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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

　　文化表征所指涉的内容一方面是文本本身呈现给我们对世界、对现实生活直观的反映，同时诠释出文化表征在文本背后所彰显出来的权力意识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认同主体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文化表征所赋予的现实意义。

　　在霍尔看来，“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它有两个相关的意义，其一是表征某种事物即描述或模拟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在我们头脑和感官中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二是指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这是一种描述性的界定和认知，指出了表征的表层意义，部分强调了表征所拥有意义的外延和内涵指涉。这也是一种反映论的认识，阐述了表征理论的一般性认识和思考。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表明，表征理论之所以重要，更多源于它内涵意义中的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身份认同、主体性等主题内涵。

　　在霍尔看来，“在文化中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些类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给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这种认识是把表征所呈现出来的语言、符号、概念、意义等内容视为一个整体，把它们看成是动态的统一体，具有表意实践的功能和文化建构的功能，具有未完成的文化属性和特质。“意义”是文化表征呈现给现实世界最核心的主题，“意义”是一种实现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斗争场域。

　　在后殖民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中，“文化表征”因其丰富的内核特别受到学者的青睐和重视。在文学文本、社会文本以及文化文本中有其复杂的人物关系，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都蕴涵着“文化表征”对社会生活中“意义”的建构。

　　“接合理论”是霍尔建构其“文化表征”理论最重要的支撑点和理论来源。它所指涉的就是不同要素之间的连接并形成统一体，具有表达和接合的双重意义，不仅指涉“表达”、“说出”、“发声”、“阐发”和“表述”等文化意向，还指涉“接合”、“连接”和“环扣”等文化意向。就其本质内涵而言，接合理论是对现实社会中不同要素之间通过文化表征进行“意义”争夺的一种理论，由此可见，“意义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生产，文学文本、社会文本以及文化文本并不是意义的源泉，而是各种不同意义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在特定的语境中生产出来的一个场域”。就“接合理论”的本源性特质而言，“接合理论”所体现出的“接合”、“解接合”、“再接合”表征为一种动态的有机统一体。这种接合的过程是一种暂时的、松散的、临时的状态，文化表征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社会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具有必然的本质，一切都在运动中，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殖民文学中，这种接合理论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向和意指实践是极为丰富的。在一些加勒比海等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中，牙买加和加勒比海是作家笔下永远都不可忘却的记忆。这些记忆尤其印刻在殖民时期，这些记忆永远都是沉默的“他者”，是无言的，不可能发声的，也不被允许发声的“他者”。而这些记忆却永远存在，存留在“奴隶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在种植园的语言和庭院中，在名字和往往与词类无关的词语中，在言说其他语言的秘密的句法结构中，在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和童话中，在宗教实践和信仰中，在精神生活、艺术、技艺、音乐以及奴隶社会和解放后的社会节奏中”。这些记忆是加勒比海等少数族裔自身的记忆，是被压抑的记忆。

　　同时，霍尔以其自身所拥有的独特文化身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族裔散居文化身份问题。这些文章所指涉的主旨以牙买加和加勒比海为观照点、研究对象，从文化认同观念入手，使其思想在“自我与他者”、“边缘与中心”、“客体与主体”、“主流与非主流”、“支配与被支配”之间不断地游动和变换，并不断地把“文化表征”所思考的族裔散居身份认同理论通过“权力关系”和“话语权力”延伸到研究的主题中去，以族裔散居身份认同的“同一性”为起始点，关注身份认同的“现代性”维度，从启蒙主义时代的现代性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到晚期现代性的主体身份认同的解构，再到后现代性的主体完全碎片化，从而实现主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同时也关注身份认同的“后殖民”维度，使传统的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认同从静态走向动态，从中心化走向非中心化，从完成走向未完成，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必然走向非必然，从接合走向解接合。

　　在族裔散居身份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中蕴涵的“意义”是文化表征最为关切的，也是最本质性的问题。在霍尔看来，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认同首先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是一种天然的“共性”。在这种共性的基础上，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即恰恰构成了加勒比海人“独特性”的那些断裂和非连续性。这种认识在霍尔1996年的文章《引言：谁需要“身份／认同”？》瑏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思考，把身份的主体从“我们是谁？”变成了“我们会成为谁？”这种哲学思考，完全并彻底地解构了族裔散居身份认同的主体地位，实现了文化表征内涵中的认同问题的转向。认同转向把身份主体性认识从过去时延伸到将来时，突显出身份认同“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认同理论的“变化着的同一”性，这是辩证的统一体，蕴涵着“同一性的差异”和“差异性的同一”；霍尔始终把文化表征内涵中所突显的“意义”作为思考问题的核心主题，从身份认同的“共性”和“同一性”走向差异性、非本质性、动态性等多元的文化表征。这与欧洲世界和欧洲主流文学中掩盖和消解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照，这种认同理论在霍尔的思考中变得更加有价值和意义，也使少数族裔的文学在霍尔的理论中变得鲜活和生动。与此同时，这也是霍尔现实身份客观的真实的写照，也是最真切的文化诉求，反映出族裔散居文化身份“意义”在文化表征中的重要性，这对我们认识和关注少数族裔文学中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认知维度和理论视角，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思考后殖民文学的意指实践指向和意义指涉。

　　“差异的政治”也是霍尔“文化表征”理论中最耀眼的主题词。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使“文化表征”在现实实践和表意实践中的“意义”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弹性，更加富有张力。具体来讲，“差异的政治”指涉的是“一个”中的“许多”，拒绝僵硬地把多元的族群分割为截然分开的二元对立的统一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以及由差异性体现出来的“差异的政治”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和简单的对与错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观点和认识，我们在思考少数族裔文学作品时，就会拥有更加多元的、开放的、未完成的视野和认识空间，这种意义上的“非洲”是这个在奴隶制社会里不能得到直接表征的能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加勒比海文化中未被言说的、不可能言说的“在场”，而不是欧洲文化视野中的“非洲”和“加勒比海”问题。

　　在霍尔看来，要颠覆欧洲文学、文化对非洲的“成见”、“偏见”和“歧视”，势必要强化和努力争取“文化表征”中的“意义”，把“消极的”、“野蛮的”、“未开化的”、“缺乏教养的”非洲在“差异的政治”的文化意向和影响下“积极的”充分肯定和赞美非洲文学与文化。不再回避黑人的身体，黑人的肤色，黑人的文化，价值和信仰，通过致力于黑人性的文化表征，这种策略性认识和思考是通向文化表征中“反表征”的具体体现，也是通向“表征的政治”的必由之路，是一种夺取文化表征所赋予的“意义”的永无休止的斗争和斗争场域，最终形成为一种在“差异的政治”影响下的“新世界文化在场”的格局。这是文化表征“意义”多元性的场域，这种场域形成为一种杂交、同化和汇合的协商的局面，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社会景观的相互对话轮番在此上演，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场。在这种张力场的网络中，各种语言、各种文化、各种力量、各种话语权力、各种认知都汇聚在一起，向彼此奏出最为动听的音符，呈现出差异中的“和谐”，蕴藏着一致性的“差异”。当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这种认知是一种纯理论上的阐释，要真正实现和达到这个目的，要付出研究者毕生的精力，也许这还不够。因为“差异的政治”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文化表征”。

　　霍尔所思考的“文化表征”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后殖民研究学者所关注。作为一个概念的“文化表征”，其内涵不难理解；作为一个意指实践“意义”的“文化表征”，其内核就要丰富得多，文化意义也要厚重得多。霍尔以自身的身份为现实写照，去书写“文化表征”，以及“文化表征”中蕴藏着的“接合理论”、“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和“差异的政治”等主题，是再合适不过的学者了，因为他具有其他白人学者、主流文化身份的学者永远不具有的优势和在场。这恰恰是吸引其他学者关注的原因之一，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这也是为何很多学者把霍尔完全纳入继法侬、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之后最成功的后殖民理论大家的行列，以及霍尔的著述被视为研究后殖民理论必读的范本的重要原因了。

　　“文化表征”所指涉的对象是后殖民文学中的各种主题，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内涵也极为深刻和丰富。其内核中所蕴藏的“意义”是我们思考理论问题和文学作品主题的参照点及争夺的“场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各利益方和各种要素集合在一起，汇聚为一个重要的张力场，轮番上演着霸权与反霸权；接合、解接合、再接合；表征和反表征；差异的政治；接合的政治；表征的政治等权力各方的较量。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正是孕育和建构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他以其自身的身份为思考问题的切入点和视角，把文化表征所蕴藏的接合理论、族裔散居身份认同理论、差异的政治等内核彰显无疑。我们应该以更加多元的理论视角，开放的胸怀，在寻求文化表征“意义”同一性基础上，突显出“差异性”，并彰显出“差异性”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认识该理论问题的本质诉求。并在“差异性”基础上立足自身，认清自己，用更贴近自身本民族的文学再现形象去言说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场，并努力阐释、建构出自身民族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霍尔是当今最为活跃的后殖民理论大家，他在建构其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作为“两栖人”的独特的文化身份，从加勒比海和牙买加的现实出发，以“文化表征”为思考问题的主线和切入点，深入挖掘、思考其理论中的文化霸权，反霸权；接合的政治，接合理论的动态过程。这为我们充分诠释了“文化表征”理论带给后殖民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的意义，也为我们深入思考和认识后殖民文学中所蕴涵的复杂现实世界、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关系、表征关系以及差异关系等各种“意义”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认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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