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度蜜月的第二天，卡佛就曾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我的写作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写作。”玛丽安向雷蒙德保证，他永远不必在她和他的写作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向雷证明再多一个孩子也不会妨碍他的梦想，玛丽安怀着身孕出去当了一名水果包装工。大约两周之后，她便用打工所得为雷蒙德买了一份父亲节礼物：他的第一台打字机。

“她双肩单薄，但毅力惊人。”连卡佛的传记作者都忍不住赞叹玛丽安的母性和牺牲精神。玛丽安的确有一种找工作的天赋。“你可以把玛丽安放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镇，不出一个小时，她就会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朋友戴维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玛丽安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做酒吧女招待，供应雷蒙德写作。“不使雷放弃写作，不让他与别的职业有牵连，以免他忘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实际是要做什么。”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信念。

雷蒙德·卡佛在这样一种嘈杂、贫瘠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写地很努力，四处投稿，但很少成功。他会经常抱怨生活，抱怨父母的贫困，抱怨自己被缩短的青春，甚至抱怨孩子的吵闹使自己无法安静持续地写作。但他无法抱怨他的妻子玛丽安，玛丽安为他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包括经济的支撑和心理的安慰。

就在这个家庭陷入无望之中时，爱荷华作家讲习班的主任保罗·安格尔录取了卡佛，为他提供了1000美元奖学金。有了这笔钱，雷蒙德决定举家前往爱荷华，他知道，不够的钱，玛丽安总会设法挣到的。

1963年夏天，他们随身带着一美元、一辆开了十年的老爷车和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上路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会找个地方停下来，玛丽安会进去告诉人家，她是个熟练的女招待，如果人家管他们吃饭的话，她可以干上两个小时的活儿。就这样，他们一路驶往爱荷华。

爱荷华的生活乏善可陈。雷蒙德既写小说又写诗，他雄心勃勃地在每一种体裁的讲习班都报了名。但当时在爱荷华讲授诗歌课的唐纳德·贾斯蒂斯和马克·斯特兰德都对卡佛了无印象。在小说课上，他“简直是偷偷摸摸地坐在角落里”，脸色苍白，衣衫不整，看起来根本不像个25岁的年轻人，他的同学说他“仿佛已经活了一辈子”。同时，家庭生活也让他烦心不已：简陋的已婚学生宿舍，孩子的吵闹，捉襟见肘的收入……“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拥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辛勤工作，尽量做对事情，就会心想事成。”卡佛在《激情》一文里说，“但是最终，我们意识到辛勤工作、心怀梦想还不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爱荷华市，要么是不久以后在萨克拉门多，梦想开始破灭。”

一年之后，卡佛还没有结束爱荷华的学业，就开着他那辆老爷车将自己的小家庭迁移到西部。这之后的几年，是他生命中的灰暗期，破产，频繁迁居，夫妻感情也出现问题。他曾试图像妻子那样找份工作，补贴家用。他干过勤杂工，锯木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但每份工都干不长。除了在家写作，他的确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活计。“他腼腆、敏感，再说他也讨厌那个工作……这使他更加逃避现实……他处于一种可怕的状态。”玛丽安认为，只有当她的丈夫进入写作状态，他才不会闷闷不乐，喜怒无常。

2

1967年5月29日，刚过29岁生日的卡佛收到一条消息：他的短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入《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他被这个消息“惊呆了”，这是他在写作上第一次获得像样的承认，他视之为“扭转命运的时刻”。1968年初，卡佛的第一本诗集《克拉马斯河畔》印制完成。这本小书只印了500册，定价50美分，但始终没有卖完。（待到2008年，一本有卡佛签名的《克拉马斯河畔》，标价已达7500美元。）

事业上终于有了起色，但拮据、烦乱、慵倦的家庭生活依然没有改变。他曾拿成名之前的亨利·米勒为自己打气，“他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努力写作，随时可能被迫停笔，因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从他屁股下面抽走”。这也一直是卡佛生活中的常态。他甚至没有一把安静的椅子可坐。“年复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东奔西走，努力让头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们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可以推销出去的技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我们有过宏伟的梦想，我和我妻子。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埋头苦干，决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们想错了。”

卡佛被生活再次击倒。他开始疯狂酗酒，进入他的“坏卡佛时期”。然而即便一个个梦想被现实摔碎，玛丽安依然没有放弃挣扎。她就是那么乐观、顽强，轻易不会被打败。卡佛的学生戴安娜·史密斯曾说：“有那么一批没本事的男人，这些男人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养活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变成的那种伟大的艺术家。玛丽安具有他们所希望的素质。我们大都做着没有前途的工作，但她是个榜样，因为她能保有一份职业，另外在晚上做女招待。一个周末，雷和朋友们去打高尔夫，就在他们打球的那个小俱乐部里，玛丽安正在酒吧里接待顾客。

1972年8月8日，卡佛驾着一辆黄色达特桑，从萨克拉门托出发，驶往蒙大拿。卡佛告诉妻子，他需要这样一次远行，以便摆脱令人慵倦的生活，开始新的写作生涯。

在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卡佛遇到了研究文学的女研究生戴安娜·塞西利。第二天晚上，卡佛约塞西利一起吃饭，并留宿于她的公寓。他精神极度紧张，但还是不可遏止地坠入了爱河。

一周之后，卡佛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并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一场家庭风暴随之来临。他们不停地争吵，哭喊，喝酒，交谈，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最多只吃一顿饭。在痛苦的交谈中，玛丽安也坦白了自己七年前的一次失身。所有这些，都被卡佛写进小说《凉亭》里。卡佛梦想着一次彻底的改变：与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过一种井井有条的生活。“我们经历过一次持续了六年的危机；我们处于一种持续了六年的紧急状态；我们在家里进行了一场持续了六年的越南战争。”玛丽安说。

无法在玛丽安和塞西利之间做出选择，卡佛更疯狂地将自己浸泡到酒精里。深受伤害的玛丽安也开始酗酒，在喝醉时也开始卖弄风情。戴安娜认为，玛丽安确实风情万种，所以“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不仅因为她聪明、风趣、让人感到愉快，并且能与酒量最大的男人一起喝酒，而且她还养着雷”。

1973年，卡佛有机会重返爱荷华。十年前，他是作为学生去的爱荷华，这一次，他变成了老师。作为作家讲习班的小说课教师，他有幸与约翰·契弗、约翰·欧文等人成为同事。

能与约翰·契弗成为同事，卡佛深感荣幸。那可是偶像级的人物。那一年约翰契弗61岁，刚因酗酒所导致的心肌炎被送进医院。医生对他说，如果再继续喝酒，他可能都没有机会被送进医院了。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戒酒治疗后，契弗不声不响地跑到了爱荷华。

一天傍晚，卡佛正呆在房间喝酒，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推门进来。此人身穿花呢夹克和一双懒汉鞋，端着一个玻璃杯。“对不起，我是约翰·契弗，能借点威士忌吗？”卡佛简直惊掉了下巴。“不，非常抱歉，我没有威士忌。”卡佛说，“您愿意来点伏特加吗？”

喝过伏特加之后，他们互相表达了对对方的赞赏。两位就有楼上楼下住着，从此开始了结伴酗酒的短暂岁月。其时，契弗因严重的酒精中毒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酗酒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契弗曾对女儿说：“所有喜欢我的人都认为我快要死了。我的反应是，‘那又怎样’。”那又怎样，这对一位艺术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望。卡佛虽没有那么绝望，但却与痛苦和荒诞相伴。 有一次，他在酒吧遇到一个男演员，此人提出需要找个地方住一晚。从不反对与酒友共度良宵的卡佛决定贡献出他的沙发。那位英俊的黑人男演员跟着他到了房间，脱掉印着美洲豹图案的内裤，毫不客气地躺到了卡佛的床上，还从包里掏出了一瓶凡士林——卡佛一下子酒醒了，开车去了朋友的家。

卡佛对契弗这样的老酒鬼，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契弗活得潇洒无碍，多少“像个英雄”。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酗酒最终会毁掉自己。一方面想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另一方面又想做一个酒鬼，这相反的力在撕扯着他，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分裂。

1982年6月18日，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嗬，这多么像天堂》的约翰·契弗因肾癌去世。这位老酒鬼保持了最后七年的清醒。卡佛写了一篇以《火车》为题的小说，以此向契弗致敬。

卡佛和妻子特丝·加拉格尔

3

他一直有一种想出走的冲动，还未到中年，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觉得家庭生活已深深伤害了他的身心和写作，为了摆脱慵倦的生活，他告诉妻子，他需要单独外出一段时间。他需要改变和意外。需要新的刺激。需要感受到被爱。他一方面想做一个专注于家庭的模范丈夫和父亲，另一方面，他又想摆脱家庭的牵累和束缚，专注于写作。这就是卡佛的两面性，他一生都在这两者之间痛苦挣扎。1978年1月,39岁的卡佛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手持一张单程票飞往东部。“马上就要过另一种生活了，那种不犯错误的生活……”

“今早醒来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整天躺在床上/读书。跟它斗争了一小会儿。//然后望着窗外的雨。/抛掉了这个念头。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下雨的早晨里。//还想将我的生活重复一遍吗？/犯那些相同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的，还有一半的机会。是的。”（卡佛《雨》）

渴望过“另一种生活”的卡佛开始努力戒酒，“是的，还有一半的机会”。戒酒之后的卡佛开始进入自己最后十年的清醒期。他的事业也逐渐达到顶峰。古根海姆基金会为他提供了每年160000美元奖学金，他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由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出版方还为他开出了5000美元的预付款，希望他能写一部长篇。拿到钱的卡佛躲到卫生间里哭了起来。写作15年来，还没有人为他尚未写出的作品付过钱。

1981年，在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的亲自操刀下，被尊为“极简主义典范”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些什么》出版，短短几个月，15000册精装本销售一空。对于一本短篇小说集而言，这个销量让人印象深刻。卡佛在大学的薪水也逐渐丰厚，每年大概有3万美元。1983年春，卡佛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每年35000美元，至少5年。唐纳德·巴塞尔姆代表学院起草了授奖词，赞扬卡佛的小说以一种“有力、独创而且绝对真实的”表现方式使“所谓平凡生活在本质上呈现出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意义”，是“文学自我创新能力的一个杰出范例”。

卡佛终于获得承认，成为主流作家。自此以后，他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再也不必为钱发愁了。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他只写了7个短篇，却在很短的时间写出了204首诗。在大学那几年，经常会有一些名流来访，成为卡佛家的座上客。其中不乏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约翰·契弗那样的著名作家。问起成功的感觉，卡佛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获得所谓的成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如果什么时候我的抽屉里面没有一篇写了一半的小说的话，我会多少有些焦虑。”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活下去，寻得些许宁静，然后每天努力写作”。命运似乎一直在跟卡佛开玩笑。1987年9月，刚刚安静写作十年的卡佛突然被查出得了肺癌。酗酒多年的卡佛没有被酒精击倒，却倒在了香烟上。在他生命的50年里，他抽了40年烟，20年大麻。

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他的肺被切除三分之二，他从死亡线上成功脱险，为此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赚了》：“赚了，这过去的十年。/活着，再没有酗过酒，工作着，爱着，并且/被一个好女人爱着。

卡佛诗中的这个“好女人”，指的大概是女诗人特丝·加拉格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特丝一直陪伴着他。卡佛当年与妻子分居后，就与特丝住在一起。有一次玛丽安来看他，发现他的床上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枕头，于是独自返回湾区，继续她的女招待生涯。但卡佛并没有忘记玛丽安，事实上，他一直爱着他的前妻。卡佛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年迟迟不愿离婚的原因是，一想到“另一个男人在为玛丽安的面包片抹黄油”，他就感到“心烦意乱”。“大家都知道他一直爱着玛丽安，这显而易见。”雷的朋友们认为，雷对玛丽安一直感到惭愧，因为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她却不得不“站在雨中”。

卡佛患病后，与玛丽安的联系更为紧密。手术前夕，他给玛丽安寄去了新买的衣服和鞋子，还寄去一张支票，以便其参加葬礼购买机票之需。他似乎已做好了手术失败的准备。在他们结婚纪念日那天，他还给她打去了电话。他的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出版后，他给她寄了一本，上面写了一段很感人的话：“献给玛丽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做敢为的青年伴侣，我同样敢作敢为的中年伴侣，我那么长时间的妻子和贤内助，我的孩子的母亲，本书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因为有些东西值得铭记。无论如何，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知道，绝对没人知道。你的雷。1988年5月。”

玛丽安也一直爱着卡佛，即便在他酗酒最凶的时期，即便他曾用酒瓶打破过她的头，她也从未曾放弃。直到现在，她还用着卡佛的姓。在她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她不仅将书题献给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也题献给了卡佛，她称之为“我们家的爸爸”。

1988年7月底，玛丽安收到了卡佛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面装着三张相同的明信片，上面是一尊罗丹雕塑的图片，两只正在祈祷的白色女人的手。当年他们同游巴黎，曾经迷失在罗丹雕塑博物馆里。明信片上什么也没有写，“他是要以此告诉我，他快不行了”。8月2日，卡佛在一抹晨曦中离世。

“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卡佛《最后的断片》)

这诗卡佛离世前写的最后一首诗。是绝笔，也是挽歌。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爱，无论是作为儿子、朋友和兄弟，作为作家、丈夫和父亲，他希望被人所爱。他得到了。

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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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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