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

你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马尔克斯：

通过画画。在学会读和写之前，我在学校和家里经常画连环画。后来在波哥大的大学里，朋友们引导我去读当代作家。有个晚上，一个朋友借给我卡夫卡写的《变形记》，开头那一句差点让我从床上跌下来。我不知道有人可以这么写东西。于是我立马开始写短篇小说。小说发表在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增刊上，有人便告诉我说，它受了乔伊斯的影响。其实那时从来没有读过乔伊斯，于是我开始读《尤利西斯》。我确实是学到了非常有用的某种东西——内心独白的技巧。后来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发现了这种东西，我喜欢她使用它的那种方式更胜于乔伊斯。

童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

童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

■《巴黎评论》：

能说说早年对你有影响的人的名字吗？

■马尔克斯：

迷惘一代”的美国作家。我认识到他们的文学有一种与生活的联系，而我的短篇小说是没有的。

大约是1950年或1951年，我妈妈要我陪她去阿拉卡塔卡，我的出生地，我在那个房子里度过了最初的几年。这会儿我22岁了，从8岁离开之后从未去过那里。我十分震惊，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可我觉得我其实并非是在看见这座村子，而是在体验它，就好像我是在阅读它。这就好像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已经是被写出来了，而我所要做的只是坐下来，把已经在那里的、我正在阅读的东西抄下来。

我不太肯定我是否已经读过福克纳，但我现在知道，只有福克纳的那种技巧才有可能把我所看见的写下来。旅行回来我写了《枯枝败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去阿拉卡塔卡的那次旅行，在我身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认识到我童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而我只是到了现在才有所欣赏……1967年，我已经写了8本书中的五本之后，我才拿到我的第一笔版税。

■《巴黎评论》：

在写了《枯枝败叶》之后，在能够写《百年孤独》之前，你经历了风格的摸索，你会如何描述这个过程？

■马尔克斯：

写了《枯枝败叶》之后，我发现，写那个村子和我的童年其实是一种逃避，逃避我不得不要面对的、要去写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实。我一直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沟壑。我写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魔幻的村子。这是一种新闻式的文学。

可是当我写完了《恶时辰》，我发现我所有的观点又都是错误的。我终于领悟到，我关于童年的写作事实上比我所认为的要更加富于政治性，与我的国家有着更多的关系。《恶时辰》之后，有五年时间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对我一直想要做的东西我有了想法，但是缺了点什么，而我拿不准那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那种正确的调子—— 我最终用在《百年孤独》中的那种调子。它基于我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是奇幻的，但是她用十足的自然性来讲述。当我最终找到我得要用的那种调子，我坐了下来，一坐坐了18个月，而且每天都工作。

《百年孤独》威胁我的孤独

《百年孤独》威胁我的孤独

■《巴黎评论》：

《百年孤独》中的香蕉热，它有多少成分是基于联合果品公司的所作所为？

■马尔克斯：

香蕉热是密切地以现实为模本的。当然了，有些事情上面我使用了文学的把戏，而它们还未得到历史的证明。例如，广场上的大屠杀是完全真实的，但我在以证词和文件为依据写作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被杀死。我用的数字是三千，那显然是夸张的。但我儿时的一个记忆是目睹一辆很长很长的火车离开种植园，据说是满载着香蕉。可能有三千死者在里面，最终被倾倒在大海里。

真正让人惊讶的是，现在他们在国会和报纸上非常自然地谈及“三千死者”。我疑心我们全部的历史有一半是以这种方式制成的。在《家长的没落》中，那位独裁者说，要是现在不真实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真实的。迟早都会这样，人们相信作家胜于相信政府。

■《巴黎评论》：

这使得作家非常有权力，是不是这样？

■马尔克斯：

是这样，而且我也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了。它给了我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真正想要写的是一篇新闻作品，完全的真实和实在，但是它听起来就像《百年孤独》一样奇幻。我活得越久，过去的事情记得越多，我越会认为，文学和新闻是密切相关的。麻烦在于，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写奇幻小说的作家，而实际上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写的是我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巴黎评论》：

你经常使用孤独的权力这个主题。

■马尔克斯：

你越是拥有权力，你就越是难以知道谁在对你撒谎而谁没有撒谎。当你到达绝对的权力，你和现实就没有了联系，而这是孤独所能有的最坏的种类。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一个独裁者，被利益和人们所包围，那些人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他与现实隔绝；一切都是在齐心协力地孤立他。

■《巴黎评论》：

如何看待作家的孤独呢？它有区别吗？

■马尔克斯：

它和权力的孤独大为相关。作家描绘现实的非常企图，经常导致他用扭曲的观点去看待它。为了试图将现实变形，他会最终丧失与它的接触，在一座象牙塔里，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对此，新闻工作是一种非常好的防范。这便是我一直想要不停地做新闻工作的原因，因为它让我保持与真实世界的接触，尤其是政治性的新闻工作和政治。

《百年孤独》之后威胁我的孤独，不是作家的那种孤独，它是名声的孤独，它与权力的孤独更为类似。

■《巴黎评论》：

为什么你认为名气对作家是这么有破坏性的呢？

■马尔克斯：

主要是因为它侵害你的私生活。它拿走你和朋友共度的时间，你可以工作的时间。它会让你与真实世界隔离。拿我来说吧，名声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可以把它用于政治。否则那是太不舒服了。问题在于，你一天24小时都有名，而你又不能说“好吧，到了明天再有名吧”，或是摁一下按钮说“这会儿我不想有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