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科研经费、SCI论文发表数量等皆有较高要求。完成第一聘期考核后，还有进一步的职称评定。为了“跨栏过槛”，青年科研人员除了多发论文、还要多申课题以厚实履历。无形的鞭子赶着青年科研人，更快产出、更多产出。

此外，高校在招募毕业博士时，相应地，也会要求博士年龄符合条件。在高水平大学，“未满35周岁”基本是标配。

图源：某985高校2024年度公开招聘教师岗位信息表

科研圈“年龄门槛”近年来引起的焦虑增强，是因为竞争加剧的变化增大了科研人职场生存难度。一方面，“非升即走”聘任考核标准，完成时间有限，需要积攒的成果量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科研群体人数增加，僧多粥少加剧。

纵观中国科研人员数据，近20年来规模急遽增长，2009—2022年，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全时当量分别从229.1万人年增长至571.6万人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R&D人员全时当量指数近年来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速为7.5%，以2015年为100，2022年指数值为165.6，比上年增长9.2%。同时，国内博士毕业生在读人数到了2023年已达56万，是10年前的两倍。

基于此，年龄限制不变情况下，赛道上挤满了运动员，基金项目申请获得资助的难度逐年增大。数据显示，200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从9.7万项增长到29万项，资助率从22.91%下降到16.3%，2022年，约23万人折戟而归。

尽管竞争激烈，要想科研事业得到足够的资源配置，大多青年科研人依然“前赴后继”地进入“围城”，遵从科研圈时间表的规训，为自己每一阶段“跨栏”设置倒计时。

02. 35岁是“难关”，但不是“生死大关”

35岁，作为第一重要时间节点，其被提出在历史规律上是有迹可循的。科学家赵红洲于1979年首次提出“科学创造最佳年龄”。经过对世界上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人才的个体发展存在着最佳年龄规律。其中，杰出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是在25—45岁。20世纪杰出科学家的成名年龄、最佳峰值年龄分别为33岁、37岁。也就是说，对科技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一定要尽早，错过最佳年龄可能造成人才浪费。

基于此，青年基金申报年龄限制设计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为青年人才能够在同层次科研者中适当竞争，限制年龄实际上初衷是保护青年科研人。此外，国内科研各个“门槛”的年龄限制，展现出追求人才年轻化的趋势，这背后有着对标国际水平，着眼于人才的储备厚度的考虑。

35岁之前，是科研人员夯实基础、储备实力与展现潜力的时期。国内头部高校招聘年龄条件大多会以此作为节点，为筛选更优秀人才，无可厚非。还应注意的是，并非全部高校都会限制35岁“门槛”，而是在大多博士毕业生的目标都瞄准了头部高校的情况下，形成“人才局部过多”，竞争压力增加。某种程度上，倒逼了头部高校在招募人才上开启了限制并压低年龄的趋势。

可以说，科研人的时间表是现有体系与科研圈共同体一起构建的“围城”。时间表上的“35”大关，是客观存在的第一黄金节点。然而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它也并非什么要命的“生死关头”，每位科研人都会度过它。科研人的35岁时期，比起成长焦虑期，更是个人能力跃升的关键状态期。

03. 冲破35岁“漩涡”

面对35岁“旋涡”。青年科研人不应任由其吞噬希望，而是冲破它，在时代潮流中勇往直前。

35岁，是科研人的“起点”，而非“终点”。“35岁现象”不仅有“危机”一面，还有“成功”一面，两者并不完全对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可以转换互补。不少科研者用实际行动证明：追梦的步伐足够坚定，年龄就只是符号。

35岁时期，科研人开始认清自己。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的罗敏，35岁那年，彻底明确了自己想做且适合什么，毅然决定去美国深造开始追梦科研，离开了在深圳的稳定工作和3岁的女儿。45岁作为复旦的研究员，与丈夫合力问鼎Nature。她谈及35岁这个“门槛”，她说:“只要一个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不管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35岁时期，科研人也足够坚定目标。空军军医大学的副教授张丰，35岁“改行”，40岁发首篇SCI，48岁“叫板”诺奖。35岁之前，张丰博士毕业后留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空闲时总是喜欢钻进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直到35岁时，张丰决定从临床转向科研，前往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后回到学校任教。作为“大龄”青年教师，张丰也曾尴尬地站在亮起“红灯”的十字路口。面对“回到临床工作收入会更多一些”的建议，他拒绝接受，对自己的选择非常坚定：“人到一定年龄时，人生之路需要做出取舍。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避免终生的遗憾。”后来，坚持潜心科研，他在42岁时晋升为副教授，48岁时发了Nature。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看似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但张丰相信：每个拐弯都在无形中指向着目标。

35岁时期，科研人更能够蓬勃发力。科研圈历史上，在35岁之后“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三战考研上岸，读博读了7年，32岁才获得博士学位。35岁时期前后，他开始并坚持保持年平均高达5000小时的工作投入度，足够热爱加足够刻苦，终于在他51岁时，实现了国际上首次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称为诺奖级别。还有熊远著、冯其庸、柴继杰……如果这些科研大师当年将自己受制于年龄桎梏中，恐怕早已经被埋没在人潮里。

摒弃固有思维，冲破阻碍。当环境已经给我们构建了难以忽视的漩涡，我们自己就无需再给心里上一道枷锁。也许旋涡的力量很强大，但没有一颗勇往直前的心，就必然不能突破它。很多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击碎年龄的隐形天花板，并非没有可能。

04. 破局：解除封印

解除封印，并非寻找逃避出口，而是给“年龄困境”一个有力还击。科研人缓解和克服35岁“危机”，并非要彻底消除“35岁现象”，而是需将自己与“限制”解绑。

在现有体系的实际框架下，作为青年科研人，正视自己在科研职场中的定位，放弃“既要学术理想，又要生活安逸”的幻想，才是摆脱年龄焦虑的正解。

若追求科研学术名誉，便置身事内，不畏艰难。毕竟，科研圈的升级打怪本身就是一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事业。尽管，我们依然提倡每个公民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己想要的物质或者精神目标，但对科研圈来说，超常的刻苦与付出是事业有所作为的最基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是成不了科学家的。”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对学生的“实在话”。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张启发也常告诫自己的博士生：“每天工作12小时是正常的，少于这个时间就不正常了。”当然，“支持系统”和“快乐源泉”是科研生涯中解决迷茫和困境的法宝，若想“卷”得愉快，兴趣爱好的“疗愈”，和家人的陪伴鼓励是必不可少的。

若追求纯粹学术钻研，便降低对“帽子”的贪念。专注研究志趣，做好为学术付诸青春和接受稍显清贫生活的准备，做不了“短跑运动员”，可以做“马拉松运动员”。61岁成功登上Science封面论文的作者谭垦，36岁才开始读博，41岁才发表了人生第一篇SCI论文。科研生涯比一般人慢了不止一步，但那又如何？谭垦说，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一场长跑。他的内心的信念是：所有的好事终将来到。无独有偶，王晓琮，14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毕业后选择了“隐世人间”，担任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数学基础课教师，致力于培养后辈学子。曾经带领学生为中国拿下100个国际一等奖，享誉国际。令人讶异的是，4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却始终未能被授予正式职称，还有传言称他曾窘迫到鞋子破洞。事实上，他认为评职称浪费时间，选择了专心教学和指导学生，生活省吃俭用也是为了资助贫困学生。他无惧世俗，初心不移的行为和信念，不仅启迪学生，也为科研界注入一股清流。堪称视“帽子”为粪土，纯粹专注于学术的大师。

若在头部高校的竞争激流中无法脱颖而出，反向流动也不失为在“下沉中突围”的理性选择。当下，一些毕业年龄已过线的“大龄”博士，选择向下兼容，有一位37岁毕业的博士匿名分享：因年龄太大留不到一线城市学校，去往偏远地区高校，成为学校稀有的博士人才。在资源倾斜和学校支持下，他不仅发了一些好的论文，拿了一些省部级课题，还在权威出版社出版了著作，获得了科研奖励，现在已是学校的中层干部。另一位也在35岁后才毕业的博士也分享了自己的成长之路：因年龄太大他选择了“门槛”较低的高职院校，为招揽人才年龄设定在45岁以下，尽管随着成果积累逐渐厚实，有其他学校“挖人”，他仍然选择留在“伯乐”学校，现在是学科带头人，开始致力于为自己的学校与学生谋求更多发展机会而努力。在“小庙”里能尽可能地最大实现自身价值，也是一种幸运。

除了科研者自身行动以外，当下，环境也正在为缓解压力创造条件，现有体系有不断优化“年龄困境”的趋势。如中国人民大学在评聘中深化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按岗分科，分类申报、评审并优化破格晋升赛道，青年科研人在这类体系中能最大程度不受制于年龄限制。近期，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将女性申请年龄由35岁拓宽至40岁，这一变化降低了社科领域“年龄”对女性青年科研人发挥力量的壁垒阻碍，可以说，是让青年基金项目的年龄设置回归了“保护青年人才”的初衷。

科研之路怎么走由自己说了算，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静水流深。选定了自己的路，大步向前走，不回头。30多岁正明媚，40岁也灿烂，50岁、60岁光辉依旧……当我们自己掌握定义人生里程碑的主动权时，年龄就仅是数字标签而已。

要相信的是，每一位奋勇前进的科研人的身上，各个阶段的年龄标签皆会成为一枚枚勋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