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陈侃章

前段时间，陆续写出了诸暨宋韵的东西南北中系列，细数起来，尚缺诸暨西南重镇牌头。也有朋友问起过，何时写牌头？戏答：还待字闺中。近日读到了梁培甫《重拾故乡》、野径无人《牌头，路分杭越始得名》、赵广《诸暨勾乘山，古越发祥地》大作，他们对牌头的历史故事、人文地理都下了研究工夫，很有深意，由此也触发我写点拾遗补缺的东西。

一、牌头区域底蕴深厚

越国古都、西施故里是古越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既载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献，也显现在至今可稽的古迹山川。勾践、允常之前的越都有枫桥的大部（阜），店口、阮市一带的埤中，牌头、安华一带的勾乘山，且有文有图有实物，代不绝书，传承有序。这是诸暨厚重的金字招牌。

因本文主要讲牌头、安华区域，对其他暂不展开，所以重心在句无、勾乘山、浦阳江。勾乘山原作句乘山，也写作勾嵊山、九层山等，有众多越国古迹和传说，史载曾为允常及勾践前期的都城，相传有允常墓冢在山上，无疑是一座历史名山。

《国语》卷二十（韦昭注）载诸暨勾无和勾无亭书影（《四库全书》本）。

首先，从文献记载看，《国语》卷二十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国语》一书为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家左丘明所撰。对越国的历史用了卷二十、卷二十一两卷作了记录。三国时吴国韦昭（204-273）为《国语》注释到：“句无，今诸暨有句无亭是也”，岁月之悠久不说自明，且至少在1800多年以前，诸暨牌头、安华一带已建有“句无亭”来纪念这块越国古都之地。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对诸暨句无的描述。

其次，从历史地图上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公认的历史地图集权威，是汇集业界翘楚编绘的国家官方著作。在春秋时期这册地图上，可见金华、绍兴、杭州、湖州市区域，只有诸暨的“句无”、绍兴的“会稽”两个古地名，其他都是空白，这两个古地名是独一档的久远。

其三，从句无之名看，这里要特别注意，“句无”这个历史名字不仅限于勾乘山，还包括了除勾乘山以外的平地阡陌、江河湖水，所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用了城邑地名符号，而非山川标记，当然勾乘山是句无南面的重要屏障之地。

稍需浅释，无论古代部落还是后起国家，其都城须有充足的水源、通达的道路、人口的容纳、货物的集聚，战时可攻可守，和时可发展经济，壮大国家，这些是古今中外都城必备因素，无一例外。以杭州作为都城举例，时代虽然不同，但也可以此观之，如杭州的五代吴越、南宋都城行政所在就设在凤凰山脚下，而不是置于山岗顶上。

与此相应，这里的山川区划、寺庙地名多带“越”与“勾”字，如越山、超越乡、华越乡、越山乡、越善乡、越山寺、越王墓、越王庙；除句无、勾乘山外，还有巢勾山、勾乘村等，越风聚焦，越味浓重，他地无出其右。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古越文化的自然散发，诸暨的句无是越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勾（句）乘山和浦阳江水实景。

其四，从浦阳江水看，左丘明《国语》中有“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记载，三江即为东南的吴江、钱塘江、浦阳江，具体可参见韦昭所注《国语》。浦阳江从浦江县深袅山发源，流经诸暨牌头、安华勾乘山麓，不但为越都提供充足水源，且通航历史久远。据南宋《嘉泰会稽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记载，浦阳江从诸暨境内开始，其水运航道越诸暨、过萧山、下山阴，与东西向的山阴古水道融合贯通，并从西小江（即浦阳江下游）汇入今杭州湾入海。浦阳江根据潮汛变化，可以胜二百石至五百石舟。“石”是古代的容器单位，一石由十斗组成，换算起来，古代浦阳江的运力非常可观。四通八达的航运也是此地兴起的原因之一。

《国语》卷二十（韦昭注）载浦阳江与吴江、钱塘江的书影（《四库全书》本）。

其五，从勾乘山实地区域看，赵广在《诸暨勾乘山，古越发祥地》公布，汽车绕勾乘山脚一圈为25公里左右，诸暨的牌头、安华两镇区域20公里左右，义乌大陈镇红峰、宦塘行政村5公里左右（红峰村原属诸暨，民国初年划入义乌），分别占80%和20%。

唐朝年间所建勾乘山下越山寺（云居禅寺）。

无论在文献记载上、实地区域上、风俗习惯上、故事传说上，诸暨句无之地的勾乘山麓是越国古都所在。没有文献的支撑，没有历史的积淀，以点盖面、以曲解代全貌，以喧哗掩事实的炒作，是沙漏之水、无本之木，既不可取，也不能助长。

末了，对“句”与“勾”作点说明，“勾”的本源是“句”，认真起来，“勾践”应当写作“句践”，因为“句”的另一个读音与“勾”相同，后人为书读方便，写成了“勾践”，但规范的文史著作还是坚持写“句践”。现在承继有序不改的，一个是诸暨的“句无”，一个是江苏的“句容”，在韩国还有个“高句丽”。在人名、地名上，一般多把“句”写成“勾”，这也许是文字的一种演化吧。

陆游所写“行牌头”诗（《剑南诗稿》卷十）。

二、牌头之名宋朝出现

上面说到牌头、安华区域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不过还没见到宋朝以前有牌头之名，也许是我视野所限。我见过一些载有牌头之名的诗文和图集，且按时序分说之。

先讲陆游（1125-1210）的诗，陆游有《行牌头奴寨之间，皆建炎末避贼所经也》的诗，开头几句是：“今朝霜薄风气和，霁色满野行人多。沙平水浅木叶下，摇楫渡口生微波。建炎避兵奔窜地，谁料白首重经过。四十余年万事改，惟有青嶂高嵯峨。”

这首诗的题名很长，题中直接点明“牌头”之名，诗的信息量也大。陆游是山阴人，北宋末期宣和七年（1125）出生。建炎为南宋高宗首个年号，时在1127-1130年之间，建炎末当是1130年，如此推算陆游在6虚岁，即1130年那年跟随大人从山阴逃难到牌头。四十余年过去，也即1171年以后，陆游再次经过牌头，饱经风霜的诗人触景生情，回首往事，写下这些感慨满怀的诗句——建炎避兵奔窜地，谁料白首重经过。

安华镇之勾乘山村。

而吕祖谦当年《入越录》一文中对诸暨地名有细致的描述。吕祖谦（1137-1181）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金华人。《入越录》开头即谓：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华作会稽之游入诸暨，“八月三十日……五里，界牌陇，平坡浅草，隐隐起伏，环山城立，真监牧地也。五里，牌头市，道分为两：北道出渔浦，度浙汇入杭；东道入越，轮蹄担负，东视北不能十一。市傍斗子岩……”由此可查到吕祖谦在1174年八月三十日到达牌头。从牌头北道可赴渔浦入杭州，这一路走的当是浦阳江水道，如陆游诗中也讲到在牌头“摇楫渡口生微波”；而东道是经陆路到诸暨县城过枫桥抵绍兴。

句无越山重修越王殿。

再来讲另一位南宋诗人葛绍体的《诸暨道中五首》诗作，其中有一首写到牌头：“路分杭越号牌头，行客东西各自谋。总是春晴好天气，野花山鸟亦风流。”葛绍体生卒年不详，一说是福建人，一说是天台人，但侨居黄岩的说法是一致的。葛绍体的生平从叶适经历中可大体判断，因为葛绍体师事理学家叶适，而叶适生卒年在1150年至1223年之间，一般来说作为学生总要小于先生的。从葛诗“路分杭越号牌头，行客东西各自谋”中，亦可印证吕祖谦文中的牌头，有通杭州一路，通绍兴一道，这两条线路印证了牌头是浙东婺越通衢的市集节点。

葛绍体《诸暨道中五首》还有首诗写到枫桥，诗云：“晓烟晴日过枫桥，桥面山尖春半娇。一簇谁家嫩杨柳，淡黄襟带学宫腰。”从而为枫桥的宋韵增加了一个亮点。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时期对诸暨、牌头、苎萝山、新店湾、枫桥的描述。

还需要重点提及，在谭其骧主编南宋时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诸暨境内描述了五个历史地名，分别是诸暨、牌头、枫桥、苎萝山、新店湾，显然是“牌头”之名在宋朝就有的又一佐证。

以上的诗文和图集大名鼎鼎，编著时间和作者基本可定，应当是宋代牌头、安华留下的历史脚印、文韵华章。

牌头和安华交界的丰江周村，是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据《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记载，该村藏有周敦颐像，每逢大节请出祭祀，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辞。诸暨地方文史专家还撰文，绍兴周树人、周恩来的先祖，就是从诸暨丰江周迁徙到绍兴的。岁月沧桑，你迁我往，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伟人大家是多地孕育的结果。

三、牌头由来颇费思量

诸暨的枫桥、五泄、店口、璜山、陈蔡、浣纱、陶朱等地名的来历有迹可寻，然牌头的由来却歧说纷呈。

一说是元末朱元璋的李文忠、胡大海部，与元军张士诚部在牌头区域激战，战场在斗岩与五指山南北纵向摆开，其间的安华、汤江、同山、边村都是豪侠之地，双方投入兵力多，死伤惨重，血流成河，人头遍地，成队排列，因而叫“排头”。这就是载诸史册的新州大战。朱元璋明朝立国以后，在此地设立牌坊，为避凶化吉，将“排头”改成了“牌头”。

还有说是东汉时通行保甲法，将户主姓名按序记列于牌，今天的牌头地域为户牌开始之地，故名“牌头”。

再还有一说，牌头之名始于田赋排年制度，“排头”即指此地为田赋排年之首，并以年计，今牌头“九年”的村名据此而来。

其实，前面两种说法漏洞明显，与历史时代不相符合，特别是传说甚广的元末“人头排列”说，首先可以排除，因为前文已讲到牌头之名，在宋朝文人笔下已多处出现，后起的地名不可能在前朝就有记述。东汉保甲演化成牌头说也可放弃，从东汉至唐五代还没有看到诸暨有“牌头”的地名，如果“牌头”经历漫长的各朝各代，应当会留下文字痕迹，况且保甲制度一般说是开始于宋朝。

相对说来，赋税排年演变成牌头较为有理，也有点根据。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载，诸暨唐宋时所缴赋税要高于同府其他各县，有“排在前头”的情况存在。查康熙、乾隆、光绪三部《诸暨县志》牌头也多记为“排头”。

虽然如此，牌头的由来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文献依据，还不得不留点模糊地带，诚望有识之士能从史海中为牌头的由来，注意新的史料线索。

通过上述梳理或可这样说：牌头区域历史悠久、牌头之名宋朝出现、牌头由来还难定一尊。

牌头镇老街翻新。

在寻找牌头历史文化过程中，深被同文中学（牌头中学前身）的校歌感染，歌词全文是：“允常旧都，南极勾无，竹简良材，举世无双，十年教训沼强吴，薪胆起霸图。拯民救国学愈愚，纵鼙鼓声声，还读我书。越山高，孤狮陡，浦阳深，流不污，教泽高深，与之俱。”这是民国鸿儒徐道政在民族危难之时所写，他结合学校所在地，将越国的历史高度凝炼，用典雅的语言清新流出，激励莘莘学子继承卧薪尝胆基因，在鼙鼓声声中、在越国古都下，好好读书报国。这与马一浮在抗日时期为浙大所写的校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徐、马是有民族气节、同声相求的好朋友和博学之士，所写的校歌有明显的时代气息，也有古风阵阵的韵律节奏。由此想起前些时日，应邀回母校参加一次活动，当活动结束时，与会人员同唱那首文白相间的浙大校歌，肃穆庄严自豪，从内心深处油然生起。

我离开诸暨多年，不大清楚这首《同文校歌》是否还在传唱，如果是，说明校园文化绵延；如果已趋淹没，建议牌头乃至诸暨相关部门能重振此事，这些学养深厚的文字，现代人已很难写出，倘将这些优美歌词用符合时代的气息谱写新曲，那么，先贤的灵魂有告慰，地域的人文有个性，历史的文脉有延续，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地深入人心。

满腹乡愁，是回首远望的日月星辰；天涯万里，有游子期盼的灼灼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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