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的难民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涌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令这些国家应接不暇，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媒体网络反复报道妇女和儿童在地中海不幸溺亡的事件。

然而抵达欧洲的难民给当地带来的困难掩盖了非洲国家应对难民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当欧洲国家力图限制“经济”难民（非“寻求庇护者”）进入本国时，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却正在接收来自邻国的数十万难民。

据联合国统计，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非洲）目前收容的难民最多，其数量占世界难民人口的80%。发展中国家收容的难民给当地社区的供水和医疗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称，当今世界面临着史上最严重的流离失所情况，由于战争、国内冲突、旱灾或贫穷，被迫离开家园的流离失所者达到史无前例的6530万人。其中，有2130万为难民，其半数以上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余的则为经济移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

由于冲突或迫害，每天有3.4万人被迫流离失所。目前全世界还有1000万无国籍人，他们无法获得国籍，也无法获得教育、医疗、就业和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

埃塞俄比亚的开放政策

埃塞俄比亚接收了近74万难民，其中大多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苏丹和南苏丹，是接纳难民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坚持开放政策，接纳难民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和保护。

在中非共和国，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在尼日利亚，有200多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包括自2014年以来逃离博科哈拉姆武装组织暴力的187万人。大约有195350人到邻国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寻求避难。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Filippo Grandi)表示：“难民有技术、有想法、有希望、有梦想……他们坚强、有韧性、有创造力，机会来临时，他们会利用活力和动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埃塞俄比亚冈贝拉地区的库勒难民营，来自南苏丹的13岁难民尼亚胡克•列(Nyahok Reath)告诉《非洲振兴》的记者，她的国家2011年赢得独立，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这里的生活一直都还不错，直到2013年12月冲突再次出现。然后她和家人带着一点食物艰难跋涉了一周后，抵达了埃塞俄比亚。

“在南苏丹，我们能吃饱饭，上好学校，还养了很多牛。可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就不得不抛下这一切逃走，”她伤心地说，“而作为难民，我们在这里靠做些园艺活来赚点钱，但有时吃的还是个问题，甚至有时我打赤脚去上学。”埃塞俄比亚政府、难民署及其合作伙伴在援助南苏丹难民。

这个年轻的女孩曾看到联合国救援飞机从南苏丹老家附近的机场起飞，所以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我想去世界各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们。”尼亚胡克这样说道。她现在在难民营小学上七年级。由于学校没有10、11和12年级，尼亚胡克毕业的机会十分渺茫。自7月战火重燃以来，逃往东非的南苏丹难民已超过100万。

随着难民局势不断恶化，难民署负责保护事务的助理高级专员沃尔克•特克(Volker Türk)于10月呼吁全球加倍努力保护难民。

“当今世界面临的恶魔无疑是肆虐的冲突、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所带来的恐怖，年复一年，人们被迫在国内外四处逃亡。”特克先生在10月份于日内瓦召开的难民署年度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这样说道。执行委员会由98个国家组成。

乌干达的最佳政策

特克先生赞扬了继续开放边界、为难民提供机会的国家。他提到乌干达为应对南苏丹难民涌入所采取的“慷慨的难民法律和政策体系”，称赞该国为值得效仿的榜样。乌干达给予难民行动自由、就业机会和用于建造新房或耕种的土地。

世界银行、难民研究中心（隶属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被迫移民的原因及后果）和其他组织赞扬了乌干达的难民政策。来自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等邻国的50多万难民已经在乌干达定居。

人道主义活动者一致认为当今挑战相互交织且非常复杂，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城市化、水资源短缺以及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加剧了冲突。

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员格兰迪在10月份于日内瓦举行的难民署年度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人口流动的速度更快、距离更远、原因更加复杂。”

“难民已被剥夺了家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但不能剥夺他们的未来。”他们面临着基本的生存难题。难民抵达一个新国家时，通常需要立即得到住所、食物、水、医疗和安全保障。

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高级别峰会，专门讨论如何解决大量难民和移民的人道主义需求。会员国通过了一项协议，承诺为难民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改善流离失所成年人的工作环境，消除当地人的仇外心理。

潘基文称《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代表着“世界解决人口流动问题的集体努力实现了一次突破”。

会员国在宣言中还承诺“扩大第三国接纳或重新安置难民的合法途径的数目和范围”，帮助难民更自由地流动，而不是让他们困在首次入境的国家。经过讨论，在发达国家安置世界难民10%的承诺未在《纽约宣言》中列出。

与此同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德国、约旦、墨西哥及瑞典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共同出席了难民问题领导人峰会。作为在峰会上发言的前提，各国领导人需作出新的承诺，例如给予更多支持、接纳新的难民或向难民收容国提供援助。

奥巴马总统将难民危机称为“对人类的共同考验”，并补充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战争、种族冲突还是迫害，难民的产生都意味着更大的失败。”

虽然领导人峰会重点关注难民而非移民，但联合国大会难民和移民问题高级别会议则同时关注难民和移民这两大人口流动问题；这两个会议相得益彰。然而，批评者认为，对于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和逃亡的不安定根源，出席联合国峰会的领导人却几乎没有花时间讨论。

许多人希望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前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更加关注难民的困境，从而带来更积极的干预。

“在难民署供职的10年里，古特雷斯先生处理了一些这个时代最大的难民危机。”格兰迪先生认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持续不断地支持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在当地和最高政治级别上捍卫他们的权利。”

尽管难民署为了应对过去五年的危机大幅增加了年度预算，但格兰迪先生表示目前2016年可用资金只有37.6亿美元，仅为所需资金总额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