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孟祥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 载 |《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1辑，第107-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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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竹楼先生

在历史所资料室工作的也有几位老先生。王竹楼是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陈垣老的亲炙弟子。据陈垣的长孙陈智超讲，陈垣逝世前不久还记得起王这个学生。然而王在抗战时期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干了几年的伪县长。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罪孽。不过，王显然并不是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也不是劣迹斑斑的伪官吏，起码没有命案在身。所以解放后他还能参加工作，发挥他的业务专长。但我进所时他仅仅是八级助研，与小他20岁左右的中青年人处在同一级别上。这说明他“伪县长”的历史污点在他的晋升问题上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王有自知之明，所以一贯行事低调，低眉顺眼，老老实实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一切工作。“文革”中他基本上保持“中性”，谁当权他跟谁走，并完成交给他的工作。在我们造反派当权的时候，他被安排抄录对立面的大字报。每天上班后，他都准时拿个小马扎，脖子上挂一块小木板，一丝不苟地抄录大字报。因为他是做过结论的汉奸，所以“文革”开始后长期没有受到触动。直到1969年春天，在宣传队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才将他拉出来，在排一级别的会议上象征性地批判了一通。我的印象，他在接受批判时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对所有的罪名一律兜着，而是有选择地承认，对一些不实之词也进行适当地辩护。

下干校后，他被安排在菜园，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在1971年春天去明港前，我与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原因一是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分开的，不在一个排。二是因为知道他是一个汉奸，也有意同他“划清界限”。

到明港后，我们住在了一个大房间，他的铺位又与我的好朋友周绍泉比邻，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基本停下来，大家在读书的时候难免交换心得，谈话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怕寂寞，心中有话总希望找一个倾诉对象。王的汉奸身份使不少人将他视为“异类”，而我们作为“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自然也是“异类”，清查积极分子羞于同我们交谈，以示“划清界限”；“五一六”审查对象们为了避嫌也不敢在一起交谈。这样，我与周绍泉就同王因邻床的关系有了较多的接触，交谈的机会就多了。我们有时向王请教一些史学上的问题，他每次总是高兴地给予详细的解答。他也主动讲一些过去史学界的掌故，但绝口不谈当前政治，尤其不涉及“五一六”问题。

王有行动自由，可以到明港镇赶集，也可以到军营周围的村庄转一转。他隔几天就买回一些点心，每次都是分一点给我和周。一次他散步归来，对我和周说：“今天我到军营前面的村庄，遇到一些社员正在倒粪，他们边干边聊天。一个说：‘现在军营里住的是北京遮羞布五点一六学习班的人，这些人挺有钱，买东西不讲价钱。”’我俩听了，都笑起来。我们明白，由于前一阵子我们在军营里大张旗鼓地清查“五一六”，还贴了一些标语，周围村里的人，尤其是一些到军营卖农产品的人了解到一些我们的情况。不过，因为我们的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叫起来有点拗口，农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想当然地叫成“遮羞布”了。对于这个雅号，当时学部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算是周围村庄的人送给我们的幽默礼物。其实这个幽默的礼物，息县干校附近的农民已经送给我们了。

王与老伴感情很好，一周总有一两次书信往还。他们通信所用的纸是同一规格的卡片，这种卡片不是历史所统一制作的那种，而是用较薄的纸制作的。我见了有点好奇，就问王是怎么回事？王说：“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卡片，用于读书时摘抄材料，家里存了几盒子。现在看，将来再也搞不了什么学问了，我就同老伴约好，我们写信全用它，否则也是浪费。”我开玩笑说：“我们年轻人夫妻通信也没有你们多，是不是人越老夫妻感情越好？”王笑着说：“还真是这样。年轻人忙于工作，好学上进，再加上家务拖累，顾不上互相倾诉感情。人到老年，子女独立，事情少了，老两口就更加互相关心了，所以我们通信很多。我把咱们这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全都写信告诉了老伴。”

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王住到自己的家里，我住在所里，特别由于当时上班不太正常，我们见面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不过，每次见面，王都是嘘寒问暖，显得比较热情。我知道王已经将我当成他的朋友了。1976年春天，他知道了我即将调回济南的消息，就在一个上午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找我，问我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说：“以你的聪明才智，走到哪里都能够干出成绩来。不过就科研条件而言，哪里也不如北京。调动是件大事，你可要想好。”我说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我这个人可能更适宜教书。5月初，我爱人到北京。他知道后，特地找到我，约我们夫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附近的晋阳饭庄吃饭，并让我通知周绍泉一同前往。那天中午，我们如约到了晋阳饭庄，但周绍泉忘记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通讯工具，也就不可能找到周，我们就只能表示遗憾了。那天王竹楼老两口，加上女儿、女婿和外孙，共七人一起，享用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我这才知道他的女儿、女婿都是人艺的演员。

我调济南工作后不久，大概是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开评职称，王评了个副研，不久就退休了。他去世的消息是周绍泉告诉我的，因为他的身份，没有多少人参加追悼会，他只能在寂寞中远行了。

李福曼女士

资料室的李福曼女士是梁启超的儿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夫人。他们是姑表亲，梁思永的母亲李蕙仙是李福曼的亲姑母。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美国学习考古学，回国后不久就参加了著名的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主要主持人之一。尹达就是在参加这次发掘的时候，受到了田野考古的训练，后来也就以考古名家了。解放后组建考古所的时候，郑振铎被任命为所长，梁为副所长，实际上主持工作。但梁的聪明才智还没有得以展示就于20世纪50年代初去世了。据说是为了照顾李福曼的生活，尹达给她在资料室安排了工作。

1941年，李福曼女士（后排右一）及其家人

李由于出身名门，举手投足都能显示出昔日大家闺秀的风范。她一尘不沾，对谁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文革”初期，“破四旧”之风也吹到历史所，资料室一个跟风迅速的年轻人，突然在资料室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李的烫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勒令她立即改变发型。那是一个不允许讲理也无理可讲的年代，李只能乖乖地在第二天将发型改成全国统一的大众式。

按说李在“文革”中应该坚决站在尹达一边，可奇怪的是，她在我们平反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我们一边。她已经年近60岁，虽然不能冲锋陷阵，但却兢兢业业地做好我们安排的一切工作，主要是为我们抄写大字报。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季，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天，她都无怨无悔地在学部大院中不停地为我们抄录。1967年底，我们一派已经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我们中间的不坚定分子也开始准备“反戈一击”，而李福曼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坚定。1968年初，傅崇兰被总队抓去，我们一派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天下午，我匆匆从学部大院出去，正碰上李，她握住我的手说：“你可要注意安全。看来他们一伙是什么事情也敢做的。尹达就是个阴谋家。”我对她的关心表示感谢。不久我们一派就垮了，我成了历史所批判会上的主要人物，一些原来同派的人也站出来揭发我的问题。但李却十分镇静，无论大会还是小会，她始终没有站起来揭发我一个问题。

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就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隔离审查，一关就是九个月。虽然我没有同历史所的大部分人在一起，但我想象得到，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肯定都成了“五一六”嫌疑犯，遭受不同的折磨。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李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这说明清查积极分子们已经红了眼，决心将与我们沾边的人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1970年夏天，李这样的老年妇女也被赶到干校，分配到菜园工作。这对于一生在城市上流社会生活惯了的人，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不过她还是硬挺过来了。从清查“五一六”开始到“五一六”平反的五六年间，我们虽然碰见过几次，但彼此没有说一句话。说实话，我心里对他们这些与我们一起共艰危的老人有一种负罪感，是我们连累了他们！我想他们肯定恨我们这些人。当时不是我们慷慨激昂地对他们讲我们如何正确么？他们因为相信我们，才跟了我们干，结果遭了不该遭的难，受了不该受的罪。对他们，我感到无颜面对。

1974年底，终于等来了“五一六”平反的日子，在宣布我“经过审查，没有问题”后不几天，我在学部大院碰到李，她热情迎上来，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一直相信这一天会来的。”这是我与这位善良老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不久我就调回济南，她也退休了。以后我见到与她熟悉的同事，总是打听她的情况，知道她晚年同女儿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近百岁才无疾而终。她显然属于“仁者寿”的那种好人。

资料室的老先生

资料室还有几位从事翻译的老先生，年龄最大的是谢家。他高高的个子，走起路来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因为他曾做过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所以行事低调，从不同任何人主动打招呼。所里大部分人都知道他的底细，也对他视而不见。他留学日本，日语很好，翻译了较多的日本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资料。1966年元旦，全所举行联欢会，各室都要出节目，谢家唱了一段昆曲，还真是韵味十足。“文革”开始不久，他自然也进了“牛棚”。不过由于他早就“臭名昭著”，而且在群众中不存在争议，反而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以也没有取得大会批斗的资格。1969年春天，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时，谢家这只“死老虎”也被拉出来批斗了一番。从他的自我辩护中，我才知道他的心底一直没有放弃“曲线救国”的谬论。他说：“我做立法委员，是相信汪先生的‘曲线救国’论，认为抵抗的代价太大，与日本人和谈，中国老百姓的牺牲小一些。”他的汉奸理论自然遭到严厉的批判。“文革”结束后不久，谢即因癌症去世。

资料室从事翻译的老先生中，有一个最活跃的人物叫黄巨兴。他留学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对自己的英语水平自视甚高。但据知情人讲，他的水平一般。1970年传出毛主席的话“认真学习马列，识别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元史研究室的一个同事调侃说：“我们要认真学习英语，识别黄巨兴一类英语骗子。”我有一次问该室英语水平很高的张书生：“黄的英语水平究竟如何？”他说：“他翻译的东西，不经另一个人把关，就不能付印。”我相信张的话。黄在历史所之所以名气较大，原因有二。

一是他打呼噜绝对第一，因而赢得“巨雷”的雅号。1968年底宣传队进驻后，下令全体工作人员集体到所里住宿，谁也不敢与他同居一室，他因此得到了住单间的特权。到干校以后，仍然没有人敢与他同居一室。所里只得在离大家住地较远的地方给他建了一间小草房。他住在里边，每到晚间和中午，只要他进入熟睡状态，一定是鼾声如雷，远传数里。历史所一个人曾在他午睡时到他住屋的窗前观察，发现在他的呼声达到最高分贝时，整个小屋被震得簌簌发响，屋顶上的高粱叶子也随着他的鼾声飘飘起舞。因为声音传得远，他午睡时曾多次引来附近劳动的社员围屋聚观。1971年春天，到明港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时，因为很难再为他安排单独的居室，他的床铺就被安排在大房间靠门的地方。然而，就是这样的地方，他的呼噜还是使不少人睡不着觉。一些人实在受不了，就将他推醒，由此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在干校时，有人问他：“你的呼噜这么厉害，你夫人能睡得着觉吗？”他回答说：“我的夫人已经习惯了。现在她不伴着我的鼾声，简直就睡不着觉了。”

二是他凡事沉不住气，总是表态“紧跟”。“文革”中，他是转得最快的人之一。尹达镇压造反派时，他慷慨激昂地批判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一样”。造反派翻身后，他又飞快转过来，对尹达和他手下的“八大金刚”痛加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痛骂“五一六”分子“罪该万死”。到干校以后，每天参加劳动后都要组织学习，谈改造思想的体会。这对大家实在是一份苦差事：你想，天天参加劳动，哪里会天天都有新的体会？而黄却是天天都有新体会，每每能谈一大套。如割高梁他能从用镰刀谈起，掰棒子他能从辨玉米的成熟程度谈起，挖水沟他能从地形地貌谈起，尽管都是陈词滥调，但他能花样翻新。只要有他在，大会小会就冷不了场，因为他总能找到话说。有人私下议论他“爱出风头，满嘴陈词滥调”，但也有人说应该感激他，否则，人人被逼发言，该是多么难受？黄的善于紧跟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1967年春天，戚本禹让我们所组织人考查一下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和苏联十月革命后，有没有发生类似中国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组织黄巨兴、林甘泉、何兆武等人从外文资料中查找。他们每个人都交了些资料，唯独黄说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发生过类似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显然是一种附会。

黄巨兴先生在美国讲学

黄在“文革”后去美国定居了。解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黄的表现是一种生存手段的选择。有人说他可笑，在我看来，毋宁是可悲。

资料室从事翻译的老先生中，与我关系最好的是张书生。他的英语水平在该组是最好的。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正在读大学。为了抗战，他毅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是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所以被授予上尉军衔，担任一个团的政治指导员。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举办的训练班里，他听过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的讲话。不过，抗战胜利后，他就退出了军队。否则，按照解放后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他恰恰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分子”了。

张不仅英语好，古诗词的修养也好。可以说，在历史所写古诗词能超过他的人不多。1980年我参加教育部组织的高考命题工作，与他大学的同班同学李纯武先生同在历史命题组。谈起张，他对张的人品和文品都赞誉有加。他说，大学时代张的古诗词是全班之冠。

可能是因为张在历史上有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经历，所以他也是行事低调的人。他穿着朴素，常年一身蓝色中山装，不修边幅，终日灰头土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尽管他是八级助研，在当时属于较高收入阶层，但走到街上，人们绝对不会将他同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说他是个老工人，或说是个拾破烂的，肯定有人相信。他从事翻译工作，与黄巨兴可算对立的两个典型。他的英语水平超过黄但不张扬，绝不在任何场合表现自己，始终沉默寡言。不过他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尹达镇压造反派的时候，他不发一言，冷眼旁观。造反派平反后，他比较快地站到造反派一边，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因为他是历史所的老人，对所内情况比较了解，对各色人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尹达不是一个纯学者，他身上政客的色彩很浓，善于玩弄权术，劝我们对他不要掉以轻心。他对副所长熊德基很鄙视，认为他既无大本事，又想得富贵，在关键时刻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能做。由于他一直倾向造反派，所以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也成为怀疑对象。1971年夏天，在明港清查“五一六”达到高潮的时候，宣传队突然让他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显然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现身说法的。这一方面说明宣传队解除了对他的“五一六”嫌疑，另一方面也是要求他以自己的坦白交代给正在被清查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们以启发。不过，张的交代分寸掌握得尚好，并不像某些人以痛骂自己求得解脱或取悦宣传队。

“文革”后，我同张见面的机会还不少，因为他与我最好的朋友傅崇兰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我每次进京几乎都能见到他，彼此无拘无束的交谈令我们都感到惬意。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差来济南，还到我家叙旧。他对我说：“你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对熊所长的评价，我将信拿给刘起釪先生看了，他很赞成你的评价，认为是‘春秋笔法’。”其实我对熊德基并无不敬之处，只是说此人志大才疏，德才都平平，成不了大气候而已。张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诗兴大发，写了几十首诗词，集成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送了我一本。他写信给我，希望我能想办法在山东找一个出版社为之出版。我明白这种旧体诗词出版的机会是很小的，除非你是郭沫若或赵朴初。其他人，即使有点小名气，也不可能为你提供出版机会。我回信谈了我的看法，张是理解的。张书生是2005年去世的，已经超过八十高龄。据朋友说，他走得平静而安详。我想这就是好人的归宿。

应永琛先生

最后，我还想给应永琛记上几笔。他是与我一同到戚本禹那里工作过三个月的人。应永琛是四川大学历史系1956年的毕业生，一直在先秦史研究室工作。为人老实本分，略有呆气。因为遇事决断能力差，在同事中获得了一个“黏糊”的雅号，大家都叫他“老粘”。他对经书和子书都下过一番工夫，不少篇章都能背得出来。但理论思维能力似乎稍差，所以没有拿出多少成果，退休前才得到正研的头衔。

1966年3月，在历史所派出的去戚本禹那里工作的五人队伍中，唯有他一个共产党员，他自然成了我们的领导。但他其实不像领导，从不摆领导架子，一切工作都是大家民主决策。“文革”中，他的“老粘”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尹达镇压造反派的时候，他怎么对我也恨不起来。到造反派翻身，批判尹达的“资反”路线时，他又觉得我们做过了头。1969年春天，历史所在宣传队领导下批判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他对我熟悉该书的程度表示震惊。原因在于，除了思想史研究室的人，他们都没有通读过这部书。

清查“五一六”的时候，面对那些天方夜谭式的所谓罪行，他被惊得目瞪口呆。显然，在他的还没有失去常识的思维空间里，是无法理解这些荒唐透顶的编造的。在明港的时候，他曾经与田昌五、金自强等一起轮流做白钢、周绍泉和我三个“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的看守。他态度平和，从不拿我们当敌人看待。1971年春天，当我的病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是他同林英陪我去武汉看病，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一天在湖北中医院，林英去别处办事了，只有他一个人陪我，在我们坐在候诊室等待医生喊号的时候，他突然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小孟，这‘五一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是越看越糊涂了。”我知道这时不是说实话的时候，只能回答：“这事走着瞧吧！一句话说不清。你看我像‘罪大恶极’的敌人吗？”我知道，凭良知，他已经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产生了怀疑。但此时我们不能深谈，因为他当时至少对学部存在“五一六”还是深信不疑的。“五一六”问题平反后，我们大家都埋头读书。一次他看我读《资本论》，有点惊讶，问我：“这书能看得懂吗？”我说：“马马虎虎，能懂多少算多少吧。”

我调回济南后，一次进京，在街上碰到他，他很热情，一定要拉我去他家吃饭。我因早与几个朋友约好，没有去，但对他的热情还是很感激的。应永琛是个好人，有股笨劲，可惜时代给他提供的环境太不理想，使他的笨劲没有发挥出来。他于2004年病逝。据王宇信说，他晚年过得很不如意，夫人早早下岗，唯一的女儿连个工作都没有找到，他是带着难以释怀的牵挂离开人世的。

原标题：《孟祥才 | 忆历史所的几位老先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