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山西博物院供图

土鼓是鼓类文物的早期标本，在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目前，考古发现，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鼓有许多为木制，鼓框、鼓架、鼓槌得以保存，鼓皮已不可见。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时期古墓出土了与磬等乐器共存的木鼓和土鼓。考古学家认为，出土的这件木腔皮鼓所蒙的正是鳄鱼皮，它应该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鼍鼓，也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木鼓标本。至青铜时代，铜鼓则应运而生。

中国鼓自发明以来的数千年里，一直随着孕育它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从原料到制作工艺、从形制到表演方式，鼓文化的发展变迁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繁丽多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鼓即已相继问世。《诗经》《礼记》等先秦典籍就记录了不少鼓类乐器之名，如鼓、鼗、应、鼙、拊、贲鼓、鼍鼓、县（悬）鼓、鼛鼓、雷鼓、灵鼓、晋鼓、薛鼓等，不一而足。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华传统礼乐文明于这个时期渐趋完善、丰富，鼓见证了这一过程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唐时，西域的胡鼓随着胡乐一同传入中原地区后，受到皇室的青睐，酷爱音乐的唐玄宗李隆基将羯鼓定为“八音之领袖，诸乐部可方也”。李隆基不仅善于演奏羯鼓，还亲自创作了数十首羯鼓独奏曲，以致一时“羯鼓声高众乐停”。隋唐时期，鼓类乐器频频出现在宫廷礼乐中，如隋朝的《九部乐》和在其基础上于唐初形成定制的《十部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除燕乐、清商乐之外，其余8部都是由西域传入的乐舞。其时，封建朝廷设置这些宫廷宴乐既彰显国力强盛、国泰民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时期各民族、各地区乐舞汇聚中原、交融发展的历史事实。唐代还出现了《羯鼓录》这一专门记载鼓的书籍，表明以宫廷礼乐为主的鼓乐文化艺术已发展至相当成熟的阶段。

中国鼓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高潮出现在明清时期。彼时，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市井文化登上历史的舞台。鼓类乐器在民间的器乐合奏中被广泛应用，堂鼓、板鼓、荸荠鼓、缸鼓、腰鼓、八角鼓纷纷登场。传统吹打乐十番锣鼓中的清锣鼓，用到了同鼓、板鼓、大锣、马锣等多种锣、鼓类乐器，且演奏方式不断变化。一些代表乐曲如《万家欢》《划龙船》《喜遇元宵》等流传至今。民间小调、说唱艺术以鼓伴奏，戏曲音乐也大量使用鼓乐，以鼓板作为乐队的指挥。这些新的伴奏和说唱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市井生活。

鼓文化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中，鼓的家族也不断充实和壮大。从质地而言，有土鼓、木鼓、石鼓、藤鼓、竹鼓、皮鼓、铜鼓、铁鼓、钢鼓等。从形制构造而论，则有大小之分，“大鼓谓之鼖，小者谓之应”。大鼓多凸腹，声音雄壮威猛，多用于宫廷仪仗，突出庄严气氛，因体积大，常置于鼓架上。体积较小的鼓，如鼗鼓，有手柄，持于手中摇动可使鼓两边的耳槌自击鼓面发声，类似于今日的拨浪鼓，但鼓身更长。鼓的形制亦有长短之分，称长鼓和短鼓。朝鲜族、瑶族盛行长鼓。还有依形命名的扇鼓、蜂鼓、鱼鼓、腰鼓、八角鼓、四方鼓、脚盆鼓、花盆鼓、长尾巴鼓等。

▲小朋友在表演朝鲜族长鼓舞《桔梗谣》。新华社记者 任珑摄

各民族的鼓类乐器则更加琳琅满目：藏族有达玛如鼓、热巴鼓，蒙古族有恒格里、罐鼓，维吾尔族有冬巴克、纳格拉鼓，哈萨克族有达布勒，壮族有蜂鼓，傣族有象脚鼓、傣族大鼓，白族有仗鼓，彝族有额格子嫫等等，不胜枚举。据《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记载，少数民族使用的鼓乐器有70多种。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多种材质、形状、大小、用途的鼓，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繁荣兴旺的鼓家族。中原鼓乐吸纳了少数民族的鼓乐，同时也对其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双向“互化”的过程。

从古至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鼓文化，彰显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地域风格，汇聚传承下来的击鼓技法也丰富多样，跳、跃、翻、纵、闪、展、蹬、踏等灵活身姿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在各地区各民族鼓文化的交融汇通中，中华民族鼓文化渐臻深厚丰满，鼓艺术更趋多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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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天动地：丰富多样、渐次提升的文化功能

古人制作器物，起初主要基于实用角度的考量，后来渐渐发展出艺术审美价值。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鼓起初应用于祭祀、战争、通讯、报时等人类活动，再逐渐发展成为礼器、法器，最终形成乐器。鼓文化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的提升，体现着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鼓舞中华”雕塑。中国民族报社图片库

古时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同时认为，鼓是通天的神器，它那仿若雷鸣的天音，能起到驱鬼迎神、震慑敌人、传递信号的作用，在古代祭祀和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祭祀时，鼓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商周时期甲骨文中就有“鼓”字，字形左部是鼓的象形，右部像一只手拿着木槌敲击。我国历代几乎都设有专职的司鼓，称为“鼓人”“鼓吏”，隋唐至明清设有专职机构“鼓吹署”“钟鼓司”等。

应用于军事战争，是鼓作为响器的一个重要功能。《易经·中孚》载“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记录了打胜仗后人们兴奋击鼓的情景。鼓的隆隆声响，能使人热血沸腾，激发士兵的勇气和斗志，所以《诗经·邶风·击鼓》有“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的描写，《左传》中曹刿论战时作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论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唐代安禄山背叛朝廷发动兵变时擂响战鼓，惊醒了统治者沉醉的迷梦，改写了唐代的历史。宋代女将梁红玉抗击金兵南下，亲自上阵，击鼓助威，“风鸣环佩军中鼓，谷暗云霞战士旗”，兵士们勇气倍增，奋力进击，迫使金兵败走黄天荡，梁红玉沙场击鼓的飒爽英姿也定格在历史中。

鼓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据载，早在大禹时，曾悬鼓于门，供进谏者敲击以闻，并在鼓架上铭刻“导以道者击鼓，有讼狱者挥鼗”字样。《管子·桓公问》中称“禹立谏鼓于朝”。秦汉以降，朝堂上设鼓以纳谏，“谏鼓”成为一种制度。晋代葛洪《抱朴子·博喻》曰：“诽谤之木设，则有过必知；敢谏之鼓悬，则直言必献。”谏鼓制度在君臣之间开辟出沟通的渠道，可广开言路，使下情上达，可以说具有“鼓声响，天下清”的社会意义。因此，有政客文士大加称颂。唐代翰林学士白居易《敢谏鼓赋》曰：“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嗟乎！舍之则声寝，用之则气振。”鼓的“治世之音”，由此可见。

在宗教文化和民俗生活中，鼓也至关重要。佛、道两教中，鼓是法器，故称为法鼓。寺院、道观以鼓提示开静、止静，故有“晨钟暮鼓”之说；也以鼓开坛诵经，壮族师公有“蜂鼓不响不开坛”的说法。道乐中的鼓音使人心情平和、息心净虑。民间习俗中，各种岁时节庆、迎神赛会、民间社祭，都会击鼓奏乐。

作为乐器的鼓，在音乐艺术上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无论在宫廷雅乐还是民间音乐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唐代诗人李贺的《将进酒》中“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描绘的就是宫廷燕乐的景象。伴着鼓点的节奏、律动，乐伎们边歌边舞，鼓乐、歌、舞和谐一体。民间鼓乐则与劳动生活紧密贴合。苏轼就曾记录下眉州农人在田中击鼓而歌的情景：“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眉州远景楼记》）用以烘托气氛，鼓舞众人的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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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睦致和：贯通古今、融合南北的中华鼓韵

鼓的声音洪亮，敲击有力，能调节节拍、增强节奏。藏族有句俗语说“你怎么敲鼓，我怎么跳舞”，概括了鼓在乐曲中的统领作用，也表明鼓在民族歌舞中的重要性。鼓的乐音虽然“不宫不商”，但其音色丰富。古书上有不少描写鼓声的拟声词，如“镗镗”“冬冬”“逢逢”“坎坎”等，发展至近现代，更出现了表现不同音高的排鼓，融入电声技术的电子鼓等，扩展了鼓的艺术表现空间。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民众以热情的腰鼓表演欢迎参加中国—中亚峰会的贵宾。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从古至今，由北到南，各民族鼓舞彩丽竞繁。陕北民间的安塞腰鼓声音浑厚、质朴、生机勃勃，与民众憨厚、淳朴、乐观向上的气质相得益彰。甘肃兰州的太平鼓声洪、势强、力沉，演奏时伴唱着“太平歌”，表达西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热情豪迈、百折不挠的精神。维吾尔族的纳格拉鼓击打节奏、节拍复杂多变，能够营造出热烈、欢快的喜庆气氛，经典曲目有《吐鲁番木卡姆》。南方少数民族则普遍盛行铜鼓，故史学界有“北鼎南鼓”之说。广西壮族民间喜欢收藏鼓、赛鼓，铜鼓声铿锵响起，既表现人们庆祝丰收的喜悦，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生活的热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上展示的冷水冲型十二芒铜鼓。民族文化宫供图

中国鼓，作为天启之音的象征，被统治者纳入政治制度，用于社会治理；在长期的发展中，进入祭祀、军事、民俗、宗教等领域，与各族民众的生产劳动、精神生活融为一体。它是观念的、物质的，也是制度的、行为的、艺术的，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影响的综合体。

▲在“团结奋进新时代——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授牌活动”上，开场表演《鼓舞中华》上演美美与共的大联欢。郭乐摄

中国鼓，穿越古老的时光，用天地之音启迪世人，表达和平和睦、欣欣向荣的生活愿景，鼓舞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它深深扎根于文化生活、民间习俗，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的融通互鉴，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内涵丰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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