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两汉简牍，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批居延汉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整理考释，现已编号简牍有17900多枚，有明确纪年者2100多枚，占全部简文的11.6%。最早纪年简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主要反映这218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实。这批简牍或可补史籍之阙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对于研究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邮驿、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基于此，本报特刊发张德芳、宋耀伟、李逸峰、李庶民、赵学清、段佳宁、杨天才、任小平等人文章，并配发悬泉汉简高清图版，以期为读者全方位、多视角呈现悬泉汉简的精彩世界。

壹

悬泉置汉简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文丨张德芳

1990 至 1992 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发掘的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 23000余枚，其他各类遗物6000 余件以及各类陶器残片3万余件。就出土汉简而言，这是继斯坦因1907年、1914年两次中亚考察在敦煌汉塞发现的敦煌汉简，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悬泉置汉简与出自边塞烽燧的敦煌和居延汉简不同的是，悬泉置是当时一座官方邮驿接待机构，坐落在丝绸之路中西大道必经之地，遗留下来的简牍文书主要属于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记录，这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邮驿交通、民族社会，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为重要。下面择其要者概括叙述：

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邮驿接待机构，是两汉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

悬泉汉简对西域的记载，是研究两汉与西域关系的实时记录和原始档案。

悬泉汉简中关于中亚各国和西亚、南亚的记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根据。

悬泉汉简中关于佛教东来和儒家经典等汉文化的西传，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反映。

选自《中国书法报》第272期第1版

贰

丝路风华——悬泉置汉简的发现

遗址地点及自然环境

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瓜州与敦煌两县市交界处瓜敦公路南侧1.5千米的戈壁滩上，东去瓜州县城60千米，西距敦煌市区64千米；北纬95°20′，东经40°20′；现属敦煌市五墩乡。

遗址地处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北坡山前冲积台地上，海拔1700米左右；北临西沙窝盐碱滩，与疏勒河和汉长城烽燧线遥遥相望。遗址周围为高低不平的砾石戈壁沙丘地带，属温带干旱气候，多风少雨，夏热冬寒。现周围无居民，站在遗址向北眺望，可以望见远处断续连绵的汉塞烽燧和千年流淌的疏勒河。东西纵深地带是辽阔的走廊腹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

汉代对该地的文献记载已无从查找，但唐代以后关于悬泉的记载则不绝于书。《元和郡县图志》载：“悬泉水，在（敦煌）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大至则出多，小至则出少。”另敦煌遗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和P2691号《沙州城土境》也都有关于“悬泉水”“悬泉驿”“悬泉镇”“悬泉乡”的记载。清人称此为“贰师庙”，今人谓之“吊吊水”“甜水井”。

悬泉置遗址发现及发掘经过

1987年秋，时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副主任的何双全一直在敦煌机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9月的一天，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敦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给何双全打电话，说他们在距离敦煌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的火焰山南边戈壁滩发现一处遗址，但不能确定时代，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前去鉴别。何双全闻听不敢耽搁，抓紧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岳邦湖等人前去寻找。由于敦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匆忙中没有做标记，仅凭记忆在茫茫戈壁中要想找到一处遗址无异于大海捞针，前两次寻找无功而返，直到第三次才终于找到了遗址，并捡到了8枚汉简。根据当时的界定，凡发现汉简的地方，都有重大的考古价值，这一处遗址因此被列为当年敦煌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

悬泉置遗址发掘现场

1989年10月，敦煌博物馆的同志发现遗址有被盗挖的痕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请求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1990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1990年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抢救性发掘，经过3年的田野工作于1992年底发掘完毕。该遗址是一处汉晋邮驿机构，包括主体建筑、灰区、马厩及附属建筑，总占地面积22500平方米，发掘时采用5米×5米和10米×10米两种布方方法，开探方141个，清理的遗迹有：

清扫悬泉置遗址发掘现场的积雪

（一）坞院，坐西向东

，呈50米×50米正方形院落。墙基宽1.5米至2米，残高0.8米，用0.48米×0.28米×0.2米土坯砌筑，外抹草拌泥，涂白色。东北与西南墙角处各筑角楼一座，正方形，基底7米×7米，残高1米，筑法与坞墙同。坞院内靠坞墙处均有房屋建筑，共27间，靠东墙南端2间，靠南墙3间保存不好；靠西墙10间有长方形和正方形两种规格，长方形面积较大，如F6为4米×8米；正方形面积较小，如F9为3米×3米；靠北墙、靠东墙房子较多，共12间，有的面积较大，如F26为4米×9米，而且出土了抄写在F26室内墙壁上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五月颁布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东门外南侧有一组建筑，从遗迹推测应有房屋5间，保存较好的仅2间，估计为门卫戍守住所。

悬泉置遗址复原图

（二）马厩，在坞院南墙外依墙搭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靠东一组前后2间，前间为11米×11米；后间为11米×6米。靠西为一大通间，与西南角楼相连，东西长28米，南北宽14.5米，墙基宽0.5米，残高1米，用土坯砌筑。厩内残留部分木桩，坚硬的马粪土层最厚处达0.5米。马粪上层上部有0.5米厚草木灰均匀堆积。

（三）灰坑，遗址内有灰坑10余个，形状不一，无分布规律，但均在同一层位上，即魏晋时代遗存之下。根据灰坑中出土的西汉晚期汉简，推测这些灰坑可能形成于东汉初期。

此外，坞院西墙外和东门口及北侧均有灰区堆积，其中西墙外最丰富，东门口次之，北侧则较简单。汉简等文物大都出自西墙外的灰区堆积中。

悬泉置遗址出土漆纱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及简纸文书（包括帛书和墙壁题记）四大类，总计达7万余件。

生产工具主要为铁器，共230余件，有犁、臿、铧、削、镰、铲、刀等。都为用后丢弃之物。此外还有加工粮食的石磨。

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左上）、封检（对角）、毛笔（右下）

生活用具主要有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丝绸制品和毛麻织品等，共6000余件。漆木器主要为耳杯、盘、筷、匕、勺、梳篦等；草编器多为床席和门帘；丝织品多为衣服碎片，有绢、帛、绸、缯等；皮革和麻布类制品主要有鞋袜、鞋垫等。此外还出土灰陶片3万余片，主要器物为罐、盆、甑、瓮等。

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

文具类主要有笔和纸。出土毛笔4支，其中2支保存完好，均属用后遗弃。出土麻纸460余件，按颜色可分为黑、褐、黄、白4 种；纸上有字者多为后两种；从质地看，主要由麻织物和丝织物制成。

悬泉置遗址出土砚台

简纸文书类4种：

（一）简牍，共出土两汉简牍3.5万余枚，其中有字者2.3万余枚。主要出土于西墙外和东门外的灰区堆积中。简牍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6种。简牍文字的字体有正规的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还有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楷体字。简牍文书大多数编绳已朽，多已散乱。有比较完整的册子50余个。编册完整者多为细绳编联，分两道和三道两种。有先编后书者，也有先书后编者。每册所编简牍视内容而定，有3枚一编者，有5至8枚一编者，亦有10余枚一编者。有数枚单简编联成册者，有数枚两行编联成册者，也有简和牍混编成册者，还有单简与两行混编成册者。这批简牍按内容可分为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

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

（二）帛书10件。均为私人信件。出土时一般折叠成小方块，受潮后墨迹相互浸洇，但内容尚可释读。

（三）纸文书，共出土有字残纸10件。其中汉纸9晋纸1件。

元与子方帛书信札

悬泉置致中公夫人书

（四）墙壁题记，出自F26、F27房内，因最初写在室内墙壁上，后因墙壁坍塌而成碎块，出土大小不等的残块203块。大部分为长期涂抹多次书写的多层墙壁墨书，少部分为一次书写。经整理复原，F26:6比较完整，长222厘米、宽48厘米。用黑宽线勾出边框，中间用红色分隔号分栏，然后书写文字，共101行。题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局部）

除上述四类外，还出土封泥、印章、钱币、车马器残件、带钩以及大麦、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农作物和马、牛、羊、鸡、狗、兔、骆驼等家畜骨骼。

选自《中国书法报》第272期第2-3版

叁

悬泉置汉简书写形态探析

文丨宋耀伟 李逸峰

笔形数量特征

字体的演变是在书写中完成的，在演变过程中，笔形数量的变化是字体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据统计，在悬泉置汉简 260个字样中，共有 1779 个笔形，平均每个字样的笔形数量为 6.84 个。其中，横向笔形的数量占据优势，共有 643 个横向笔形，占全部笔形的 36.14%。其次，斜向笔形 508个，占 28.56%。而纵向笔形与转折笔形的数 量 相 当 ，分 别 是 319 个 和 309 个 ，占17.93%和 17.37%。横向笔形与斜向笔形在数量上的优势地位，是隶书在体势上以横扁态势为主的关键原因之一。

横向笔形书写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悬泉置汉简作为隶书简，在全部 643 个横向笔形中，可辨识笔形的起笔方式仍以逆锋起笔为主，共251 个，占比 39.04%。顺锋起笔包括顺锋直入与顺锋斜切笔形，斜切笔形共有 118 个，占比 18.35%。

纵向笔形书写

在本文所选 260 个字样中，纵向笔形的数量为 319 个，占比 17.93%。首先考察纵向笔形的起笔情况，分析纵向笔形中的所有可辨识笔形可知，顺锋起笔的数量为 96 个，而逆锋起笔的数量为 95个。相对于横向笔形而言，纵向笔形中顺锋起笔的比例与逆锋起笔的比例基本相当，说明字体演变过程中，不同笔形演变的速度不尽相同。

斜向笔形书写

在508个斜向笔形中，可辨识笔形中的顺锋起笔数量为312个，占比达61.42%，而逆锋起笔的数量为104个，占比为20.47%。可见，斜向笔形的书写中，逆锋起笔书写已经弱化，而顺锋书写更能提高书写效率，同时也可以说明字体演变中，不同笔形演变速度的差异性。

本文通过对敦煌悬泉置汉简 260 个字样的笔形数量、起笔顺逆方式、收笔出锋与否、转折笔形书写状态以及笔画间连笔映带关系等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悬泉置汉简的书写，以横向笔形比例最高，斜向笔形次之，以此突出了隶书横扁态势的字形样貌；从用笔方式来看，横向笔形起笔逆锋为主，纵向笔形顺逆相当，而斜向笔形则以起笔顺锋占更高比例，说明不同笔形之间的书写状态不尽相同；行笔中，横向笔形与斜向笔形波磔书写明显，呈现波动笔势，斜向笔形与纵向笔形中，重笔书写带有调整书写节奏、加强书写效果的作用；连笔映带书写已经出现，打破了隶书原有的笔画格局，对行草书的演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选自《中国书法报》第272期第4版

肆

悬泉置汉简书法说略

文丨李庶民

悬泉置汉简字体有小篆、隶书、草隶、草书和楷书。其中以隶书为主，其书法已经摆脱了篆书以及秦简的影响，很多书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隶书，然而由于是墨迹，与碑碣隶书不同，简牍书法的用笔、结体更显轻松快意，天真质朴，更能体会书写中的笔墨技法与情感，有些特征表现出向草隶发展的趋势。正草之变造成字体演变，正书在实用书写过程中的求快求易出现了简、连、省、变的草化，解构了正体字的繁冗，形成简易的字体并逐渐形成体系，形成的新字体是为了交流通行的需要，整合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统一规范而成的，这种“草—正—草—正”的字体嬗变过程，到形成方正的楷书为止。

悬泉置遗址出土《传车亶轝簿》简

就悬泉置汉简书法而言，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西汉成帝刘骜阳朔二年（前 23）的《传车亶轝簿》，此册现存残编十简，内容为六乘亶轝即毡舆的状况，文字是已经成熟的隶书。除了“轝”等字因横画多、“传”因末笔的夸张书写使得字呈长方形外，其余百余字都是呈横扁之势，“方劲古拙，如龟如鳖”。特别是长横、捺画的夸张，雁尾的浓重等更能突出体现隶书的特征，甚至有些字如“弟”“传”“乘”“用”“敞”已见楷书、行书笔法端倪。《传车亶轝簿》横画平行排叠，中宫凝聚，重心稍高，轴线垂正，体貌端严庄重，又因笔画错落有致，故静中寓动，整肃中见活泼。用笔娴熟老练，逆锋、侧锋起笔见灵动，行笔从容，提按平动，错综变化；收笔轻松而含蓄，间以一拓直下或重捺雁尾，强化线形对比，使整体视觉愉悦。转折处方圆间用，方而柔韧，圆而劲挺。墨色清晰洁净，点线的粘结点多松动，更见用笔洒脱，落落大方。这是悬泉置简书的主要特征。

选自《中国书法报》第272期第5、8版

伍

略论悬泉置汉简的语言文字学价值

文丨赵学清 段佳宁

汉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汉字上承小篆以及秦隶，下启今隶乃至楷书，汉简是研究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悬泉汉简的出土与整理，无疑为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悬泉置汉简有明确纪年的最早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这一时期也是隶书发展趋于成熟的时期。简文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悬泉置的日常工作，有相对正式的行政公文，也有非正式的记录簿。简文呈现的字体复杂多样，其中以隶书为主，草书为辅，且有带明显篆意的字。悬泉置汉简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左右，其中的汉字形体留存着大量的从篆书到隶书甚至楷书的演变轨迹。

（一）篆书

王宁在《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一文中指出：“小篆是古文字的末代，隶书是今文字的开端，但它们交接的时代并不是很短的时间，而有一个较长的过渡带……篆书与隶书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行，隶书的初期尚含篆意，直至东汉碑刻隶书，尚有一些部件仍是篆体部件。”悬泉汉简非一时一人所写，且处于字体演变的过渡时期，隶书并未完全成熟，异体字也大量存在，有的字既有篆书的写法，也有隶书的写法，还有处于过渡阶段的半篆半隶的写法，也有不少字形，虽已经不具备篆书的典型形态，但仍保留有较为明显的篆意。

（二）隶书

悬泉置汉简中隶书从古隶向八分演变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态特征趋于扁平，甚至出现趋向于楷书的方正体态，如“泉”“置”等字，字形扁平规整；二是具备八分体波磔的特点，用笔有明显的顿挫意味，向右下方的斜笔已经有明显的捺脚，收尾处略微上挑，如“光”“夫”等字，撇画也有这种笔法，如“刀”字，另外横画出现微波起伏之势，有明显的粗细变化，起笔顿仰，收尾上挑，如“立”“要”等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竖笔的有意拉长，一般位于简的末尾以及段落中间，字形整体细长，露锋收尾，如“年”“行”等字，呈现出不拘一格的艺术特征。

（三）草书

草书作为一种辅助性字体，基于快速书写的要求，在悬泉置汉简中的使用频率仅次于隶书。悬泉置汉简中的草书是隶书简化的变异字体，是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属于草书发展的初创阶段。下表所选字形的草书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连笔，如 “恐”字的构件“心”连为一笔，属于笔画间紧相连接的实连，“印”字属于构件之间游丝的虚连；二是笔画构件的省简，如“有” “里”字省略横笔，“当”字省略构件“口”；三是构件字形的轮廓化，如“足”字的下部分只保留轮廓，“事”字保留了字形的整体轮廓，而对于笔画线条不加以细致书写；四是构件的符号化，使用特定成系统的简单符号，代替相对复杂的构件，如“吾”“言”的构件“口”用三点代替。这种简化符号的固定使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书写速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后世认读的难度，需要系统的学习和记忆才能掌握。

（四）简化字

现行简化字部分来源于经过楷化的草书简化字，在悬泉置汉简中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简化字的草书字体。悬泉置汉简中的草书简化字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整字简化， 如“麦”“来”“乐”等字，与现行简化字写法相同；二是偏旁构件的简化，简化字偏旁中的“讠”，就是草书中简化符号的延续使用，再如“时”字的构件“寺”已经简化成“寸”。悬泉汉简中汉字简化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快速书写要求下草书使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当时书写简化形体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选自《中国书法报》第272期第6版

陆

悬泉置汉简及其当代意义

文丨杨天才

悬泉置汉简对当代书法的价值与启示意义，笔者认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悬泉汉简作为中国书法发展中的一个很关键的链条，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的第一手资料。悬泉置汉简验证了依据于传世石刻资料的传统书法史观中以八分隶书形成于东汉桓灵之际的错误判断。如《悬泉置·阳朔二年车亶轝簿》（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的“传”“年”“车”的长横画，末端上挑出锋，似有八分体波磔的倾向，但其实线条末端的出锋只是一个普通长横画在重按之后因势出锋的自然形态。另外如“朔”“啬”“第”“傅”等字的掠画出挑，“傅”字点画的出锋，都是由重按之后自然弹出。这些充分说明在西汉初期，波磔的笔法已得到广泛的运用。到西汉文帝初期的波磔之势明显，结字已完全扁平，夸张的笔画姿态翩翩，说明分书的笔法已基本形成。这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由古隶而八分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把八分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是悬泉置汉简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悬泉置汉简有明确层位和准确纪年简牍共存关系的西汉宣帝至哀帝时期（公元前73 年—前1年）。据现有资料可认定悬泉置遗址时代上限始于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历经西汉、东汉，下限可至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400 年之久。如果将1991年出土的悬泉置麻纸墨迹与锺繇的《荐季直表》作比照，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一脉相承的用笔和结体。这种墨迹的用笔，虽然还保留有隶书的形态，但已经是早期楷书的面貌了。这充分说明，悬泉置汉简中既有明显的隶化和楷化的痕迹，也有明显的草化痕迹，而且各书体的演变并非直线前进，而是在相互交织中得以发展的。由此可以知道，在汉代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正是楷、行、草书的发源地之一。

三是悬泉汉简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很深的学术价值。竹书简牍狭而长，缣帛纸张宽而大，两者的“语调”各有不同。陈振濂认为，当代汉简书法创作重视去发掘这个“纵行”的空间意识，以各种字形大小和书风雄秀不同而错综其间，既为探索书法的章法变化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语汇，又能将不同的用笔法交替呈现出来，比起目前书法作品习惯于单一的横成行纵成列的一般书写，自然更见活力而不杂乱，纷纭而有秩序。另外，悬泉置出土的纸书《元致子方书》是中国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信件，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纸张，这一发现把我国纸张发明的时间向前推了近一个世纪。《元致子方书》的书法价值在于，从书写墨迹上是对2000多年前的古代书法的一种补充。

四是悬泉汉简将成为当代书家创作的动力源泉。书法创作本质上就是将时代精神和书家审美贯注到对经典的分解与综合之中。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书法风格创作史，而风格史的建立除了书家的主体精神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新的笔墨语言注入于传统的再演绎。随着当代书家创作取法观念的变化，创作中融入简牍笔意和情趣，使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表现更加丰富。当代草书汉简融合创作模式的实践，拓展和丰富了草书创作，使悬泉汉简的审美内涵与当代书家审美产生良好的契合与互动，也为当代书法创作延展了广阔空间。

选自《中国书法报》第272期第7版

柒

悬泉置木简的书法与社会功用简议

文丨任小平

一枚永光五年（公元前 39 年） 汉元帝刘奭时期的木简记载：“永光五年五月甲辰朔已已，将田车师已校尉长乐兼行戊校尉事，右部司马丞，行……”，“长乐”可能为写简人行文之用名。敦煌郡（相当现在地、州级）辖敦煌县高昌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但戊己校尉受敦煌郡辖管。简文中的“车师”即吐鲁番，长乐兼戊校尉与已校尉二职带领兵卒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屯田。简中透露了敦煌郡当时的辖管区域已延伸到新疆吐鲁番地区，当时的政府职能从简中便可得睹一二。

“戊己校尉”名称来源于西汉禁卫军的将领职衔“校尉”。其地位仅次于将军和郡守，最后发展成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督抚事务的军政长官。如《李柏文书》中提到的戊己校尉赵贞在高昌叛乱，西域长史李柏讨伐不果而前凉王张骏终擒赵贞的史实。从中可见，西域长史亦可管辖戊己校尉，但“戊己”原出于汉代信奉五行方位的学说，在天干“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之中均有正位，唯“戊、已”无正位，只能处于“寄治”状态，这正与新建“校尉”的状况不谋而合 ，由于边疆地域多为“ 寄居治理”，故名“戊己校尉”。戊己校尉下辖2000 人，边远地区人员也可能不足 2000 人，但其待遇与西域都护、郡太守相同，下辖司马、侯、均秩比六百石。以上可窥悬泉简的另一社会功用，即对吏治之情况的记录。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功用，现不一一叙述。

责任编辑：黄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