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日本的友好往来

日本古称倭国，唐朝始改称日本。7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靠中国移民传播。至推古天皇在位（公元593年—公元629年）、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开始直接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主动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

日本最重要的“遣隋使”是圣德太子于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派出的。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谋求与隋朝建立外交关系，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

唐朝时，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盛况空前。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还有6次迎送唐朝使者。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使团回日本时，留学生（僧）们则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阿倍仲麻吕（公元698年—公元770年）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朝衡）。他不满20岁到唐朝，后留在唐朝任职，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以73岁高龄在长安逝世。晁衡在中国生活长达54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另一个著名的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随“遣唐使”来华。他在唐朝留学17年，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11月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留学僧玄防，受到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吉备真备也因此受到器重，官至右大臣。

对于日本文化的传承，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50个，被称为“母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唐招提寺鉴真像 唐朝时，很多中国人为中日两国人民交流作出了贡献。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鉴真。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

鉴真留居日本10年，坚持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并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唐招提寺就是他精心设计的。

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

三、和东南亚、印度半岛的往来

隋唐时，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往来，彼此互派使节，交换土特产品。

隋炀帝派人出使马来半岛，半岛上的赤土国派王子回访，受到了隆重接待。唐朝中期，骠国王子访问中国，还带来了歌舞团。他们的演出轰动长安。

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天竺的交往大大加强。贞观时，天竺一再遣使访问唐朝，送来了郁金香、菩提树。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数法传到了天竺。在中印文化交流中，高僧玄奘和义净起了重要作用。

玄奘于贞观初年，为探求佛学，到达天竺(天竺是古代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对当今印度和其他印度次大陆国家的统称)。他在佛教中心那烂陀寺钻研佛学，又到许多国家周游、讲学，成为公认的佛学大师。玄奘返回长安，专心翻译佛经，还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将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介绍到天竺。

义净在唐高宗李治时，浮海至天竺研究佛学，后来又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武则天时，他带回大量佛经，并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记录了许多国家社会、宗教、文化的状况。

四、和中亚、西亚欧非的交往

中亚一些国家同隋唐往来密切，一再遣使前来，带来名马、异药等特产。隋朝和波斯已互遣使节；唐朝时，波斯遭到大食（大食，一伊朗部族之称。也是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的侵扰，其王及儿子先后前来求援。许多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从唐高宗时起，大食与中国通使，持续了1个半世纪。在唐朝时，中国造纸术传到大食。唐朝和东罗马有使节往还，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唐朝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

唐朝时和非洲也有来往，中国史书上有这方面的记载。唐朝人杜环在非洲留下行踪。他撰写的书中记载了非洲的风土民情。史书记载，东非索马里使者在唐太宗时来到中国，受到很好的接待。非洲发掘出土的陶瓷残片，包括唐三彩和邢窑、越窑的产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