定义简洁明了，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P587）

简单地说，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就是因为有权，所以，人君最重要的目的是守住权位，守住权位的手段有二：一是“法”，这要公之于天下，因为是用来治老百姓的；二是“术”，这只能是深藏于人君心中的阴谋手段，是用来治大臣的。由此看来，他所谓的“法”只是人君保住自己权位的手段，与西方基于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现代“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代有些中国学者，竟将中国古代法家的“法”等同于现代“法治”的“法”，大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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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韩非的文章中，有很多真理性的内容，人性确实存在那些黑暗之处；大臣们确实多怀有欺蒙国君、谋自己私利的行为；权力确实有那么巨大的力量；而国君要管住大臣和人民，也确实要用那些方法和手段等等。但是，他的最终结论是荒谬的，他是以黑暗对付黑暗，把人性推向更黑暗的深渊；以愚弄对待愚弄，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复有任何信任可言。

韩非的文章，看似很讲逻辑，但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偷换逻辑，使他前面所有的真理性观念，通通转化为极端的谬误，不细读，还真看不出来他用心险恶之处。

比如他说：“有国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韩非子·扬权》P65）这话前两句的意思是心中怀有整个国家的君王，不用把都城建得那么大，因为全国城邑都是他的，要一视同仁；有道的大臣，不应让自己的家族显贵，因为要办好公事。接下来，按逻辑讲，应是“有道之君，不大其宫”，即有道的君王，没有必要大建宫室。可是，韩非却偏不这样讲，他偷偷地拐了个弯：“有道之君，不贵其臣”，宫还是要该“大”的，臣不能“大”，也不能贵，一切都是以君权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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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将君权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举两个例子：

例一，杀逸民。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P472-473）

（【译文】 吕尚受封于东边的齐国，齐国东部的渤海边有隐居的士人，名叫狂矞、华士的兄弟二人确定宗旨，声称：“我们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吃自己耕种出来的粮食，喝自己挖出的井水，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助于他人的。不要君主给的名位，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吕尚到了营丘，就把他们当成首先惩办的对象派官吏捉拿并杀掉了。周公从鲁国听说了这件事，派出传递紧急公文的信使去询问说：“狂矞、华士二人，是有才德的人，现在您享有封国杀掉他们，为什么？”吕尚说：“这兄弟二人确定宗旨声称：‘我们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吃自己耕种出来的粮食，喝自己挖出的井水，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助于他人的。不要君主给的名位，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臣服于天子，这样我就不可能让他们臣服；不结交诸侯，这样我就不能驱使他们；吃自己耕种出来的粮食，喝自己挖出的井水，没有什么有求于人，这样我就不能用奖赏、惩罚来勉励和约束他们。而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慧，也不能为我所用；不仰仗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命，就对上不忠。况且古代君王用来驱使臣民的，不是爵禄就是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能用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主子呢？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耕田种地而出名，也不是用来教化国人的办法。现在这里有一匹马，样子像匹好马，像天下最好的马。然而赶它不前进，拉它又不停止，让它向左它不往左，让它向右它不往右，那么奴婢虽然卑贱，也不会依托它的足力。奴婢希望把足力寄托于良马的原因在于借助良马可以趋利避害。现在它不听人使唤，奴婢虽然卑贱，也不会依托它的足力。这样，狂矞、华士自以为是世上的贤人却不愿意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却不肯为君主效劳，这不是英明的君主可以用来作臣子的人，也就如同良马不听使唤一样，因此要杀掉他们。”）

例二，杀处士。

“齐桓公时，有处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见。桓公曰：“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干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为虏干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执禽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于齐国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义。”（《韩非子·难一》P540-541）

（【译文】 齐桓公的时候，有个处士名叫小臣稷，桓公想见他，去了三次没见着。齐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不能轻视大国的君主；大国的君主不爱好仁义，也不会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了小臣稷。

我（韩非）认为：齐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这就叫仁义。所以伊尹因中原出现动乱，通过做厨师向汤王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因秦国出现动乱，通过做奴隶进入秦国求得秦穆公任用。这都是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齐桓公以大国国君的权势，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读书人，为的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可见小臣稷忘记了民众。忘记了民众不能够叫做仁义。仁义的人，不失去做臣子的礼节，不败坏君臣的尊卑秩序。因此在一个国家里，拿着不同的鸟兽作为礼物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掌管理事务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还只是没有职事的萌众一类，却违抗君主的意志，所以不能叫做仁义。仁义已经不在小臣稷那儿，齐桓公却按照仁义之士礼遇他。如果小臣稷确有智慧才能而躲避齐桓公，是想隐匿起来不为君主办事，应该施以处罚；如果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弄虚作假，骄傲自满，在齐桓公面前妄自尊大，这是故意欺骗，应该杀头。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齐桓公不能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去敬重一个该罚该杀的人，这是用轻视辱慢君主的坏风气来教化齐国臣民，并不是可以用来作为治国的道理的。所以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

姜太公杀狂矞、华士，这本是残暴之行为，周公都不以为然，但韩非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齐桓公礼贤下士，韩非认为是错误的，那位有自尊心的处士稷该杀。这些人并没有造反，也没有不服从管理，只是愿意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可是，韩非认为，这样的人心里没有君王，没有对君王表现出足够的奴颜卑膝，所以该杀。

韩非在这方面是邪恶的，比真正的国王和皇帝还邪恶。齐桓公贵为国君，尚能礼贤下士，可韩非这样永远当不上国君的人，却因为与自己一样的百姓不像自己一样对国君那么奴颜卑膝，就要把人杀了。比他晚的汉光武帝刘秀尚知“尧舜亦有不宾之士”，对不爱当官的逸民持宽容态度，可韩非，却主张凡是这种人都该杀。这岂不是邪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急于为奴隶主效忠、建功立业的奴隶，比奴隶主要邪恶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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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遍，韩非的书中，有很多是具有真理性的内容，比如他引用一位现在不知其生平的人物子绰的一句话“人莫能左画方而右画圆也。以肉去蚁，蚁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P452）

近日读国内李永忠先生有关反腐的文章，言及以权力反腐必然带来更多的腐败时，也引用了《韩非子》的这句话，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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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当年读到韩非的文章，为什么被打动了，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战争，把这个人弄到自己身边？

这个好理解，任何一个帝王，只要初读韩非那些文章，没有不被打动的。书中那些揭露臣下们各自怀有的小心眼儿，以及说如何控制臣下的小计谋，都是这些帝王感同身受的事实，人们对自己熟悉的事实总是易于接受的。

但秦始皇为什么又把韩非给杀了？史书上说是因为李斯的嫉妒与陷害，笔者以为这个结论过于肤浅，以李斯的精明小心，纵使他想害死韩非，也不能得罪始皇帝，如果始皇帝不放话，他再有胆子也不敢害死韩非。所以，真正杀韩非的，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为什么把一个自己心中向往的一个优秀人物给杀了，这确实有些费解，但在阅读《韩非子》的过程中，我逐渐悟出了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于韩非自身有问题，什么问题？神经质！

韩非的全部文章都充满了令人紧张的神经质，在他眼里，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全是坏人。所有公认的古代贤人：管仲、子产、孔子，以及再古远些的伊尹、周公、尧、舜、禹等，都是坏人、小人；秦始皇身边的所有被重用的大臣都是奸臣，由于他带着有色眼镜，还真能找出这些人的“奸佞”的证据。对皇帝无限忠诚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他自己，除了叨叨如何防范大臣、如何装神弄鬼愚弄属下外，在内政外交上，毫无有建设性的建议。他营造的是一种人心唯危的恐怖主义氛围：皇帝不信任臣下，臣下都各自谋划自己的出路，甚至想谋反。从心理上讲，与他近距离的频繁接触，秦始皇可能已经被他过于神经质制造出的恐怖氛围给吓着了。

从实际政治过程来看，尽管朝臣们多少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总体上，皇帝与大臣之间必须有基本的信任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皇帝一定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大臣们谋杀的恐惧中。所以，韩非所说那么极端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但他反复说，就容易造成上下猜忌、离心离德的情况出现，他几乎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秦国当时一切“当涂之人”（就是得到皇帝信任、器重的重臣）。通俗些说，韩非的到来，破坏了秦国朝堂的团结，破坏了君臣信任、上下同心的政治生态，秦始皇也听完了他思想中的有益部分，现在，再留这个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只好把他杀了。至于是谁动的手，倒无关紧要，准确说，是秦始皇借李斯之手杀死了韩非，让李斯承担这个罪名，以免影响了自己招纳贤才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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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这个人，很聪明；但是，没有智慧；或者说，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管不住自己，总是去做错事。比如他知道太多大臣之间互相嫉妒、耍手段的故事，但自己还是身入危境、死于同窗之手；他知道直言危身的道理，可还是以神经质的态度，喋喋不休地讲述他的“忠忱之言”，最终落得被杀的结局。韩非的思想主张过于极端，帝王们选择一部分用一用是可以的，但没有一个头脑稍微明智点儿的帝王敢全部采用他的思想，他们明白那是自取灭亡之路。一个人的思想，上不能治国，下不能安身，怎么可称之为有智慧呢？

韩非的思想，具有直面真实人性的勇气；但是，也带着闭门造车、视野偏狭的肤浅，还带着长期被压抑、被羡慕嫉妒恨浸泡出来的刻毒与残忍。这和他本人的实际生活际遇是紧密相连的。他长期封闭于书斋中，苦心孤诣地杜撰离他实际生活十万八千里的君王庙堂之间的人际关系，他能观察到的实际的人物只是周边那些恨人有、笑人无的寻常小民，还有共同竞争出路的同学，这些人距庙堂之中那些道德君子如管仲、晏婴等十万八千里，假使韩非能有幸与那些真正的大臣直接相处可能还会好些，不至于那么偏狭。现在，他的身边，除了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同学，就是冷嘲热讽的街坊，应该说是黑暗一片。每个黑暗的夜晚，他都要把自己白天受到的侮辱重新温习一遍，在痛苦中，他急于成名、急于当官，一旦成名当官就可以一雪这辈子忍受的这些鸟气，这种眼界与心境使他把自己的学说杜撰得更加黑暗。读《韩非子》，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到的苦痛煎熬，能看到他被出人头地、报仇雪恨的欲望灼烧的心灵，他如同高烧的病人，胡话连篇，满纸都是仇恨与怨怼。这种黑暗环境浸泡出的黑暗思想，连史称暴君的秦始皇都承受不了！

秦始皇有很多功绩，杀韩非，也应算是一桩功绩，至少让韩非从痛苦中解脱了，至少表明，始皇帝还有人之为人的基本理性。

始皇帝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焚书坑儒，那是怀有和韩非一样黑暗思想的李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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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智慧初萌的少年时期，诞生了多位思想巨子，毫无疑问，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从现代的观点看来，他们的智慧只是初民社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智慧，虽然有着质朴无伪的力量，有着直觉主义的深刻，但也有初始期的粗糙、偏狭、肤浅、野蛮、残忍，对于先秦诸子，应该阅读、应该理解，但不能过于美化，该批判的地方一定要予以批判。

先秦诸子，对于天道只是提问、未知深浅；对于人道，只是略有感知，未能形成信念。

现代文明对于天道，已有更多的探索，已经知道在人类可知的范围内没有神仙；对于人道，经文艺复兴之后，已建立起以人为本、自我完善的信念。相比之下，先秦诸子思想中的野蛮与血腥就远离人类之道，是人类应该告别的少年期的错误。

韩非，我们先祖中的一位具有典型主义的错误的思想家，应该矗立在那里，提醒我们：黑暗是有尽头的！Ω

高华平 王齐洲 张三夕 译注 《韩非子》 中华出局，2015年1日第二版

中华书局出版的《韩非子》译注，内容全面，通俗易懂，一些生僻字也有单独的注音解释，适合初学者阅读。本文所引述的《韩非子》原文、页码和部分译文都出于此书，另有一部分为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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