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韩两国将迎来建交25周年纪念日，时值这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因“萨德”问题而陷入僵局之际，也是我们编著的《列国志 韩国》第三版即将付印之日。我们不禁要认真审视一下，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韩关系何去何从？

韩国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小国”，主要原因是地处大国“环伺”的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域外大国美国的影响。韩国自身也经常强调自身的“三明治”夹心困境。

事实上，韩国并不“小”，从发展的角度讲，韩国堪称发展中国家“励志”的典型。韩国经济自1962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战争的废墟上开始起飞后，有过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韩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发展型政权”的带领下稳步推进。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韩国加入了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重整旗鼓再出发。2015年8月，时任总统朴槿惠在光复70周年讲话时提到，“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只有六个，我确信，在不久的将来，韩国将成为‘5030俱乐部’的第七个成员国”（“5030俱乐部”成员，就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其实就是G7成员国中除去了人口只有3500万的加拿大）。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梦想并不遥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6年韩国经济规模1.4万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人口5000万，名义人均GDP2.8万美元。预计到2017年，韩国的名义人均GDP将达到2.98万美元。到2018年，韩国将实现迈入“5030俱乐部”的目标。从一贫如洗的农业国，转变为以电子、汽车、钢铁、化工等为支柱的工业化国家，韩国实现了在国际社会结构中的阶层跃升，国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韩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基本稳固。1987年，在民众抗争的巨大压力下，韩国修改了宪法，重新确立了总统直选制。在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韩国的民主进程算是相对成功的。三十年以来，韩国经历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三次和平的政权交替。2004年3月时任总统卢武铉、2016年12月时任总统朴槿惠，均遭到国会弹劾，韩国国内政治出现了剧烈动荡。然而，即便是在如此政治真空的状态下，韩国人几乎不担心在政治上再次出现军人干政、发动军事政变的情况。

从外交上来看，主要还是希望继续依赖韩美同盟来实现国家安全。自1945年朝鲜半岛被南北分区占领、南部被结合进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以来，特别是在经历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之后，韩国一直是在韩美同盟的羽翼下维持着国家的生存，韩国军队的指挥权自朝鲜战争以来长期掌控在美军手中。当前，尽管韩国军队已将平时指挥权收回，但是韩国保守派一直在拖延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文在寅新政府强调要加强自主国防，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提升对朝鲜的谈判能力，赢得半岛事务的主导权。

韩国在1992年与中国建交，卢泰愚政府的一个重大决策，让韩国受益了二十多年，并有可能继续受益。在笔者看来，在保持既有韩美同盟的前提下发展韩中关系，极大地增进了韩国的国家利益。韩国较为迅速地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与中韩经济互惠关系密不可分。韩国适时地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分享到了可观的发展红利。

当前，中韩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教授指出，中韩关系处于“战”与“和”、“离”与“合”的十字路口。“萨德”问题之所以令中韩关系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韩国在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选择强化韩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韩中关系、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为代价，中国必然会做出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应对。对韩国来说，在“萨德”问题上的大动作，牺牲了韩中关系、韩俄关系。这样决定国运的重大决策，对韩国的国家利益到底有没有增进，需要的是深思熟虑，而不是情绪化的决策。

在韩国保守派看来，离开了韩美同盟，韩国没有安全可言，即便“萨德”对保护韩国的军事有效性微乎其微，韩国也还是要选择韩美同盟、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所以，尽管韩国力图在中美日俄等大国之间寻求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但是，与安全相比，经济毕竟是重要性和优先性较低的议题。当前，在半岛南北紧张并可能深陷新冷战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韩国来说，并不具备要求韩国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的吸引力。意识到这一点，在中短期内，在全球权力转移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中国不应该对中韩关系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政治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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