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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正传》被认为是鲁迅最重要的小说。如果选鲁迅代表作只能选一篇的话，多数人会选它。这主要是因它塑造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堪称与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相媲美的世界级文学典型。说到阿Q形象的典型性，还有一段趣话：当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连载时，许多读者栗栗危惧，担心小说骂到自己头上。他们于是猜测这署名“巴人”的作者究竟是谁。等到打听出作者原来是教育部的周树人，才知原来与之素不相识，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自己。

　　西方文学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古典小说有“说不尽的《红楼梦》”，中国现代文学则有“说不尽的阿Q”。阿Q之所以“说不尽”，是因他的性格内涵丰富，概括了人类共有的某些弱点，而且从不同角度能看到不同图景，不断给人新的启示。

　　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精神胜利法”。对这“精神胜利法”，鲁迅当然是持批判态度，是“怒其不争”，因为它阻碍被压抑、被欺辱的人奋起抗争，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在其散文、杂文中，鲁迅更直接地主张“睁了眼看”，反对麻醉人的“大团圆”思维。这对于改造国民精神而言，确实切中肯綮。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图强，必须发奋。因而，批判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论著很多。不过，也不断有为“精神胜利法”辩护者，理由是当一个弱者根本无力、无法改变现状，抗争只是以卵击石时，这种思维也可调节心理、减轻痛苦，使人不至崩溃。日常生活中当人丢失钱财时，每以“破财免灾”自慰，而不去想“破财”本身即是“灾”，或不“破财”也未必就有“灾”；打破碗碟，还说“碎碎平安”。

　　如果就阿Q论阿Q，我们则可换一种思维：如果他不“精神胜利”，遇辱即抗即争，将会怎样：

　　1)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并打他嘴巴。阿Q一怒之下回了赵太爷一嘴巴，据理力争，坚称自己确实姓赵。赵太爷马上喊来家人以及地保，将他痛打一顿并扭送官府。官府认为阿Q毫无根据地与赵太爷攀亲并辱没其门风在先，赵太爷打他时他防卫过当，将他拘禁一段时间后赶出未庄。赵太爷家则被罚款。

　　2)在戏台下被地痞们抢走洋钱后，阿Q回到土谷祠，气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去官府报案。官府表示查无实据，不予立案。阿Q为此大病一场，原先积攒的一点工钱全买药了，还欠下债。

　　3)王胡打了阿Q后，阿Q怀恨在心，不知从哪弄到一把刀子，要找王胡拼命。他刺伤王胡，被官府逮捕；或不敌王胡，又被痛打一顿，双方就此结下死仇。

　　4)假洋鬼子打了阿Q后，阿Q去告假洋鬼子侵犯自己人权，假洋鬼子反诉阿Q对自己进行人格侮辱在先，证人有王胡、小D和小尼姑。结果阿Q败诉……

　　阿Q也不是不曾想到于“精神胜利”之外，以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关键是没有外力帮助，条件不具备。而当机会到来，“革命”发生时，他就决心参加“革命”。鲁迅在谈及阿Q是否会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阿Q正传〉的成因》)

　　问题是，阿Q所理解的“革命”、所要进行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一段专论阿Q的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大家注意，作为杰出的政治革命家，毛泽东其实早就看出了阿Q“革命”的实质。这一点，并不亚于鲁迅。所以，说鲁迅和毛泽东是最懂中国农民的两个人，这话没错。鲁迅与毛泽东的区别在于，如何对待阿Q的“革命”。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持支持态度，因为他看出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中国的政治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依靠农民、发动农民参加进来。鲁迅则从思想革命角度，看到阿Q式“革命”的负面：阿Q“革命”如果成功了，他会是另一位“赵太爷”，而且比赵太爷还赵太爷；那时，赵太爷不仅不配姓赵，连命也难保！

　　且看阿Q的“革命狂想图”：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他不只是想趁机拿点东西，他还要强抢民女，他还要大开杀戒！他不仅要杀尽原先有钱有势的人，以及打过他的流浪汉王胡，连本和他同病相怜，甚至比他更弱势的小D也要遭殃。然后就是抢女人，想谁就是谁。阿Q的“革命”就是“翻身”，而这“翻身”不是指彻底改变人压迫人的不平等制度，不是要尊重所有人的人权，而是“翻鏊子”，是主奴角色互换。

　　阿Q的“革命”究竟算不算革命，取决于对“革命”内涵的不同理解。如果将“革命”仅仅理解为暴力推翻现政权，实现改朝换代，那么他就算。如果将“革命”理解为彻底改变旧制度，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人格平等，让所有人的人权都得到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那么阿Q的“革命”就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实际上，一个连城里对凳子的称呼、做鱼的方法不同于乡下都看不惯，满脑子都是旧观念、旧意识的人，是不会懂得真正的革命的。比较而言，那位曾出过国留过洋的“假洋鬼子”，倒是离革命更近。事实上，鲁迅本人从日本刚回国时，因脑后没有了辫子，也曾被阿Q一类人骂过“假洋鬼子”。不过，这篇小说中的钱家少爷在国外并未接受新思想，所以剪了辫子后回到国内又装上一条假辫，革命发生时他只和赵秀才一起去尼姑庵砸了龙牌，并顺走了宣德炉。关键是他是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彻底变更现秩序：如果阿Q、王胡、小D们和他平等了，他就没有了优越感，而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对他来说，保持现状最好，不得已时挂个新招牌、换个名目，表示一下“咸与维新”就行。

　　中国的制度文明之所以发展缓慢，关键就在于许多人只从自己或自己团体利益出发，而不想彻底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框架。他们或者原先也主张改革或革命，而在自己得到利益之后，就希望尽量维持现状，反对改革，更恐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