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20、韩愈（公元768—824年）

  唐朝儒家的主要代表，道学最早的鼓吹者。字退之，河南河阳[1]人。因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监察御史、阳山令、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和吏部侍郎等职。在政治上属于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反对王伾、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反对柳宗元、刘禹锡所代表的进步思想。

  韩愈拼命鼓吹孔孟的“道统”，把孔孟美化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他所说的“道”，就是“礼乐刑政”、“仁义道德”、“诗、书、易、春秋”[2]等，也就是封建的政治制度、道德秩序和思想教化。这个道，自尧舜至孔丘孟轲，一脉相传，构成了所谓“道统”。韩愈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命，他说“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孟轲死后没有人接传儒家的“道统”了，只是到了他，才把这个濒于灭绝的“道统”继续下来。他妄图以儒家的“道统”来扼杀农民的反抗，凶狠地叫嚷：“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4]。公然认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韩愈还攻击秦始皇等法家人物破坏了“道统”，说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迟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5]等等。韩愈极力反对佛教，还因此一度被贬官，但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孔孟的“道统”，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反动统治。

  韩愈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也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6]性是生来就有的，情是接触事物后产生的。他认为“性之品有三”[7]，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上等性是善的，中等性可善可恶，下等性是恶的。情随着性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情喜怒恰当，中等情有过有不及，下等情喜怒无常。他忠实信奉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认为“上之性”与“下之性”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他还认为上品的善性通过儒家的“圣人”集中地体现出来，并把人类的一切，都归结为儒家“圣人”的发明和教导。说什么只是由于“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8]等等，人类才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相反，“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9]。事实恰恰相反，教员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谓儒家“圣人”，不过是一小撮可耻的寄生虫而已。

  韩愈维护孔孟鼓吹的天命论，宣扬“天人感应”论，他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有功于天的，就会受到赏，有祸于天的，就要受到罚。并认为虫类伤害万物，是万物的仇敌，人比虫类厉害，他祸害元气阴阳，是天地的大敌。因此，能使虫类的滋长减少，就“有功于物”，能使人类的滋长减少，就“有功于天地”，都会受到天的奖赏。韩愈这些反动腐朽观点，当即受到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都是为了批判韩愈的天命论而写的。

  韩愈提出的“道统”论，对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二程说他“晚年作文，所得甚多”[10]，十分推崇他的“道统”论。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方世所共写，天下所共传。”[11]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12]，几乎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但法家王安石则对他采取批判态度，说他自以为得“道统”的真传，一生为“道统”大喊大叫，其实是“可怜无补费精神”[13]，对于社会实际毫无用处。

  韩愈的著作后人编为《韩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等篇，是他的重要哲学论文。

注：

[1] 今河南孟县西。

[2] 《韩昌黎全集·原道》。

[3] 《韩昌黎全集·原道》。

[4] 《韩昌黎全集·原道》。

[5] 《韩昌黎全集·与孟尚书书》。

[6] 《韩昌黎全集·原性》。

[7] 《韩昌黎全集·原性》。

[8] 《韩昌黎全集·原道》。

[9] 《韩昌黎全集·原道》。

[10] 《韩昌黎全集·原道》。朱熹校注。

[11] 《韩昌黎全集·记旧本韩文后》。

[12] 《苏东坡全集·潮州韩文公庙碑》。

[13] 《王临川全集·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