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强盛时期，隋唐两代积极对外开拓，构建“朝贡—册封”秩序。为在东北亚实现这一目的，隋唐两代朝鲜半岛政策几经变化，期间战争与和平交替，是非曲折众说纷纭。与其过程相比，隋唐两代朝鲜半岛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形塑的朝鲜半岛历史格局乃至东北亚地缘政治形态时至今日仍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研究好隋唐两代朝鲜半岛政策，对我们营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启示，更为今天我们应对朝鲜半岛瞬息万变的局势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高句丽、新罗、隋炀帝、唐太宗

唐代区划图

一、隋唐两朝朝鲜半岛政策演变历史

隋朝建立后，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相继归属。高句丽王汤于开皇元年（581）十二月遣使朝贡，文帝随之对汤册封，“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北周时中断的藩属关系得到全面恢复。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年百济亦朝贡，文帝授予百济王上开府仪同二司、带方郡公、百济王，而授予高句丽王大将军、辽东郡公。大将军虽比上开府仪同二司高一级，但百济有王爵，高句丽无；文帝平衡两国，甚至打压高句丽之意甚明。

589年隋灭陈，对东北亚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高句丽闻之“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引起隋朝疑虑和愤怒。文帝于590年给高句丽送去措辞强硬的玺书，全面阐述隋对高句丽政策。高句丽王汤得玺书十分惶恐，“将奉表谢恩，会病卒”。汤卒后其子婴阳王元即位，文帝派遣使臣拜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第二年春正月，“元奏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册元为王”。隋与高句丽的册封关系虽未断绝，但文帝赐予高元的爵位比赐予其父的低，甚至低于百济王，故高元遣使谢恩并贺祥瑞时因请封王。尽管文帝许之，但也说明文帝对高句丽不满，要打压高句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隋平陈时一战船漂至海东耽牟罗国，其船还经于百济时，百济资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文帝对此非常赞赏。594年新罗真平王遣使入隋朝贡，文帝册封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与册封高句丽王和百济王的爵位平级，文帝在其首次朝贡就将其爵位提到与高句丽、百济平等的地位，充分显示文帝借重以平衡半岛二国的意图。

598年二月婴阳王“率靺鞨之众万余，侵辽西”，虽被营州总管韦冲击溃，但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六月，文帝以汉王杨谅和上柱国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以丞相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率领水陆大军三十万讨伐高丽。隋陆军遇到水潦且军中发生疾疫，水师遭遇风浪，皆出师不利，9月隋军无功而返。此时适逢高句丽婴阳王“遣使谢罪”，文帝亦罢兵，隋丽第一次战争匆忙落幕。

自600年1月高句丽遣使入朝后，直至文帝末年亦不见使者来往，两国关系又回到相持对峙局面并持续至炀帝大业初年。大业三年（607）八月，炀帝巡视榆林郡，东突厥启民可汗设宴款待。炀帝入启民帐中，启民不敢隐瞒先入帐的高句丽使者，令其出来朝见炀帝。事发后，炀帝君臣随即商议高句丽问题。裴矩建议：“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炀帝照做，遣牛弘向使者宣旨，要求婴阳王依启民可汗例入朝朝觐，否则将率启民可汗征讨。但婴阳王畏惧不敢朝觐，并阴谋结盟突厥抗衡隋朝。恰在此时，百济与新罗又先后遣使入隋，共同请求征讨高句丽。在此之下，炀帝决定征讨高句丽。

大业七年（611）春二月，诏讨高句丽，造船于东莱（今山东掖县），养马于山东，炀帝亲至涿郡（今北京西南），征集天下大军，不管远近，俱会于涿郡，并积米于泸河（今辽宁义县）、怀远（今辽宁辽中）二镇。大业八年春正月，大军集结完毕，整装待发。炀帝遂诏告天下讨伐高句丽。

但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便出师不利。3月，隋军虽渡过辽河，受阻于辽东城，久攻不下。来护儿所率水军亦攻平壤失败，此后宇文述所率陆军又在萨水败于乙支文德，隋水陆并进直取平壤战略失败。9月，炀帝车驾回朝，“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

大业九年，炀帝再次御驾亲征。此次炀帝接受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从事。隋军包围辽东城，昼夜不停连续攻城20余日。正当辽东岌岌可危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炀帝大惊，不得不密令撤军，军资、器械、攻具及营垒等皆弃之而去，第二次征高句丽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大业十年，炀帝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右晓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乃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投奔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扬帝见表面上挽回两次征战失败之辱，班师还朝。此后，隋场帝复有伐高句丽之意，“雁门之围”时炀帝下诏停辽东之役。至此隋已陷入穷途末路，再也无力征伐高句丽。

隋朝短命而亡，唐朝继而代之。武德二年（619），高句丽就遣使来朝，此时唐尚在统一战争中，无暇顾及边疆民族及其政权，对此并无表示。到武德四年，半岛三国都与唐朝建立联系，但高祖明显更亲近新罗，其首次朝贡亲劳问之，并遣使回访，赐赠玺一书及画屏风、锦彩二百段。这种亲疏有别不可能因唐朝本身与之利害关系不同，而是承接隋绪——隋朝联合新罗打击高句丽，百济却首鼠两端潜通高句丽。尽管如此，高句丽不顾唐朝最初的冷淡，持续主动遣使通好，并在武德五年解决了战时沦没人口问题。这般举动令高祖大为满意，武德七年甚至拟许其不臣，放弃领土争端，因裴矩、温彦博反对作罢。此后唐朝与高句丽实现关系正常化，恢复传统的册封关系。

武德九年，新罗、百济上表讼高句丽阻其入朝道路及相互侵掠时，高祖遣使朱子奢谕和。“三国皆上表谢罪”，此事凸显唐朝构建的东北亚册封体制的作用，唐朝获得东北亚问题仲裁人地位，这大大提高唐朝国际影响力。高句丽上表谢罪，并主动要求与二国对平，说明武德年间高句丽对外政策比较温和。

太宗即位后，唐对半岛政策日益强硬。贞观元年（627），太宗即致书百济和高句丽，严词谴责两国对新罗的战争。唐的东北亚政策己开始变化，由尽力调和矛盾向压制高句丽和百济、支持新罗转变。贞观四年，唐擒领利可汗，灭东突厥，高句丽借祝贺之名遣使上封域图，要求唐朝承认现有边界。唐朝对此反应史籍无载，但明确记载第二年命广州都督司马长孙师“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太宗以此否决了高句丽的领土要求，表明两国间历史问题仍悬而未决。对此，高句丽高度紧张恐惧，在其西部边境修筑千余里长城，并在十年间不与唐通使往来。

直至贞观十四年，荣留王以朝贺平定高昌为契机，派遣世子入朝，受到太宗隆重接待，并派陈大德出使回访，双方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在贞观十六年，与唐亲善的荣留王被泉盖苏文所杀，太宗虽册封泉盖苏文所立宝藏王，但对此非常不满。加之贞观十七年遣使相里玄奖谕止高句丽对新罗战争遭拒，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贞观十八年，太宗遂以苏文弑君为由下诏征讨高丽。

十九年二月，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高句丽北部褥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救援，被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句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太宗此次出征，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句丽兵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派偏师进袭骚扰高句丽，使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太宗采取这一建议。从647年3月始以三千到三万不等兵力水陆交替不间断进攻高句丽，从高句丽每战皆败结果来看，达到预期效果。尽管647年12月高句丽遣王子任武入朝谢罪得到太宗许可，两国恢复朝贡册封关系，但唐朝既定政策没有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太宗对高句丽实施偏师侵扰消耗战同时，也积极准备对高句丽大举进攻。但太宗于649年4月驾崩，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征伐。

唐高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唐太宗征服高句丽的政策，但唐太宗东征失败及随后不断侵扰高句丽都无法屈服高句丽，更使百济误以为唐军外强中干，对唐不许其进攻新罗的要求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唐高宗不得不调整战略，转而首先渡海攻灭百济，切断高句丽国际援助，再南北夹击扑灭高句丽。显庆五年（660）三月，唐高宗命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水陆十万大军征伐百济，命嵎夷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协同唐军作战。八月，百济灭亡。翌年春，又命扶余道行军总管萧嗣业、浿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水陆并进，直捣平壤。尽管此次出征未灭亡高句丽，但高句丽业已穷途末路，最终于乾封三年（668年）在唐罗联军进攻下灭亡。

唐朝联合新罗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在朝鲜半岛实行羁縻州体制，建立安东都护府，扶植当地原贵族建立亲唐政权。但因两国遗民高涨的复国运动及新罗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争夺（670年3月新罗发动对唐战争），唐朝最终放弃对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南部的统治，承认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事实。但新罗始终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故两国关系在此之后恢复改善，终唐一世新罗始终是唐的藩属。

唐太宗肖像图

二、隋唐两朝朝鲜半岛政策演变原因

隋唐两朝时长横跨近四世纪，期间名将辈出、雄主代有，而朝鲜半岛的战事持续七十余年，历经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四代皇帝，隋唐两朝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对此，我们自然会产生两个疑问——为何隋唐两朝一定要东征高句丽？又为何最终承认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史学界对这两个问题发表过不少著述，提出许多中肯的见解。本文拟就三个方面简略进行论述。

（一）辽东地区领土争端引发的各种矛盾总爆发，是隋唐两朝东征高句丽的根本原因。

魏晋南北朝期间，高句丽人逐步占据辽东沃野，为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原政权忙于内地战争，对此息事宁人，封高句丽王“辽东郡公”、“高丽王”之类官职爵位，高句丽则积极朝贡，相互表现友好态势。但在领土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战争就难以避免。翻看史籍，控制辽西的政权无不与高句丽有过战争，且高句丽屡遭沉重打击，但高句丽总能死灰复燃。

为保住辽东既得利益，高句丽与北朝周旋同时，也和南朝政权打交道，以求牵制北朝用兵辽东。延至后世，高丽和隋唐两朝虽然大部分时间内关系正常，但高句丽积极主动寻求战略伙伴的举动，极大威胁隋唐王朝，战争阴影无时不在。而隋唐两代意图收复辽东，不仅因为历史上的直接管辖，更因东北稳定与否事关中原安危。“及晋失其纲，慕容氏并有辽东，遂蚕食幽蓟，为中原祸。”隋唐之际，高丽己成为“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的大国，新罗、百济不能与之抗衡，契丹、靺鞨更是俯首称臣。隋唐统治者己深刻认识到高丽对中原地区的潜在威胁。五代以后，东北民族对中原地区政局影响之巨大，足以证明隋唐君臣对高句丽称雄于东北地区的担心颇有远见。

（二）维护“朝贡——册封”秩序，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是隋唐两朝东征高句丽并承认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重要原因。

隋唐东北亚地缘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建立保障国内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重新构建魏晋之后崩溃的东北亚“朝贡——册封”秩序。其在朝鲜半岛的和与战，都围绕这个世界战略展开。自汉帝国崩溃以来，东亚长期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及其确定的“朝贡——册封”秩序，各国都实行实力政策。因此，当隋唐这样的世界性帝国兴起，并着手重建以己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时，东亚国家关系重新分化组合，各国根据各自国家利益结成壁垒分明的国家集团。国家集团的对抗，源于不同权力中心的存在与斗争。即使在隋唐阵营内部，也存在各自战略目标不一的矛盾。这种纷乱局面，其实正是从无序走向以隋唐为中心重新确立秩序的过程。隋唐实力远远凌驾于敌对国家之上，使得这场斗争不可能演变为长期的对抗，而成为隋唐重整国际关系秩序的进程。

新罗与唐朝虽有重大利益冲突，但双方矛盾不同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根本点在于新罗并不谋求同唐朝的国际关系体系对抗，只要在该体系内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且新罗不妨碍唐朝在东亚的影响，甚至帮助唐朝稳定东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罗与唐朝没有根本冲突。一个拥护唐朝的统一新罗，对于建立与维护以唐朝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秩序，及内在联系紧密的东亚世界，颇有助益。所以，唐朝与新罗重新恢复和平，唐朝基本退出朝鲜半岛，新罗臣属于唐朝，是一个合理的演变结果。

（三）朝鲜半岛三国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决定了三国在隋唐两朝强力介入形势下不同的命运。

前面提到，高句丽短视的扩张政策，屡次招致中原王朝对其进行征讨。而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中原王朝认为其反复无常的印象。其次就是高句丽不发展睦邻关系，几面出击，没有战略进攻重点。其扩张带有很大随意性，诸王往往根据个人好恶决定进攻哪个周边民族或政权，以致四面树敌，最终亡于扩张。

历史上，百济一直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同南朝关系极其亲密。然而，由于地理条件限制，百济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战略和野心的大国，仅谋求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犯，一旦受到侵犯，不惜同往日敌人联手对付今日敌人。从历史到现实利益，百济和隋唐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且，由于百济一直同高句丽有仇，隋唐两代都积极争取百济，希望百济成为夹击高句丽的盟国。百济也多次向隋、唐控诉高句丽。正因如此，唐朝屡次派遣使者到百济和新罗，企图调和两国矛盾，共同成为唐朝盟友。但其后转而同旧敌高句丽联合对付新罗，源于土地为新罗侵夺。由此招致唐朝不满，在朝鲜半岛战事中最先倒下。

在新罗和百济之间，唐朝侧重逐渐转变。最初对新罗的支持，基本出自扶弱抑强外交战略，并不针对百济。到7世纪40年代金春秋回新罗后，全面实行唐朝制度的改革，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唐高宗时新罗进一步采用唐朝年号，制定法律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完全向唐朝看齐，新罗成为唐朝真正的盟友。加之百济投靠高句丽，唐朝从对新罗、百济的中立逐渐转为倾向新罗。唐朝对新罗的倾斜，随着新罗“唐化改革”逐步加强。新罗国内政治改革，同与唐朝结盟互为因果。由此我们需要注意，东亚国家国内政治变化，往往受外部环境强烈刺激，并非完全出于主动。

唐太宗亲征高丽经过图

三、隋唐两朝朝鲜半岛政策影响

（一）对隋唐两朝

总的来讲，东征高句丽致使隋朝“公私罄尽，财力既殚。”财力巨大消耗导致政局失控，引发隋末农民战争。杨玄感起兵反隋，进一步推动农民起义发展，“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全国大部地区都举起反隋旗帜，最终导致隋朝灭亡。房玄龄一针见血地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唐太宗对隋朝东征高丽影响也有清醒认识:“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

但连年东征高句丽，也使唐朝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东征高句丽，已影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征战中，唐军将士“或临时遇病，不及军伍，缘兹怖惧，遂即逃亡；或因樵探，被贼抄掠；或渡海来去，漂没沧波；或深入贼庭，有被伤杀。”唐朝最终灭亡百济和高句丽，是以沉重代价换来的。

数十年战争也有许多进步意义。高句丽正式并入唐朝版图，实现隋唐两朝收复辽东之宿愿。此后几十年间，东北和华北北部战乱减少，农牧生产恢复发展。为便于统治高句丽故地，唐朝政府采用的“羁糜州”管理制度，由多民族官员合作共同治理边疆地区，维护了民族团结，减轻各民族之间敌视心理。较长时间内，东北各民族间基本没有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有利于东北地区开发。高句丽人内迁增加中原地区劳动力，促进了民族融合。

（二）对朝鲜半岛

高句丽和百济的灭亡，结束朝鲜半岛分裂局面，为后来新罗完成统一奠定基础。高句丽和百济的灭亡，引起东北地区各部族移动与重组。如果没有中原王朝的强力介入，单纯由朝鲜半岛三个国家自身实力此消彼长实现统一，半岛上仍会兵连祸结、战火不断，统一进程将迟滞许多年。

隋唐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虽然折损许多青壮年劳动力，但最终在朝鲜半岛实现了长期和平。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从军队里解放了许多劳动力，与中原王朝保持较长时期和平。高句丽的文明并未因其灭亡消失，而是得到继承，并带动了朝鲜半岛各地区的发展。

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灭亡了高句丽，使这个东北地缘隐患消失。继此之后的朝鲜半岛各政权，在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上都以此为鉴，积极与中原王朝修好。统一新罗、渤海国及后世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政权都与中原王朝保持和平友好，东北亚地区秩序长期稳定与此有着密不可分关系。

（三）对日本

之前叙述并未提及日本的举动，实际上日本在这一历史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最典型莫过于“白江之战”。日本的参与有迹可寻。经过五、六世纪的发展，日本成为大部统一的国家。早在圣德太子同隋朝交往时，已不再希望中国予以册封，力图追求同中国平等国交；另一方面，隋朝因征伐高句丽灭亡，无疑让东亚国家难免低估唐朝，所以日本敢于同唐朝对抗。但白江之战日本大败而归，举国惶恐不安，深惧唐朝乘胜进攻，在九州一线修栅筑城设防。注意力转而集中国内，各种政治势力趁机抬头，最后酿成“壬申之乱”，至天武天皇即位才告安定。白江之战使日本痛定思痛，切身认识到唐朝的强大。如果说圣德太子以来日本国内政治体制革新的外部刺激，是对隋唐国家制度先进性的认识；那么天武天皇后全面建设“律令制国家”的“唐风”改革，就基于对唐朝盛世的深刻体会。

四、隋唐两朝朝鲜半岛政策对当今的启示

隋唐两朝的朝鲜半岛政策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不仅收复了辽东故土，更一举消除了朝鲜半岛存在的对中原王朝的隐患，使朝鲜半岛政权长期以来奉行事大主义。尽管未能将朝鲜半岛最终纳入版图，但半岛上长期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敌视政权，也是可以接受的次优解。我们不能以之后历史苛责古人，让他们预见我们今天面临的处境，相反我们应比古人做得更好，我们今天不仅有完全不同的政策手段，更因首都所在这里成为心腹之地。面对今天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局势，我们要牢牢把握局势的掌控权，积极主动运用一切手段形塑半岛格局。

高句丽、百济亡国的教训昭示了朝鲜半岛一个基本地缘政治规律——中国是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没有中国许可，朝鲜半岛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实现统一。对朝韩来说，不要忽视中国的利益，这应该是一切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也是其外交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中国才是朝鲜半岛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忽视这一点，朝韩都可能像高句丽和百济一样付出惨重代价。

参考文献：

[1] 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J].中国史研究，2005（1）.

[2] 姜明胜.隋唐与高句丽战争原因及影响探析[D].延边：延边大学，2008.

[3] 金锦子.五至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三国纷争与东北亚政局[D].延边：延边大学，2007.

[4] 李德山.六至九世纪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6.

刘 林 海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2015级本科生。积极参与瑶湖读史社主题读书会、读史论坛，并多次向瑶湖读史公众号投稿。

本期编辑：成鹏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作者： 沈志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2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