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书》杂志牵头举办了韦伯研究座谈会后，一度在国内学界掀起“韦伯热”。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和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分别推出了韦伯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译本，使得这部现代经典在学界广为流传、炙手可热。它成为中国学人管窥“西方”之堂奥的一条重要门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初版扉页

的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单篇论文的身量，与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鸿篇巨著并列为最具影响力的西方社会科学经典，堪称社会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术奇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张若虚名诗《春江花月夜》所获的那句“盖全唐”之美誉。可以说，韦伯这篇名文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孤篇横绝”之作。其立论之新颖、运思之精深、钩沉之巧妙，都令其读者深为所动。无论是其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会被它深深吸引。

2024年是韦伯诞辰160周年，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120周年。有必要追问的是：今天这部西方经典对我们还有启示意义吗？

《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细密、深入的导读，以清晰的脉络还原“韦伯命题”的思想理路，并揭示这部西方经典的丰富启示意义。

本书上编是在2019年以来我为重庆大学博雅学院的低年级本科生和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导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博雅学院教学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经典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我在这门课上安排的重点研读文本之一。这使我有机会认真地重读了这部学术经典，并在课堂上做比较细致深入的导读。2020 年春季，由于疫情原因改为线上教学，我又为高研院“政治、经济、法律” 专业的研究生新生导读了这部作品，进一步充实了内容。

《理性的反讽》作者李放春

由于主要面向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初学者，我在导读时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使文义变得通俗易懂。整理讲稿的时候，尽可能保留了课堂氛围与导读口吻。

与此同时，我也尽可能地把授课内容背后的学术依据通过脚注的形式提供给有兴趣进一步深研的读者。对于初入门的读者而言，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隔膜，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难度。我在导读和注释中尽可能地提供了相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知识，以助读者理解文本。

此外，讲稿中关于一些关键术语的译法（特别是帕森斯英译导致的问题）商榷，除了相关研究文献外，我尽可能对照了德文《韦伯全集》中收录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注疏版（MWGI/18）。讲稿中恕不逐一注明页码。

这样的经典教学对我来说可算是一次“圆梦之旅”。它让我有机会重温学生时代的求知之乐，并在课堂上与新一代的求知者们分享、交流。

但是，我绝不敢冒称韦伯研究专家。与我求学的时代不同，能够娴熟地阅读德文原著并利用德语二手文献已成为今天从事韦伯研究的基本要求。我不通德语，教学与研究主要只能依靠英语文献，这是局限所在。不过，韦伯当年完全不懂中文，却敢于去研究中国文明，并写出了《儒教与道教》这样伟大的传世作品。我和学生们说，敢给大家开这门课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这种探究勇气的激励。

我也绝不敢冒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专家。实际上，这部作品的深入研读需要大量英美早期现代史的知识，单是这一点，我就不具备。如果是一位英美史专家来解读这部作品，相信肯定会呈现别样的知识风景。不过，带着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体验，我自信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通过自己的导读方式，我希望能有效拉近这部作品与中国读者之间的距离。

《理性的反讽》

下编收录的则是我在不同时期完成的两篇相关研究论文。第一篇是二十多年前我在燕园求学时完成的读书报告，曾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这篇文章的基本设定是韦伯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话，大体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认识水平。

受当时学术潮流的影响，我在本科期间研读过青年马克思的一些著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犹太人问题》等），并在文中有所运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反思现代化理论，并引入现代性问题。受此影响，我尝试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另外，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港台文献阅览室可以看到最新出版的港台学术文献，我在那里读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选自《经济与社会》）、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台译雅思培）的《论韦伯》等，受益匪浅。

不过，对我启发最大的则是美国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在其名著《社会学邀请》（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1963）中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彩点评。他促使我意识到韦伯的历史叙事中隐含的“反讽”意味。二十多年后，我的基本看法仍然如此。

韦伯的思想深受马克思与尼采两位巨人的影响，如今已众所周知了。我在本科阶段曾关注过韦伯与尼采的思想关联，并一度考虑以此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然而，这个计划却迟迟未能如愿以偿。直到2018年秋季，我在为重庆大学高研院博士生开设的研讨课上导读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稿《惩罚的社会》（La Société punitive: Cours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2–1973）时，萌生了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精神”史考察与尼采提出的谱系学方法联系起来的想法。于是，多年前的研究兴趣重新被激活了。

后续在查找研究文献时，我发现匈牙利裔社会学家绍科尔采伊（Arpad Szakolczai）在《韦伯与福柯》（Max Weber and Michel Foucault，1998）一书中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已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

2019年秋季，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交流。驻访期间，我在文研院的内部交流会上汇报了初步想法。随后，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又静心研读了尼采的一些著作，形成更加具体的理路。

2020年春季，适逢韦伯逝世一百周年，我完成了关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尼采谱系学的传承、改造与化用的研究论文，并先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主题为“韦伯：现代政治与文明危机”的政治思想史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与《社会》编辑部合作举办的主题为“百年韦伯”的社会理论工作坊上宣读。次年，拙文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

两篇论文前后间隔二十余年，但在问题意识上则有其内在的连贯性。它们关注的不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的实质问题，而是他在其历史考察中展示的技艺、运用的方法、采用的策略及其背后的历史意识。换句话说，我想探问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项经典研究之“妙”究竟在何处。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仅仅停留在“反讽”意象上是不够的，还要深入挖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隐而不彰的“历史方法”。我的初步答案就是韦伯传承自尼采的“道德谱系学”。这些探讨比较深入，在讲稿中基本没有涉及。因此，此番收录作为本书的下编。

* 上文选摘自《理性的反讽》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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