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顾氏集古印谱》刍议

韩天衡

中国的印章艺术始于春秋，盛于秦汉，而式微于魏晋。以今视昔，魏晋之后印起八代之衰的是在明代。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这一衰而复盛的奇特罕见现象的出现，既与印材的由铜玉为石章所替代相关，也跟治印队伍的组成——即由工匠为文人所替代有关，同时，也跟从遗弃传统到重视借鉴传统的风气有关。而每论及到明代印坛对秦汉传统的回归、借鉴方面，我们就不能不提及诞生于明代上海的，由上海人顾从德（汝修）集辑的古铜玉印汇——《顾氏集古印谱》。

印谱的创制，大致可上溯到北宋时期，据笔者所知，即有宋元时代杨克一的《印格》、颜叔夏《古印谱》、姜夔《姜氏集古印谱》、赵子昂《印史》、钱选《钱氏印谱》、吾丘衍《古印式》、吴福孙《古印史》、吴叡《吴孟思印谱》（即后世伪托王厚之(顺伯)的《汉晋印章图谱》）、叶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杨遵《杨氏集古印谱》、朱珪《印文集考》、沈润卿《沈润卿刻谱》、申屠致远《申屠致远集古印章》、陶宗仪《古人印式》、郑烨《汉印式》等十六种。此外，宋王俅《啸堂集古录》内辑入印章三十七方，我们则不以印谱计算了。

统观这些宋元早期印谱，存在着两个问题，一、存印量不多，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典型性。以存印最多的杨遵《杨氏集古印谱》论，也仅存印七百三十一方。二、成谱工艺或手摹笔钩，或枣梨翻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能真实地反映秦汉原印的面目。若明人沈明臣所称：“摹刻俱为失真，刻石则朱白难辨。”可见这些印谱，只是对秦汉玺印轮廓的大致记录，或形近神远，或形失神丧，这类印谱显然是不能起到忠实地保存传统、供人准确地借鉴传统的功能的。

为了弥补这些令人懊恼的缺陷，上海顾汝修（字从德)于明代隆庆壬申（一五七二年）倩歙人王常（延年）编纂的《顾氏集古印谱》,则是迥然不同于先前诸谱的。此谱，第一次创用秦汉玺印实物，以上等朱砂印泥钤盖于越楮上。这一特色，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而在彼时的确是别出心裁的全新的构想、全新的创造。这本印谱的制作，使沉沦了一、二千年的古玺印，第一次再现出应有的本来面目。且此谱汇辑了顾氏之家藏及友好藏印约一千八百方（内玉印一百五十馀方，铜印一千六百馀方），量大质佳，选择亦严格、得体。一编在手，使三代玺印尽活现眼前，有着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所以，无论是从版本学、史学还是从篆刻学的角度讲，《顾氏集古印谱》都具有其重大的意义，对当时及后世都有不可估量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四册，西泠印社藏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五七二年，是中国篆刻史上闪耀着异常光芒的年份。《顾氏集古印谱》的诞生，揭示了扎扎实实地追秦摹汉的新纪元，把先前向假古董、假传统讨好处，转而为向真古董、优秀传统求养料。从借鉴的角度讲，《顾氏集古印谱》是明清流派印章之母，她以其丰裕不绝的乳汁，使彼时与后世的印坛、印人受益无穷。

《顾氏集古印谱》的出现，这件印坛里的大事件，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调动起史无前例的印坛潜能。显然，这是连顾氏本人也意料不到的。这种影响、这种潜能、这种功效，从当时一群孤傲清高的印人谈吐里是可见一斑的。明代著名篆刻家甘旸称：“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印为谱，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指出了此谱开天辟地的贡献。明代著名印学家朱简称：“迨上海顾汝修《集古印谱》行世，则商、周、秦、汉杂宋、元出之，一时翕然向风，名流辈出。”应公正地指出，这部印谱，造就了一代有活力、有成就的印人。的确，一部好的范本，宛如一位好的且是永存的老师，有力地推动了篆刻艺术向高度、深度的健康发展。顾氏印谱出，印人如鱼得水，如鸟得林，彼时印人对它的学习借鉴的热情是十分强烈、十分执着的。试看几个数字：苏宣在《秦汉印范》一谱中，就保留了他临摹的秦汉印九百方。甘旸也将摹刻的一千七百馀方秦汉印辑为一部《集古印正》，赵宧光所摹刻的《秦汉印则》在二千方以上。在顾谱问世到明代末叶的数十年里，这类摹刻秦汉印而汇成的印谱，据笔者所知即有三十部，可见风气之盛。不仅印人热恋于追秦摹汉，即如李流芳、归昌世这些印坛票友也都浸淫于师法秦汉的气氛中，时时相互标榜秦汉，乃至刀石在握，不计朝夕，不知温饱。自《顾氏集古印谱》出，印人学乎其上，高屋建瓴，一扫先前印坛死气沉沉、不伦不类的顽疾，产生出多元的新面。若何震师古妙在得其能，苏宣师古妙在得其豪，朱简师古妙在得其峻，汪关师古妙在得其润。总之，《顾氏集古印谱》的问世、风行，为明清流派印章的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奠定了坚厚的基石。数典不忘其祖，因此，对于编纂这本印谱的顾汝修、王常，他们的丰功伟绩，是值得我们永远地歌颂和纪念的。然而，光芒四射的《顾氏集古印谱》，在其问世之初即产生一些混淆，由混淆而生疑案，以讹传讹，使不少人不知其原委，不明其真伪是非，因此，就有了澄清的必要。

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朱印刻本）六册，西泠印社藏

一、关于《顾氏集古印谱》与《印薮》的问题。我们在明人的史料里，就见到许多把《顾氏集古印谱》与《印薮》混为一谈的论述。这种混淆，是与当时的信息闭塞与原拓本的稀贵有关。明祝世禄题《梁千秋印隽》即称：“《顾氏集古印谱》家摹人范，以汉为师。”深通印学的赵宧光也称：“及顾氏谱流通遐迩，家至户到手一编。”明印人金光先在《复古印选》自序中称：“近世顾汝修家藏玉印一百六十，铜印一千六百，皆秦汉故物，或墨或朱，印而谱之为《印薮》行于世，使人亲见古人精神，实盛事也。”在这些明代学者印人的论述里，皆移花接木。把《印薮》视为《顾氏集古印谱》而大加赞美了。据史料及实物的考订，原拓本《顾氏集古印谱》每部为六卷六册本，亦有六卷四册本，时仅拓二十部。内有隆庆辛未黄姬水序，隆庆壬申沈明臣序。递传四百馀载，今唯有一部足本存世于上海谢家。

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朱印刻本）八册本，豆庐藏

《印薮》一谱则是产生于《顾氏集古印谱》问世后的第三年，即明万历乙亥（一五七五年）。缘起是顾汝修因原拓二十部竞相为好事者购去，“无以广同好”，而着手编纂另一部印谱。《印薮》是以《顾氏集古谱》中玺印，合以先前赵子昂、王顺伯、杨遵、吴叡诸谱中玺印汇拢付梓，故全谱存印达四千馀方。较《顾氏集古印谱》量多逾倍。然而，此谱并非原拓本，而是枣木翻刻，难免鲁鱼莫辨，豕亥模糊了。所以此谱不论是出于何种客观因素，对于《顾氏集古印谱》来说，是一种可悲的倒退，是不足取的。世人艳羡顾氏原谱之盛名，不可得退而求其次，以获得《印薮》自慰。

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朱印刻本）八册本首页，豆庐藏

历史上对于《印薮》的出版量缺乏记载，但确实是异常地多，从上述“流通遐迩，家至户到手一编”的普及程度里，从现在我们犹能见到的，如朱印、墨印、蓝印、朱墨相间等众多不同印色和不同版本里，可见其流布之广，难怪一些印人误把《印薮》充作《顾氏集古印谱》学习借鉴了。这种把秃头当佛祖盲目的顶礼膜拜，师而法之，不能不说是一种灾难，也必然会产生出许多弊病。对于这种状况，先前为《印薮》一谱定名并撰序的王穉登即已指出：“《印薮》未出，而刻者拘今，《印薮》既出，而刻者泥古。”清醒的印人甘旸更是针砭到《印薮》的要害，他说：“秦、汉以采印章，已不无剥蚀，而奈何以木梓也？况摹拟之士，翻讹叠出。古法岂不澌灭无遗哉。此不佞所深叹息者也。”以明末印坛状况考察，可以发现，以《顾氏集古印谱》为范本者，多渊源自在，入规中矩，成绩可人。而以《印薮》为范本者，多气格低下，无源无本。诚然，再优秀的传统也只是打基础、供借鉴、待发扬，故食古不化与善变擅化者其成果也是有别的。这些事实，也实堪我辈深思明察。

二、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六册本及二十册本的问题。在罗福颐先生所著《印谱考》一书中，提到《顾氏集古印谱》二十册本，并谓“此谱作于隆庆六年，未见传本，《印薮》及张氏《考古正文印薮》、《甘氏印范》均录其序”，并引《考古正文印薮》注云：“此谱作于次年之冬，真伪相半，世亦难再睹矣。”按：《顾氏集古印谱》在明末已极罕见，一些饱学之士也有“今不传矣”的感叹。这在上述所引的一些印人、文士视《印薮》为《顾氏集古印谱》的混乱概念中已见一斑。据载，顾氏原拓本在清道光间已稀若凤毛，张叔未以博闻名世，称一生仅见两部足本及两部不全本。嗜古富蓄的瞿中溶亦称平生所见二本，一为同里故家所藏，一即叔未之本，并点出张叔未本也是不全本。可见，彼时天下足本也仅两部而已，且吴康甫藏本为二公所兼见。在清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年，褚德彝曾得古印谱四册，然不明其来历，后见明万历戊申（一六○八）年罗王常编《秦汉即统》，则以此为其选本。直到一九二七年永嘉方介堪先生携谢磊明先生藏吴康甫足本出示；褚方始知手头四册古印谱为顾氏原谱。由这一曲折的认识过程，可知顾谱对于世人的陌生程度。而今秘藏于上海谢氏的《顾氏集古印谱》足本六册，乃是天下无二的孤本了。此谱无论藏于公私，都应当引起印坛及文管部门的瞩目和重视。

顾从德《集古印谱》墨色十二册本，翁同龢跋，上海图书馆藏

按，谢藏《顾氏集古印谱》，六册六卷，黄纸，黑格，原印朱拓，谱首有黄姬水序一则，印以秦汉官私印分列，按照四声的顺序分类排列，册首钤有每本“白金十两”木戳一，笔者平素对印谱之学稍有留意，曾先后读到《顾氏集古印谱》散本十馀册，然皆未得见首卷本。一九八四年中，偶见友人秘藏四册不全本，其中首卷赫然在焉。以之较谢氏藏本，在黄姬水序后，多沈明臣序一则，沈序作于次年夏。特别要指出，此序在移入《印薮》及明代其他印谱时，文字作了删节，如原序文“然古无印谱，谱自宋王厚之顺伯始”一段，被改为“然古无印谱，有印谱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今不传，而后王厚之顺伯亦谱之。”又原序文“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句被删去。另以沈序较之黄序，在论及顾氏家世时，黄序仅提及“汝由光禄、汝修鸿胪、汝和廷评”，而沈序提及人名为“光禄君汝由、鸿胪君汝修、大理君汝和、光禄子天锡”。我以为第一条的添改是为了适应明末舆论界盛传世有《宣和印谱》的无稽宣传。第二条的删去，则是为在政治上回避麻烦，因为主持《顾氏集古印谱》的王常，其本名罗南斗，为严嵩党羽罗龙文之子，事发，其父与严世藩同弃于市，故王常为出亡隐姓埋名之士。第三条增入“光禄子天赐”，乃是把顾氏内部的关系理顺。此外，阅读黄、沈两序，沈序确也是对黄序的补充和发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沈序在顾氏原谱中的存在，相反倒是要反思谢藏顾谱，何以会少去沈氏一序？另以印章、泥色、版本相校，谢藏本与存沈序本为同一原拓版本，从而推翻了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薮》注中称“真伪相半”的捕风捉影之说；也可以冰释罗福颐先生对《顾氏集古印谱》二十册本“未见”的疑惑，因为历史上本没有过这一版本的存在。由此出发，对顾谱成书的年份，也以定于隆庆壬申（一五七二）年为妥。

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卷一首页，原唐长茂藏

上海《顾氏集古印谱》问世到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作为印谱实物，它已所存无几，而作为它的影响，却是越久远而越显示出它的意义和光华的。作为一个印人，我以为对仅存的一部上海谢氏秘藏的《顾氏集古印谱》，政府、社会都应当重视它的存在和保管，倘能据以精印出版，则是嘉惠印林，功德无量的好事。

原文刊载于《书法研究》1990年第4期（第42辑）

扩展阅读

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

四种流传状况简述

张炜羽

明代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仅二十部，经四百多年的兵燹人祸，流传至今已稀如星凤。经笔者收集相关资料，有文献记载或印谱实物的存六册全本一种，残本三种，分别是：

1、温州著名收藏家谢磊明春草庐所珍秘的顾氏《集古印谱》六册全帙，原为钱谦益（牧斋）弟子冯班（定远）收藏，嗣归桐城篆刻家吴廷康（康甫），有张廷济于道光十二年（1832）题跋，递藏有绪。1926年春，谢磊明将该谱付托方介堪，携至沪上，延请吴昌硕、郑孝胥、罗振玉、王福厂、褚德彝、吴湖帆等二十余位名家题跋。抗战后一度珍藏于方节盦的宣和印社，至今应仍在谢氏后人处。

2、日本横田実藏五册本（图一），缺卷四。

图一 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五册本首页，日本横田実藏

3、原张鲁盦收藏的西泠印社四册本（图二），缺卷一、卷六。有褚德彝、张鲁盦题跋。

图二 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四册，西泠印社藏

4、原著名藏书家秦更年于1926年购藏的四册本，缺卷二、卷六。秦氏在《顾氏集古印谱跋》中称：“此本存卷一官印，卷三私印下平声，卷四上声，卷五去声，凡四册，缺卷二私印上平声，卷六入声二册。又卷三、四、五各缺首页一纸，盖以每卷有《集古印谱》卷△字，故撤去，以充全帙，此估人之愚也。”

另韩天衡先生曾见上海唐氏藏本，首卷犹存，抑或即为秦氏旧藏本，惜目前无从考证。香江林章松先生松荫轩藏有原钤本卷四一册，也为失群遗珠者。

-本文来源：韩天衡美术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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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TIANHENG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坐落于拥有800年文脉积淀的嘉定古城，是嘉定区“十二五”期间由政府投资新建的地标性公共文化设施，于2013年10月24日开馆。著名艺术家韩天衡先生携家人向国家捐赠珍贵文物、艺术品及个人作品共计1136件（其中韩天衡书画印作品计268件），成为永久馆藏。馆内 设有常年展示厅4个（韩天衡艺术足迹馆、韩天衡书画印作品陈列馆、中国历代书画陈列馆、历代印章及文房雅玩陈列馆）、临时展览厅2个。美术馆总面积达1400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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