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内尔– 霍恩比（Snell-Hornby, 2006: 56）指出了另外两个转向：实证研究转向（empirical turn）和全球化转向（globalization turn）。前者指译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后者指从90 年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IT 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译者的日常工作。在全球化转向中，霍恩比提到了翻译技术，不过她更多的是强调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而没有谈及翻译技术给翻译学带来的巨大变革。

克罗宁（Michael Cronin, 2010: 188）最早提出了技术转向（technological turn）这一概念。他指出，翻译学之所以出现技术转向，不是因为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而是翻译实践所推动的。这导致传统的翻译和译者的地位需要重新审视。遗憾的是，克罗宁并没有论述技术转向的证据及其影响。张霄军、贺莺（2015: 74-77）回顾了第20 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和与会文章，指出技术为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专家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翻译技术改变了译者的工作模式，并认为翻译学出现了技术转向。不过因为是会议侧记，他们同样没有论述技术转向的证据及其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详细论述翻译学技术转向的证据及其影响。

3. 翻译技术转向的定义

翻译学的技术转向是指随着信息技术、计算语言学、术语学等学科发展，翻译实践发生了从纯人工翻译到人工翻译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变化，从而引发翻译理论研究的变革。严格说来，语言学转向是指用语言学的理论阐释翻译中的语言现象，这与其说是翻译学的一次转向，毋宁说是语言学的一次扩张。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但是“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学科概念混淆和学术理论混乱，致使有些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曹明伦, 2007: 1），使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辛格（Singh, 2005: 66）所见之鸿沟，这道鸿沟让翻译实践陷入困境，把翻译理论研究逼进“死胡同”（张南峰, 1995: 15），自然也阻碍了翻译学科的发展。技术转向则不同，因为翻译技术发于实践，兴于实践，并反刍理论，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天然的黏合剂，使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得以弥合，从而夯实翻译学的学科基础。它还意味着新研究对象的出现——翻译技术，比如CAT 教学，翻译记忆、术语管理、翻译质量保障、翻译项目管理、翻译行业等一些在传统的翻译学中不存在，或者长期以来不被翻译学者重视的领域，这极大地改变了由霍姆斯（James Holmes）首倡的翻译学图谱。同时它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语言服务的视角，从而给应用翻译研究开创了广阔的天地。克罗宁（2010）认为，技术转向是当今世界翻译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结果。

4．翻译学技术转向之证据

4.1 翻译软件大量涌现

翻译技术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1981-1988），成长时期（1988-1993）, 快速成长时期（1993-2003）, 全球发展时期（2003- 至今）（陈善伟, 2012）。Trados 是翻译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其成长见证了翻译技术发展的进程。表1 展示了Trados 系列产品推出的时间及版本演进史。

表1 Trados 产品推出时间及版本史

如表1 所示，Trados 诞生于1984 年，在1984-2001 年间，平均每3.6年发布升级产品，从2001 年至今，其发展速度呈加快趋势，尽管2005 年被SDL 收购，仍然保持平均每两年就发布新款升级产品的高速态势。就在笔者执笔之际，SDL Trados 2017 也即将发布。显然，翻译技术的发展已经愈加稳定和迅速。

1984 年，Trados 发布之时，它是当时唯一的一款CAT 软件。如今CAT 工具已经遍地开花，CAT 软件的数量也成倍增加。据陈善伟（2014: 35）统计，截至2012 年，商用CAT 工具已达86 种之多，从1984-2012 年的28 年间，平均每年有3 种CAT 工具面世，同时，有19 种CAT 工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预计在未来几十年，这种发展势头仍将继续。

4.2 翻译软件广泛使用

翻译技术目前在全球语言服务行业广泛采用，已成为翻译人士高产高效完成业务的必备工具。2005 年，Fulford 与Granell-Zafra 对391 名英国自由译者所做调查显示，28% 的受访者使用CAT 工具（如Trados、Dejavu、SDLX 和Transit 等），大约半数受访者对CAT 完全陌生；5% 的受访者使用过机器翻译，75% 的受访者对机器翻译完全陌生；只有2% 的受访者使用过本地化工具（比如Alchemy Catalyst、Passolo 等）。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传神翻译公司和中科院科技翻译协会联合发布了《2007 中国地区译员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61% 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辅助翻译软件。2013 年，Jared 对Proz 网站（Proz.com）的职业译者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88% 受访者使用过至少一种CAT 工具，剩余12% 的受访者虽然没有使用过CAT 工具，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曾经试过CAT 工具，只有3.8% 的受访者从来没有使用过。从28% 到88%，这些数字变化表明，CAT 工具过去10 年以来越来越受到译者和行业的欢迎。

从另一方面来讲，翻译记忆已经成为专业译员必备技术，专业译员普遍利用CAT、MT、听写/ 语音识别工具等来提高翻译效率。笔者曾在2013 年5 月浏览了全球知名翻译资源网站proz.com 的首页和第2 页共计50 个工作机会。这50 个工作涵盖了多个语言对，例如英法、英意、英德、英爱（爱沙尼亚语），英语译阿萨姆语等；其中18 个工作要求使用CAT，约占总数的36%。另据《2011 年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分析及启示》报告显示，高达77.30% 的企业强调人才应用翻译技术和工具的能力，Trados 已经是必备工具，其他专业工具的应用也日渐广泛（王传英, 2012: 67-70）。

4.3 开设CAT 课程的高校越来越多

2002 年,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开设了国际上第一个CAT 硕士学位课程（陈善伟, 2012）。在美国，蒙特雷高翻译学院和肯特州立大学很早就在其翻译硕士学位中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相关课程，例如计算机辅助翻译、术语管理和本地化等。在欧洲，2005 年欧盟翻译硕士（EMT）项目开始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的课程（贺显斌，2009: 46）。目前国外共有数十所高校开设有与翻译技术相关的课程（王华树, 2013: 26）。在国内，2004 年钱多秀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钱多秀, 2011: 1）；2006 年北京大学在内地率先创立了CAT 硕士学位，并开设了一系列CAT 相关课程，例如CAT 技术及其应用、术语学、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翻译项目管理等。2007 年，我国设立翻译硕士学位（MTI），目前共有206 所高校设立了翻译硕士学位。该学位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专业化口笔译者，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为达到此目标，各高校纷纷开设翻译技术相关课程，比如CAT 工具应用、术语管理、翻译项目管理等课程（苗菊, 王少爽, 2010: 66）。2012 年4 月，中国翻译协会和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全国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师资培训模块中，增加了翻译和本地化技术以及项目管理等内容。这说明翻译技术在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方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4.4 翻译技术相关研究日益增加

2015 年3 月，笔者以计算机辅助翻译为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共查到284 篇相关文献。文献的年度分布图见表2：

表2 CAT 论文年度分布图

图1 翻译技术关注度趋势图

表2 表明，国内学者对翻译技术的关注从1980 年开始，以Bruderer与徐志敏（1980）合作的《机器和机器辅助翻译的目前情况》一文为标志，该文简要介绍了当时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基本情况。第二篇文章则是路光泰（1989）所撰的《现代化的翻译工具——〈石油物探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该文主要介绍了由Transtar 为石油业开发的一款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图1 能更加直观地说明，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翻译技术关注度的变化。从1980 年至1998 年，国内学者对翻译技术有一些零星的关注，19年期间一共只有7 篇论文与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1999 年出现了一个拐点，这一年有8 篇相关文章发表。之后，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的研究文献开始增多，且呈逐年递增的迅速上升趋势，这说明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研究正受到翻译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早期的文献以介绍国外研究进展和评介翻译软件为主，近期研究主题则更加多元深入，例如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展开教学、进行翻译实践、构建双语语料库等，这表明翻译界对翻译技术的研究更加深入、广泛。

2015 年4 月，笔者以translation technology 作为标题关键词，在SSCI（1983 至今）检索出75 篇文献，见图2。其中最早的文献要追溯到1983 年，是一篇报道Alps 使用计算机技术变革语言翻译的短文（Anonymous, 1983: 72）。图2 清晰表明，与国内基本一致，国际学界对翻译技术的关注大约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进入90 年代以后，尤其是1996 年以后，翻译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研究也日益深入和多元化。

图2 SSCI 翻译技术相关文献年度分布图

与此同时，翻译学界也出现了一批与翻译技术相关的著作，如奥斯特米勒（Frank Austermuhl, 2001）的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鲍克（Lynne Bowker, 2002）的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索莫斯（Harold Somers, 2003）的Computers and Translation: A Translator’s Guide, 夸（Chiew Kin Quah, 2008） 的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陈善伟的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2014） 和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2015），崔启亮、王华伟（2005）的《软件本地化——本地化行业透视与实务指南》，钱多秀（2011）的《计算机辅助翻译》，以及王华树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2015）和《翻译技术实践》（2016）等。重点刊登翻译技术或与翻译技术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也相继涌现，比如国外的Machine Translation、Terminology、Multilingual、Localization World、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国内崔启亮主编的《全球化和本地化》等杂志。这些都表明，翻译技术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技术转向的证据林林总总，罗列证据终究难以穷尽。以上证据涵盖了翻译学的各个主要分支，包括翻译行业、翻译史、翻译实践、理论研究、译者培训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据此可以说明翻译学正在发生技术转向。

5．翻译学技术转向的影响

翻译技术实现了翻译的全球化，颠覆了传统的翻译实践、教学，乃至翻译研究（陈善伟, 2015: 1），它给当代翻译学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拓宽了翻译学的领域。芒迪（Jeremy Munday, 2012: 268）坦言，尽管翻译技术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理论模型，但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已经改变了翻译的实践模式，影响了翻译研究，从而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翻译学的技术转向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重构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根据霍姆斯（2000: 172-185）的描述，图里（Gideon Toury, 2001: 10）绘制了翻译学的图谱，如图3 所示。

图3 图里翻译学图谱

该图谱将翻译学分为两个主要分支：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可惜两者都没有提及翻译技术。翻译辅助（translation aids）与翻译技术似乎相关，但霍姆斯（2000: 181-182）把它分成了两类：词典和术语辅助（lexicographic & terminology aids）以及语法（grammar），两者都和当前的翻译技术存在天壤之别。夸（2006: 42）拓展了霍姆斯图谱中关于应用翻译学（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的部分，她特别强调了翻译技术，如图4 所示。

图4 夸的应用翻译研究图谱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夸把翻译辅助（translation aids）替换成翻译技术，因为她认为翻译辅助不再局限为词典和术语辅助以及语法，而应当反映翻译行业的最新进展和趋势。显然，翻译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

第二，技术转向给传统的翻译定义造成了冲击。传统的翻译定义大多没有考虑翻译技术的因素，如唐代贾公彦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周礼义疏》）和宋代赞宁的“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译经篇》），到卡特福德的翻译即“用目标语中等值的文本材料去替换源语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奈达的翻译即“在目标语中创造出与源语信息最为接近且自然贴切的对等语”（Nida & Taber, 2004: 12），乃至雅各布森（1959: 232-239）所提出并被广为接受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甚至《现代汉语词典》所给出的定义，“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等。这些定义都没有考虑到，也不可能考虑到翻译技术对翻译的重大意义。在翻译技术的影响下，翻译的定义也应当加入更多科技的内涵。陈善伟（2014: 325-326）认为，所谓翻译，应当是在科技辅助下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一定义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为了彰显翻译实践中译者对翻译技术的使用和依赖，为了强调翻译技术给翻译实践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一定义颇具启发意义。

第三，翻译技术重新定义了翻译能力。王华树（2016: 121-157）首次系统论述了翻译技术能力，他指出，“翻译技术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拓展”，在信息技术时代，译者需要加强自身翻译技术能力，高校和培训机构应当培养具备翻译技术能力的翻译人才。翻译能力在过去主要指译者的双语能力和跨文化能力。随着CAT 工具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译者使用翻译技术的能力变得日益重要。未来的翻译将取决于两个因素，译者掌握翻译技术的能力以及翻译技术的发展。一名优秀的译者不仅应当具备相应的双语能力、跨文化能力，还应当掌握相当的翻译技术，以提高其翻译效率和质量，进而提高其翻译产出。这对于译员培训以及翻译教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课程设计和考核等等。

第四，技术转向为翻译研究也带来了新的视角——语言服务。在语言服务行业的视角下，传统翻译中的质量、标准、流程等，受到了客户要求、客户满意度与市场要求的多重挑战。事实上，曹明伦（2007: 112）早就呼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文化转向后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翻译的基本概念，探究翻译概念之发展，明确翻译活动的性质，重新厘定翻译之定义，甚至重新审视翻译的目的、任务及其标准”。虽然曹明伦先生的呼吁针对的是因文化转向而引发的一系列翻译研究乱象，与翻译技术的发展没有关系，但是翻译学的技术转向将语言服务的视角引入翻译学研究，对传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定义造成冲击，并进一步丰富了一系列翻译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层次，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曹明伦先生的呼吁正相契合。这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确是翻译学科发展的必然。

第五，翻译学的技术转向引入了新的研究主题，如语言服务、翻译行业、翻译记忆、术语管理、翻译项目管理、翻译质量保障等翻译技术相关主题。与此同时，翻译技术对语料库的应用，也导致了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此外，翻译学的技术转向给翻译学带入了一系列新的术语，比如翻译记忆、模糊匹配、匹配率、本地化、译后编辑等等。这些术语的出现改变了翻译研讨及翻译实践的方式（陈善伟, 2014: 327）。新的研究主题和新的术语，自然增加了翻译学的理论纵深度与宽度。

第六，翻译技术促进了译者角色发生变化，翻译的主体不再局限于译者个人。快速发展的翻译技术促进语言服务高度社会化分工，现代语言服务中不仅仅需要译者承担翻译工作，还需要项目经理、客户、审校、术语专家、技术支持等不同的角色在多个流程中通过技术手段协同发挥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空间，丰富了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内容。

第七，它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当代翻译市场，翻译工作的每一个流程都离不开翻译技术的辅助，翻译技术的出现甚至改变了翻译的流程乃至商业模式等。从字数统计、报价、译前处理、翻译项目管理、术语提取、术语管理、翻译质量保障、译后处理等，翻译技术已经在当代翻译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依靠翻译技术的帮助，不同语言对的译者即便身处地球的不同角落，也可以共同完成同一个翻译项目，分享各自的翻译记忆和术语库。此外，翻译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一批市场巨头，如SDL Trados、Lionbridge、TransPerfect 等。对译者而言，翻译技术已经成为获得工作机会的一个优势条件。另一个显著的变革是翻译实践模式的改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翻译一直是完全由人工完成的。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如今，绝大部分翻译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进入21 世纪，CAT 日趋流行，它大幅提高了翻译速度，保障了翻译质量，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满足了市场的庞大需求。从人工干预的角度来看，现在所有的翻译几乎都是在计算机辅助下的翻译行为（陈善伟, 2012: 2）。译者靠一支笔、一张纸工作的时代已经远去了。计算机辅助翻译的时代已经来临。

第八，技术转向有助于弥合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鸿沟。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长期以来存在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就是金圣华（2002: 8）所说的水火不容之态，“做翻译的讨厌理论，谈理论的不懂翻译，互相排斥，彼此敌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就是劳陇（2003: 653）所言的脱节之弊，“当前翻译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就是孙艺风（2004: 11）所指的分道扬镳之势，“有人以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就不大和睦，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过节就更多了，乃至呈分道扬镳之势”。实际上，理论和实践的剥离使得翻译学的处境十分尴尬。正如阿尔比（Amparo Hurtado Albir, 1990: 11）指出：“现代翻译研究每每借助于其他学科，但研究者似乎忘了应该从翻译实践本身去审视翻译。”技术转向发源于翻译实践，蓬勃于竞争残酷的语言服务市场，在无数翻译公司职员和译者手中得到弘扬，又反刍翻译学，因而，它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天然的黏合剂。技术转向不仅有助于弥合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鸿沟，还将有利于促成翻译理论研究回归于翻译实践本身，这对于不断泛滥的文化转向，及其对翻译学造成的混淆和困扰也算一次返璞归真。

第九，技术转向对翻译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硬件上，相关单位应尽快建立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在软件上，要增强相关师资储备，增加翻译技术教学模块，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校企合作，通过真实项目推动翻译教学，避免从理论到理论，避免纸上谈兵；在意识上，翻译专业教师应当尽快适应技术转向，密切关注翻译技术的发展，积极应对技术转向带来的各种挑战。

6．结论

与翻译学的其他转向不同，技术转向是IT 技术迅猛发展以及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给翻译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扩展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引入了新的术语、研究话题，重新定义了翻译和翻译能力，而且对翻译行业和翻译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翻译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同时，翻译技术也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和翻译行业之间的一个实用链接。翻译学的技术转向丰富了翻译学科的视野，进一步夯实了翻译学的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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