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1115-1234年，高103厘米

这尊真人大小的塑像为陶胎上敷三彩釉，表现的是佛陀的弟子之一。他身穿袈裟，双手结禅定印，静坐在岩石形态的底座上。底座与罗汉像是可以分离的。

至今为止，同类型的罗汉像，可查存世的共有有十尊。其中九尊分別收藏在加拿大，美国，俄罗斯，法国以及英国的公共博物馆里，还有一尊收藏于日本的私人博物馆中。波士顿，多伦多以及日本长野县轻井泽所藏的罗汉像头部为复制品，而俄罗斯所藏罗汉像的双臂已失，仅有头部和少量躯干部分保存了下来。普遍认为，这些罗汉像是1912年在河北省北部易县的山洞里发现的。

约公元851-900年，绢本设色，80.5*53.8厘米

这幅珍贵的唐代绢画描绘菩萨引领一信女前往往生极乐世界，画面左上方的红色云层里可见净土的宫殿。右上方的榜题框中有“引路菩”三字。引路菩萨信仰在唐代开始流行，在敦煌藏经洞便曾发现数幅此题材的绘画，但这幅是唯一带有题字标明内容的例子。

画中菩萨为男性形象，袒露胸膛，手持柄香炉和垂挂幡的莲花枝。他身穿色彩缤纷的天衣和璎珞，造型华丽。画者又把菩萨身后的亡者比例大量缩小，加强了菩萨的庄严和伟大。亡者外形雍容大气，一身典型盛唐时期流行的妇女装束。虽然无法得知亡者的身份，但是她无疑代表了当时社会某一阶层的女性佛教供养人。

此画来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大英博物馆有240多幅藏经洞绢本和纸本绘画，另有纺织品和小量版画，创作年代为7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早期之间。

明宣德年间，约1426-35年，金属珐琅瓷釉，高62厘米，肚径55.9厘米

此罐丰肩收腹，配有圆纽卷沿盖、色调浓郁对比强烈，具有明早期掐丝珐琅的典型特点。龙身为大面积的黄彩，呈轮状五爪张弛有力，红焰绿发，须发前冲，体现标准明代龙型。颈部有镀金“大宝宣德年制”，“御用监造”双款，其足底亦阴刻有相同的款文，这种作法在珐琅器中是绝无仅有的。

传作者顾恺之，约5-7世纪，绢本设色，手卷，镶板装裱，24.37*343.75厘米

《女史箴图》为大英博物馆最著名的中国书画藏品。此画根据晋代诗人张华于公元292年写的《女史箴》所绘，用历代贤妃的故事来告诫宫廷妇女需遵守妇德。内容由右至左展开，画心有九段单景式构图，原文题在每一段图像的右侧。《女史箴图》的开端原应另有三段图文，以及第四段题字，但在乾隆时期已不存。

顾恺之画《女史箴图》的文献记录最早出现在宋代。顾恺之（约公元345年-406年），今江苏无锡人，曾为东晋散骑常侍，现传作品为后世摹本。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带有显著的六朝遗风，很可能来自5-7世纪，是难得的早期绢本画作。

《女史箴图》有大量题字和印章，部分印章真伪尚有争议，画心左下方的“顾恺之画” 落款疑为后人添加。拖尾部分有瘦金体楷书，现时学者认为是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的书法，而且应该是晚明时期才跟画心装裱在一起的。拖尾另有乾隆御笔题跋和画兰图，以及明代收藏家项元汴的题字。

乾隆时期，《女史箴图》成为清宫收藏，被存放在紫禁城建福宫静怡轩中。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进京期间，作品流散宫外。1903年大英博物馆从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手上购得此画。

公元前十一世纪晚期，青铜

这组精美的祭祀青铜器包含一张器桌和十三件酒器（具体为柉禁、鼎卣一、鼎卣二、鼎尊、父乙盉、妣己觚、子扫帚斝、父乙觯、牺形爵、祖癸角、父甲觯、雷纹觯、亚形妣己觯和铜斗。除柉禁、雷纹觯和铜斗之外，其余11件均带有铭文。）

不朽的设计、复杂的铜面装饰和精妙的浇铸工艺见证了当时成熟的艺术风格和先进的工艺技术。这组青铜器在二十世纪早期于陕西省一座西周贵族古墓中出土，随后被清朝大臣、著名古玩家端方所收藏，其后人又将这组作品卖给大都会博物馆。

公元前三世纪，玉（软玉），高7.9 厘米

这件藏品是中国早期玉雕作品中的优秀典范。它取瘦龙为形，弯曲的龙身优雅地盘成环形。刻在龙体上深深的凹槽让玉环看似绞绳，也增强了力量感。张嘴弯身的盘旋龙纹是东周晚期常见的装饰纹样。

西汉，公元前二世纪，彩陶，高53.3 厘米

这件陶俑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雕塑作品中的精华之作，从中可见艺术家以静态物体传达运动感所取得的成就。女舞者向后甩起一只衣袖，略俯身，双膝弯曲。通过捕捉这一瞬间充满张力的动作，雕塑者为舞者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北魏，公元524年，青铜鎏金，76.8 厘米

六世纪早期在北魏宫廷中发展出一种造像风格，其特点是人物身形瘦削，衣袍厚重满遮，这件稀有的独立式佛造像即很好地表现了这一风格。弥勒佛在中国早期佛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认为这位菩萨（已觉悟的救世者）将在下个宇宙纪元成为佛教被毁灭又复兴后继续传法的未来佛。造像上刻有弥勒佛的名字，同时也指明委托造像的人是为夭折的儿子制作此像，希望儿子和其他亲人最终能在佛前重聚。

唐朝，七世纪早期 ，干漆夹苎镀金彩绘，高 96.5 厘米

信奉阿弥陀佛强调的是，众生在不完美的生活环境下要开悟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里如净土和中途站，其修行条件有益于追求更高的智慧。此处，从阿弥陀佛双臂的位置可看出，现已遗失的双手原来应是结禅定印。这尊阿弥陀佛像是用一种复杂的干漆夹苎技术制成的，通常先以木头为心，然后以泥塑成胎，再用浸满漆的麻布覆盖，最后再取出中心。这种技术在八世纪时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唐代，七世纪晚期至八世纪早期，错金银器，长14.6 厘米

中国的银器制作在唐代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国家的密切交往使中国银器艺术的外形和纹样融入了其他国家的影响。银器制作工艺也从传统的浇铸法发展为錾刻与捶揲法。这只精巧的叶形碟上饰有花鸟凸纹（采用背面捶揲技法），堪称唐代装饰艺术之典范。

作者韩干，唐朝，约750年，，纸本水墨，30.8 *34  厘米

照夜白是唐玄宗宠爱的一匹战马，这幅《照夜白图》或许是中国艺术中最广为人知的骏马图。中国传说中有来自外邦的“天马”，亦称“汗血宝马”，实为龙的化身；画中性情刚烈的骏马可谓其缩影。据称此画的作者是韩干，他笔下的骏马不仅形态逼真，其神态也跃然纸上。虽然据传比起研习古人所作的骏马图，韩干更愿亲赴马厩观察，但这幅骏马图中马的轮廓和形体比例显然都承袭自前人的传统手笔。

作者屈鼎，宋朝，约1050年，绢本水墨淡设色，45.3*115.2 厘米

在公元900年至1100年间，中国画家创作的山水图描绘了大自然的壮丽绝美。在《夏山图》中，行路者正向一座幽静的寺庙走去。画面正中的大山有居高临下的雄伟，仿佛君臣簇拥中的皇帝，其地位在自然界中也无人能及。笔法和水墨技巧之娴熟运用，说明《夏山图》是一位大师于1050年所作。此年代也由图上宋徽宗（1101–25年在位）的收藏用印得以佐证。宋徽宗编制的画谱载有三幅题为《夏山图》的作品，作者正是原本并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屈鼎。

作者黄庭坚，宋朝，约1095年，纸本水墨，32.5*1822.4 厘米

诗人、书法家、禅宗居士黄庭坚相信，书法应是随性的自我表达，曰：“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此卷约有一千二百字，是草书中的杰作。文字抄录了著名将军廉颇和谋略家蔺相如之间一段机锋交辩的故事。黄庭坚的抄写唐突地停在蔺相如的这句话后：“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在宋朝官场暗斗的背景下加以解读，不难看出这是黄庭坚对党派争斗的强烈指控；正是这种争斗使他自己在1094年被贬。

元朝，约1319年，水基颜料绘于草粘土上，7.5 *15.2米

佛教在亚洲的传播过程中，为大众治疗身心疾病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这幅壁画中，药师佛身穿红袍，身边有一群相关神佛随侍，包括两位手持日月标志端坐在宝座上的菩萨。十二位武士分站药师佛两侧，象征他曾发愿救助众生。这里体型健壮、脸颊丰满的人物及较浅的空间结构都是朱好古的作品特征，他是活跃于十四世纪早期的画家，其作品既包括佛教也包括道教造像。

元朝，十四世纪，丝织挂毯，83.8*83.8 厘米

这件精心织就的坛城（宇宙结构图）挂毯表现出随着密宗的传入而一同进入中国的印度图像。坛城中央是传说中的须弥山，用上顶莲花的倒金字塔形来表示；莲花是佛教中清净的象征。中国传统中象征太阳（三足鸟）和月亮（兔子）的符号出现在山脚处。坛城四面的微缩风景代表印度神话中的四大洲，但其画风却遵循中国“青绿”山水画的风格。

作者钱选，元朝，约1295年，纸本水墨设色，洒金笺，23.2*92.7 厘米

南宋首都杭州于1276年沦陷之后，艺术家钱选决定做一位旧朝“遗民”。这幅刻意以朴拙的“青绿”山水风格所作的手卷描绘了王羲之（303–361年）的故事。书法大家王羲之是道家炼丹术的实践者，据说他的灵感来自观察自然形态，比如鹅颈优雅的动作。通过创造出一种梦幻古拙的深意，画家使观者不再对画面空间进行现实解读，以此表明他在宋朝皇室灭亡后所感受到的脱节。

明朝，永乐年间，1403–24年，戗金漆器，长 40.6 厘米

永乐年间的瓷器、漆器和其他物件上常饰有精壮矫健的龙纹图案。这种雅致的漆盒用于盛装佛经手卷，既供宫廷之用，也可用作外交赠礼。虽然现存的永乐年间雕漆作品有一定的数量，但以戗金手法——即以黄金或金粉填充漆盒表面的阴刻花纹——制作的漆盒却属罕见。此漆盒的金属锁和钥匙均保存至今，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