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8 23:51:25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从殷墟甲骨文研究来看，夏商周时期，就有夏、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到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部分少数民族而形成汉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羌、鲜卑、西域诸族，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隋唐与宋辽金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明朝时，北方的鞑靼、瓦剌与明王朝长期处于或对立、或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清朝则是由崛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因此，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推进的一部发展史。因此，历史学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编写而成。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核心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关键词：数学史；思维

数学史选讲是高中选修课，教师和学生都不甚重视，且各学校具有较高数学史素养的教师也为数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数学史的教育功能没有彻底弄清以致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数学史教育缺乏科学的策略以致于缺乏教与学的动机与兴趣。笔者结合自己对数学史的理解，结合教学实际及对数学史教育与数学思维培养的肤浅认识，愿和同仁对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数学史有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

数学家庞加莱指出： “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未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所学知识，适当的途径是了解和学习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在谈到数学史对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时，丹麦数学家h.g.zouthon更进一步地指出： “学生不仅获得了一种历史感，而且通过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学科，他们将对数学产生更敏锐的理解能力和鉴赏力。”数学史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掌握人类最基本的数学知识，而不是数学的偏题、难题、怪题，应该知道数学史上起转折作用的数学知识。数学是以概念为起点，以公理、定理为依托，用各种思维方法总结出来的一个学科体系。一个概念只有在与其历史背景联系时，才能容易被人所理解、所接受。为了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数学课本中的概念，经过人们多次加工，那些刀斧的痕迹随处可见。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告诉我们，学生只有利用已有的知识重新组合，来理解现在的新知识，才能达到最深刻的主体建构，才能真正地理解。教师只有把课本的内容放到历史的背景上考察，才能求得自己的理解，然后，才有可能帮助学生理解。数学史可以提供各种数学历史背景，让学生理解数学的原始思考，来龙去脉，获得真正的理解。数学史知识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数学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主要数学知识本身的理解，认识其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体会到数学发明创造过程中的思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而且通过数学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把握数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从而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岸，鸟瞰所学知识在数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和把握，组织起结构良好的知识网络。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由于学生缺乏数学史知识，虽然学了许多知识，但却不知所学知识有何用，不知所学知识在数学学科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可悲的，也是不应该的

二、数学史学习有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数学和哲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数学的人不懂或不太愿意去了解数学哲学问题，这对数学和数学教学是不利的，对哲学、对正确世界观的形成也是不利的。通过数学史、数学哲学的学习和分析，会使我们看到数学和哲学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数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几乎都是哲学的范畴，对立与统一、一般与特殊、归纳与演绎等比比皆是，通过对历史上毕达哥拉斯、芝诺疑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莱不尼兹、希尔伯特和罗素等的数学成就和哲学思想分析，则能从更高角度来理解时、空、点、线、面、测度、连续、离散、无限小、无穷大和微积分等概念。在整个数学发展史中，处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力，而数学也正因为辩证法的这个灵魂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辩证法这个灵魂也只有在具体的学科内部才能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如通过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的艰难演变、微积分产生的历史思想渊源的分析，通过希尔伯特公理化、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意义的分析，对直觉主义、形式主义、逻辑主义学派的分析，通过对悖论意义的分析等等，就能生动、具体、有效地树立和培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三、数学史有利于学生数学思想形成

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说过：假如你对数学史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很多学生可能缺乏数学思想方法的背景知识，通过

数学史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可以使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学生学习数学时发生思想障碍和混乱的地方，往往正是前人在相应历史阶段思想波动和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了解了前人的困难的思想方法更加利于学生思想方法的形成。数学史教育正日益受到广大的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重视。但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数学教师在进行数学史教育中，只是简单的讲解数学家的故事，很少涉及渗透数学史中数学思想方法的知识。这实际上忽视了数学史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数学史是反映数学思想方法的历史。通过数学史渗透数学思想，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品质，提高学生数学能力。“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还原“数学史”这一“数学思想方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和实践价值，挖掘数学思想方法，展现数学思想方法的魅力，有利于促进学生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

四、数学史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形成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产生悖论是不可避免的，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数学中悖论的一切努力必将失败；但同时，人的认识又是发展的，所以人类每一次消除悖论、解决危机，都带给数学极大的繁荣和发展。“……古往今来，为数众多的悖论为逻辑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食粮。”维特根斯坦对于危机曾指出“意义在于使用”的思想，他说：“矛盾都是在概念没有用的时候出现的，而在使用中则没有矛盾和危机，对矛盾的过分惊奇则表示概念处在混乱中。”通过数学史教学，将数学产生、发展、变化的科学演化过程暴露在学生面前，使学生懂得数学是一个动的成长的科学，数学概念和理论是通过克服一系列矛盾、挫折而形成的，从而理解数学这个工具是怎样造成的，并且可以修理。能促进学生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及批判性审视。

参考文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一、 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动向。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研究课题。 在此不予赘述。 笔者认为， 当前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是以个案研究成果较多， 以往的研究多以单打独斗为主， 缺乏更加宏观性质的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双视角研究， 或者说缺乏更为宏观、 深入的理论性思考。 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一书， 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以傣族、 布朗族、阿昌族等为代表的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 是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术力作。 尤其他最近的研究 《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 该文已经涉及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深度理论性思考。 因为谈到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已经涉及到不但是研究对象的跨界研究， 同时也涉及到将民族音乐学研究置于当下的人文社科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学科跨界的概念思维。 笔者认为， 这对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后现代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指导意义。 此外，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 也是针对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宏观书写。 可以说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推动跨界族群音乐的宏观性研究方面带来良好的启示作用。

其次，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海外 (音乐) 民族志 (文化志) 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同源 族 群 传 统 音 乐 文 化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比 较 研究，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则不完全属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范畴， 但是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应该属于海外 (音乐) 民族志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 唯一不同的是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对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的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而人类学界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更加强调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息性的综合性考察研究。 音乐只是作为其文化研究的某一部分进行观察。 只考察音乐的文化内涵， 对其艺术形态特征结构特征及其生成内因缺乏学术观照。 比如， 有人类学研究者针对美国瑶族展开的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 其实也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所关注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内容之一， 只不过某一个研究对象由于处于不同的学科思维视域中， 所以彼此的学科属性界定， 以及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则会有所区别。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属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所关注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因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 而 海外民族志 则是完全对处于他国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事象开展的全息性研究， 其研究内容有时候会涉及到跨越边境内的同源族群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国外音乐民族志 (文化志) 部分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研究之间有某些共性之处， 彼此之间产生很多交集。

第三，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涉及到国外

田野考察的部分， 很少像人类学界那样至少在国外呆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从事田野考察， 大部分学者的田野考察基本仅限于 田野式旅行，而不是真正的长期居住式、 体验式的田野考察，以至于造成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连贯性的田野思考以及对当地民俗文化语境的宏观把握， 进而造成 碎片性 个案性 的孤立思考。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上要求研究者在海外田野点呆上至少半年以上时间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文化内涵， 进而展开跨界性质的同源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观察某一跨界族群音乐在两种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 习俗等综合语境之间互动背景下的当下结局 (主要是指当下的发展与变迁轨迹的考察研究)。

二、 后现代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当下，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本质属性被遮蔽问题普遍存在。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内， 若谈到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 很多学者都会绕开或者故意遮蔽其音乐文化的本质属性。 在西南族群的对歌仪式活动研究中很多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 ， 如侗族的 行歌坐月 、 苗族的 游方 踩花山 串月亮， 以及青海、 甘肃区域内回族、 土族、 东乡族、 撒拉族、 保安族、 裕固族的花儿会、 剑川白族的 石宝山歌会 等民俗音乐活动都与性俗文化相伴随 ， 而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则多强调其民俗 、 娱乐功能 ， 主观上忽略了对其承载的性俗文化功能的全面深入的考量。因为 ， 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通过详细的田野考察工作挖掘音乐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的 (文化)语法逻辑结构 ， 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被遮蔽的音乐话语的主观建构 。 如杨沐的海南性俗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 是国内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性俗音乐文化的学术典范 ， 因为以性俗音乐文化作为承载的社会意义的音乐活动尤其在西南族群中的苗族 、 侗族 、 布朗族 、 摩梭人等大有存在 。 如果我们将这些族群的民俗音乐活动的本质属性置于其原生性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 ， 将会获得别样的更加立体丰满的文化解读 。 杨沐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女性主义 、 后女性主义 、 后殖民理论 、 社会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的目标之一 ， 就是大力移除那些由主流话语所设置的避眼障 ， 将公众和学术界的视线引向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现象 ， 让人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必要性 。 所以 ， 作者的这个研究范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性俗音乐文化的专题性具有启示性 、 示范性 、 指导性学术意义 。 此外 ，有关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族性问题 ， 我们 的学者的 研究中还仍囿于本质 主 义的思维 ，并没有针对某些研究对象的族群边界问题进行反本质主义思考 。 比如 ， 有些传统音乐的族群边界的划定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民族识别问题错误导致的 。 然而我们有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 ， 在研究中还仍然坚持固定静 态的思维模 式 。 比如海南苗 族 、 湘西花瑶 、北川羌族 、 冀北满族等族群的传统音乐的族性界定就存在很多问题 。 又如 ， 海南的苗族音乐与云南的蓝 靛瑶音乐 有很多相似之处 。 所以 ，笔者认为 ，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思维阶段 ， 有一些研究问题与思路假如用本质主义思维无法解读的时候 ， 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反本质主义思维对其进行解构性阐释 ， 这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更加合理 ， 接近真实的解决之道。

三、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不利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是中国音乐学界的 汉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其二是少数民族中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上述两种 中心论 思想都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的发展。首先， 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 ， 中国历代王朝官方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受汉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观念深刻影响。 少数民族音乐史常被作为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文化的历史被边缘化。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常常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 高文化 代表， 而少数民族音乐则被历代王朝将相、 达官贵人等士大夫阶层视为低级落后的蛮夷文化。 因此， 在历代的音乐文化史志的书写中， 作为蛮夷集团的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史料则很少被记录与撰写， 以致于出现长期的边缘化窘境。 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 以汉文书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的 王朝正史 习惯于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叙事， 多族群的边缘视角遭到长久的蔑视和忽略 。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史的编撰中基本上都忽略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 所以现存的几部中国音乐史编撰虽冠以 中国音乐通史， 但是基本就是一部汉族音乐史， 而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排除在外。 从目前的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现象看， 中国音乐史的书写中还是 将所 谓 的 中 国 音 乐 史 (实际是 汉族音乐史) 与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分开来写， 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书写 ，这其实也体现出 汉族文化中心论 对于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截至目前， 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写作还没有考虑到将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作为统一的体例进行撰写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 当然， 也有各种特殊原因，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缺少相关的书写传统， 因为很多族群是有语言无文字的， 缺少以文字文本作为书写方式的文献史料， 所以在撰写起来参阅的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对较少。 当然也与写史者的族群身份、 学术观念有直接关系， 因为中国音乐史的书写基本是由汉族学者完成的， 缺乏由少数民族身份或参与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中， 这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其次， 某些少数民族学者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在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不愿意看到与其族群音乐研究中别样的 (或创新性) 或 不和谐 的学术观点出现，否则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甚至排斥 非我族群身份 的音乐学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传统音乐。 比如在学位论文评审、 匿名评审中以及学术参会论文评审中横加阻止与干涉。 更有甚者，某些高校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或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硕士、 博士选题会以不惹麻烦为目的， 悄然避开某 民族 的研究。 同时在某些学会中， 个别多年学术不上进的 ， 被学界边缘化的所谓 学者 骨子里的 大民族主义思想 烙印极其严重， 想法设法以各种方式边缘化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汉族学者， 此种不正常现象也值得我们学界引起重视与反思。 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与阻碍。 因为， 在中华民族这一和谐平等的共同体家族中， 任何族群身份的学者都有平等的研究权利参与到对他者文化的研究中。 因为只有多种族群身份的学者参与到这些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中， 才能使其研究更具丰富与立体性。 所以， 只有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 才能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呈现出费孝通所倡导的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的和谐共存、 多元一体的发展与繁荣局面。

四、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 族群 与

民族 概念区分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存在将 民族 与族群 混为一谈的现象。 杨沐 《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 ， 率先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介绍 族群 民族 的概念， 并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 杨沐是较早向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介绍有关族群 民族 之间的深层含义的学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 《关于 民族 定义》 ，针对斯大林 民族 概念的界定 (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心理素质) 产生的政治、 社会、 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对其 民族 界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可以看出， 民族 一词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也存在某些争议， 因其较强的政治性因素与 想象的共同体 社会建构论 等一系列说法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带来很多学术问题。 因为假如依据斯大林对 民族 概念的界定， 中国境内的很多族群就不是一 个 民族 ， 而应 该 称 为某某人， 但是假如运用斯大林 民族 概念来界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难免会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瑶族有很多的支系， 每个支系之间在语言、 信仰、 音乐之间差别很大， 难道是一个 民族 吗? 因为按照斯大林 民族 特征的概念界定不应该属于一个 民族 ， 因为语言 、 音乐 、民俗信仰等因素差别很大， 并不符合 民族 概念的界定特征， 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假如用 族群 概念界定就更加确切与相对合理，因为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支系。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意识目前已经在国内学界 (包括人类学界)引起重视，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 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时的 中央民族大学， 其当时的英文全拼应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由于受到 Nationalities (翻译为 民族) 一词具有政权与国家色彩的影响， 为了避免造成理解的歧义， 所以现在学校的英文全拼是中西结合的称谓， 即 Min zu University of China。 根据 《新英 文 辞 典 》 (New English Dictionary) 的 记 载 ，在 1908 年之前， 民族 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 ， 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独立主权的涵义。 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通认为： 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 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是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 时而因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 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其次， 族群 概念的界定可以真正体现某一传统音乐共有的文化与生物学特征， 它更强调文化的趋同性， 而不是 民族 一词所强调的政治色彩。 约翰哈钦森和安东尼史密斯也强调一个族群共同的文化与生物特征， 还有它们介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 中型 规模。 他们用 6 个理想型的特征来描述 族群： 1) 共同的固有名称，能够识别并表达共同体的 本质 2) 共同祖先的神话， 包括时间、 地点上共同起源的神话， 赋予一个族群想象上的亲缘关系、 即一种 超级家庭 (这个家庭的模型对 民族国家 也是有效的); 3) 共同的历史记忆， 最好是对一个共同过去 (包括英雄、 事件、 纪念仪式) 的共同记忆;4) 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的要素， 这些要素不是精确规定的， 但通常包括宗教、 习俗或语言; 5)与家乡的联系 ， 它不一定是一个族群的物理区域， 而是它与祖先土地的象征性联系， 就像离散的犹太人一样; 6) 一种团结感， 起码是一个族群中几部分的人口都有这种感觉。民族音乐学研究运用 族群 这一概念表述， 可以更加恰当合理地表述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 也有助于反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进行动态的考察。 比如当下在激烈的社会资源竞争背景下，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问题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之一。 因为， 族群 在当下多元化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 为了某种社会现实利益的考量， 有时候族群身份是可以动态变化的 ， 是一个不断的因时代不同而持续的建构物。 如杨沐认为： ethnic group 应是一种人为的东西， 是人工的产物， 但这种 人为 指的并不是官方或学术界的划分， 而是该人民群体与其他人民双向与多向的 接触 、 交流 与 互 动 的 结 果 。Ethnic group 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是流动性的、 条件性的， 其成员可能流动、 交换， 身份亦可能改变。假如运用 民族 一词的称谓来界定音乐文化， 则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背景下的主观建构论的影响。 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一个 民族 下面其实分为很多支系 (族群 )，彼此之间在音乐文化、 语言、 信仰、 历史等方面差异很大， 我们很难用 民族 一词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 (包括人类学) 中， 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将 族群 概念应用到自己的学科研究中。 如 2011 年 9 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 ， 已经开始尝试运用 族群 一词来表述中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这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在面对西方人类学影响下所做出的敏锐的学术反应力与洞察力。

五、 音乐民族志 与 音乐文化志 概念辨析

目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有学者主张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的概念来界定田野文本的书写 。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观点， 因为 音乐文化志 是为当下文化涵化引起的族性边界 (族性标识) 相对模糊、 中性化的语境下的概念表述， 而 音乐民族志 概念的称谓是为了描述某一个族群、 部落、 无文字族群的民俗音乐文化， 以及非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目的，尤其强调音乐的族性边界问题。 而当下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展， 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 ， 现代化环境中传统与流行音乐文化的拼贴 ， 造成音乐的边界消失 。 假如用 音乐民族志 来描述与阐释已经不符合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 所以用 音乐文化志 来表述当下音乐的表演活动则更能体现民族音乐学的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 同时针对上述问题， 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认为 以往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 文化 缺失， 即缺乏对 文化 之信息 本质的理解， 因而在面对后现论的挑战中表现乏力甚至失语。 如杨沐 《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 60 年》， 用 当代海南的音乐文化志 作为田野文本的概念表述， 笔者认为是有其深厚的用意的， 他开始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倡导用 音乐文化志 的文本书写概念取代 音乐民族志 的学术用意。 与此同时， 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的专著 《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开始尝试用 音乐文化志 的概念展开对布朗族人生礼仪音乐的文化表述与深度理论阐释。 笔者的 《河北广宗醮仪音乐文化志以前魏村为考察个案》 一文， 也是运用 音乐文化志 这一概念对河北邢台道教仪式音乐给予的个案描述。 笔者认为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可以更加充分恰当地理解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更加体现出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研究主旨。 而运用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表述不能充分表达学科的研究特性， 同时也陷入了当下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在有关 民族 一词的概念争议的陷阱， 因为 民族 一词 带有很强 的 政 治 性 色 彩 ， 是一 个想象的共同体， 而 文化 一词的表述更加适合民族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 对于文化语境的考察研究表述， 无论从字面到内涵都与学科的研究特性相吻合。

六、 民俗仪式性与表演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审美问题的思考

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 笔者认为， 原生性民俗语境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更加强调其文化象征功能的考察， 相对淡化其审美功能的关注。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其自然性的原生语境中其审美功能常常被淡化， 多强调其民俗文化 (如仪式功能的有效性问题)。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生成语境与其特定的民俗、 信仰等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早期的生发因素并不是以审美娱乐为主的音乐行为的产生， 而是主要以祀神、 礼乐功能作为存在的方式。 因为结合原生性民俗语境来审视与观照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象征功能时， 主要强调其仪式性、 有效性问题， 而不是主要看重其审美娱乐性，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仪式行为， 比如民间喜庆类型的民俗仪式， 首要的还是重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而不是以审美为主。 如少数民族民俗仪式还愿中， 执仪者一般不会随便在仪式环节之外唱与仪式相关内容的曲调， 包括吹奏各种乐器。因为他们更强调仪式的有效性， 假如在仪式之外发出各种与仪式有关的音声会招惹鬼神， 带来不吉利。

其次， 舞台化表演性语境中重审美性， 淡化有效性。 随着现代化、 城市化、 流行文化等进程的越发加剧， 一些少数民族民俗仪式音乐， 逐渐进入了舞台化展演阶段。 比如民俗旅游村性质的地方民俗文化展演。 这种形式的传统音乐一旦脱离其原生语境经过包装后进入到具有商业性质的舞台化展演中， 首先要强调其仪式音乐的审美、娱乐 、 受众功能 ， 而淡化其民俗象征功能的观照 。 因为传统仪式音乐 表演 语境发生了变化， 由原生性的生成语境转向舞台化的表演语境中， 所以， 这里更加强调其审美娱乐功能， 而淡化其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比如当下很多高校举办的 非遗 进校园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将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音乐邀请到高校音乐厅进行展演。 将其进行系列包装与 扮演 后， 在音乐厅场景中进行展演， 无形中增加民俗仪式音乐的审美性氛围， 而其仪式所依附的原生语境不复存在， 更不要说强调其有效性问题了， 完全是一个空洞所指的仪式文化符号的 失语境 化呈现。比如 2016 年 9 月在北京智化寺举办的 京津冀古乐交流展演暨第七届智化寺音乐文化节 中，有媒体将其活动界定为 户外音乐节 。 对此 ，笔者认为， 将这些礼 (俗) 乐在智化寺 (宗教仪式场域) 的 展演 定义为 户外音乐节 值得深思。 看来城市化语境下的宗教与民俗礼乐的仪式象征功能正在被当下娱乐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所遮蔽， 并导致其原生性的文化隐喻渐行渐远。 所以， 现在很多地方打造的民俗旅游村中民俗仪式音乐展演， 其实就是经过精心包装后的强调以重审美为主的地方民俗文化展示， 虽然有一定的仪式感， 但是因为也是一种模仿、 扮演， 所以不具有仪式的有效性， 因为其 表演 语境发生了改变。

七、 亟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当下， 区域音乐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动向， 而且初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首先， 中国音乐学院与地方 (如广州、襄阳) 院校合作举办了几次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性质的学术探讨会。 其次， 近两届的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都有区域性音乐文化专题研讨， 如第年会上的 北方草原音乐文化专题研究，等等。 可以说， 上述学术活动对于推动与促进我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在具体的学术实践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张伯瑜、 格桑曲杰、 芬兰的皮尔克莫伊莎拉三位教授合作完成的 《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的力作。 内容涉及到喜马拉雅山山脉周边国家内的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如中国境内的藏族、 门巴族、 珞巴族、 夏尔巴人、 僜人音乐以及不丹、 尼泊尔、 锡金等国的传统音乐研究。 该研究就是要打破国界限制， 将喜马拉雅山区域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置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发展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可以说是第一部比较系统性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 然而结合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 有关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多集中于对传统音乐的共时性考察较多， 缺少对区域内 (跨界) 族群之间音乐的历时性研究。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杨民康的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一书， 已经涉及到将西南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史料与田野本文结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 针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发展变迁轨迹， 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 可以说作者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历史学视野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 并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性。 因此， 大力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系列研究， 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当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整体研究。 所以， 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继续加强单个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而且要结合历史人类学、 考古学、 文献学、 民族史等跨学科的理论视界， 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梳理与总结。 随着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逐步拓展， 在不断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理论的基础上， 展开对相同文化圈区域内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势在必行。 有必要结合历史与田野的双向互动进行文献挖掘与梳理 ， 以及走向 历史的田野 的考察研究。 比如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或称为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实就是典型的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据历史文献考证， 作为历代王朝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书写， 基本是以蛮 作为统称， 早期的 蛮 是包括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 土家族等西南族群的总称， 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为了逃避历代王朝的统治， 这些 蛮 部落纷纷到处迁徙， 在与地方土著文化的涵化过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语言民俗文化近似但又极具个性的不同族群， 以至于形成了不同语言支系的南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 当然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民俗信仰语境下导致的文化差异巨大。 比如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伊斯兰教音乐文化圈、 萨满教音乐文化圈、 西南少数民族道教音乐文化圈、藏彝走廊音乐文化圈， 等等， 这些族群的区域音乐文化史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通史、 以族群为单位的音乐史的研究方面， 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研究方面还尚属空白， 虽有学者已经开展相关研究， 但是研究步履十分艰难， 目前还没有看到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出现。 因此， 亟待结合语言学、 文献学、 考古学、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展开对同一文化圈之内的的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考察研究。 因此， 我们要逐步打破族群边界的限制， 大力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充分结合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共性特点， 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理念， 将历史与田野之间相互贯通， 这不但有益于充分挖掘少数民族音乐表象背后的历史史料的真实性， 具有实际意义， 同时， 对于观照与审视当下田野现场资料信息的准确性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同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与田野中的 历史史料 与 历史事实 之间的差异性原因是由哪些深层因素导致， 以及对于甄别 历史史料 有选择的历史书写的背后因素是什么。

其次 ， 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有助于重新梳理与总结某一文化区域内的跨族群音乐文化之间在过往的政治、 社会、 历史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的轨迹。 比如，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发展变迁轨迹确实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 的历史事实。 比如藏族、 彝族、走廊区域内的藏族、 彝族、 羌族等主体民族与其支系音乐文化之间具有很多的相似性特点。 还比如南岭走廊区域内的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等族群的民俗文化历史， 在宋代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輦輮訛， 以及周去非 《岭外代答》 輦輯訛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我们很难分清他们之间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基本上都是汉族 (中原文化) 为中心对边缘族群的蔑称 (蠻 蛮 等)。 尤其是自汉代以来的各种王朝历史的书写中基本上都带有一种从中心看边缘的价值思维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统称 ， 即 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 但是， 结合各个区域性的族群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上述几种带有蔑称的统称其实也隐喻了其所包含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之间多多少少还存在一些共性关系。 比如南传佛教文化区域内的傣族、 布朗族、 德昂族、 阿昌族、 佤族传统音乐文化史 ， 东北萨满文化区域内的鄂伦春族、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等族群音乐文化史， 以及西北伊斯兰文化区域内的以 花儿 为载体的土族、 东乡族、 保安族、 回族、 撒拉族等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等等。 总之， 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打破族群边界带来的主观限制， 同时也要消除国界之间的限制开展区域性的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 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属于跨界族群， 他们虽然居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 但是其民俗、 历史、文化之间具有共性特点， 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使他们分居在两个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但是其文化的历史往来十分密切。 因此， 我们有必要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载体， 开展不受国界限制的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意义不但有助于观照某一区域性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之间的共性特征， 同时对于促进边疆跨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增强彼此间的文化认同， 以及维护边疆社会、 政治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学掀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旧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50年，七十高龄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足，为可恨事。”〔20〕陈垣的话，表达了许多史学家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寻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随着史学主流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首先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包括徐中舒、嵇文甫、唐兰、于省吾、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何兹全、王仲荦、王玉哲、王毓铨、束世澂、金景芳、日知等著名学者，都积极投入了古代史分期的讨论。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和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以及后来该刊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和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都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一些刊物上开展的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尤为广泛和热烈。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表明，在历史研究中，即使大家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但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认识仍然会有不少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培养了一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史学家。有关讨论的论文：出版了好多部专集，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应该指出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并不限于上述热门问题。这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重要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赵纪彬《论语新探》，杨宽《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史念海《河山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冯友兰这个时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二集，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应该承认，他在主观上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后，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这对专门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纯考据性的史学论文从数量上说虽然比建国前大大减少，但也时有一些佳作发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专著，如吴晗《读史劄记》，刘节《古史考存》，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改题重版），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岑仲勉《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谢国桢《南明史略》，王锺翰《清史杂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等。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建国后有显著加强。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二卷，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现代史研究在五六十年代侧重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最具权威性的专著。此外如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在五六十年代也都有较大的影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的框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

如上所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间，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前些年有的人竭力贬低这十七年史学的成就，甚至说这十七年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是非常片面和不实事求是的。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这十七年史学发展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诸如：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对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等。产生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原因，从史学工作者自身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另一方面，则是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思想对史学发展的直接干扰和消极影响。

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近现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之塔，而且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剪裁历史事实，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来，必须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繁荣。50年代前期，史学界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与党当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但以后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建国初期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固然有它特定的时代需要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中未能把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在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论历史观时，也未能对他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贬低考据工作和忽视实证史学基本训练的消极后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把雷海宗认为奴隶社会“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学术理论观点，以及向达和荣孟源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所提的一些正常意见，都当作“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来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中，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都受到了无端的指责。有的高校师生还提出“要打破王朝体系”和“以论代史”的错误口号。随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而引发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波及到史学界。对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有独立见解的尚钺，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帽子。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

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都曾经对当时史学界所存在的“左”倾思想和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吴晗、翦伯赞首先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在十年浩劫中，一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有的含冤去世。正常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陷于停顿，许多史学家多年的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而“四人帮”在他们垮台的前夕，还发动了一场所谓“批儒评法”的闹剧，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使备受摧残的历史学又蒙受了一层耻辱。

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出现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了几个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逐渐摆脱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注重学科的生长点；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从总体上说来知识结构较前更趋合理。

文化史是新时期最早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到了冷落。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探索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负面作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等问题倍受人们关注，从而引起了一股“文化热”。以研究文化史为宗旨而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各种有关文化史的论著也大量涌现。但随之也出现了泛文化的现象，诸如政治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江湖文化，乃至神鬼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门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模糊而有待界定的。

社会史也是新时期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就社会史的某些内容来说，如阶级结构、财产形态、宗法制度等，过去大都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组成部分来考察的。而有关社会史的其他一些内容，如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则很少有专门的研究。80年代以来，无论是传统的课题或新的课题，都有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

经济史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封建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城镇经济的功能和历史作用，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等问题，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较早对封建经济结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性专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自成体系，堪称鸿篇巨制。但书中有些观点，如认为春秋战国以后是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变态封建制度”，引起颇多争议。断代经济史已出版漆侠《宋代经济史》和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有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比过去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农业史专著有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和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季刊，以其丰富多采的内容获得了广泛赞誉。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陕西岐山董家村裘卫四器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人们对西周和秦代的土地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问世，为均田制研究增添了新鲜资料。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已出版的土地制度史专著有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和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手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少，值得一提的专著有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由手工业部门向农业延伸，并且由地区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发展。重要的专著有：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以徽州地区成绩最大，已出版的专著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等。

政治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史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日知认为城邦制度是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城邦民主共和政体。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清理了文化革命前把农民战争历史作用拔高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多数学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既有革命性，也有封建性。但有些问题也还存在着分歧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观点看来很难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民族史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多数学者认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许多少数民族的族源，经过讨论已逐渐取得一致的意见。关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认识虽然还存在分歧，但也有所接近。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族别史的专著，综合性的多卷本民族史著作则有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和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边疆史和历史地理与现实关系特别密切，有关的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地理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发展。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丝绸之路”的成果最为突出。有关我国和中亚、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兴起。我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在以往基础上也获得了不少进展。

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多数学者已不再把思想史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史。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究应如何估计，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思想不但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还可以对西方现代社会补弊纠偏。也有的学者反对无批判地赞颂传统思想的价值，认为应该警惕复古倾向的沉渣泛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百家争鸣解决。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思想史专著有：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白寿彝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改变过去集中在《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少数名著的状况，对唐代、宋代和近代史学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史学史重要专著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肖黎主编《中国史学四十年》等。

80年代以来，断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由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摇篮。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的甲骨、青铜器、帛书和简牍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的认识。由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的出版，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开拓了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先秦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商业和商人资本、城市交通、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大大超过了“文革”以前。综合性的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能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绍，如林剑鸣《秦史稿》，吴天墀《西夏史稿》，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南炳文、汤纲《明史》，王戎笙、李洵等《清代全史》，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华山《宋史论集》，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王思治、何龄修、张杰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总的趋向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先前客观和全面。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两重性政权，并且逐渐向封建专制政权转化。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神秘主义采取批判态度，认为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方面又具有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李时岳不同意胡绳在50年代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四个阶梯”。李时岳还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由封建变为半封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敬虞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另一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在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讨论中，也出现有的论者只赞扬改良而贬抑革命，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已出版的近代史专著，比较重要的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

随着各种资料和档案的大量公布，现代史研究不仅恢复了一些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重新加以认识。如过去对抗日战争主要是叙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强调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对日妥协；如今在肯定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也对国民党的抗战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重要的现代史专著有：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彭明《五四运动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文化大革命以前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范老和郭老去世之后由两书编写组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在蔡美彪主持下，十卷本《中国通史》率先全部出版。七卷本的《中国史稿》不久前也全部出版。由白寿彝主编的另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目前已出版四卷，该书体裁吸收古今史书的优点，作了一些创新的尝试。

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对世界史基本上谈不到开展独立的研究。只是在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尽管由于基础薄弱，图书资料欠缺，这门学科的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几十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很可观的。目前在有关世界史整体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关于古代城邦和王权问题，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形式问题，东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问题，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内战史、巴黎公社史、日本明治维新史、罗斯福“新政”、苏联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学术见解问世。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东北师范大学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王治来《中亚史纲》，刘祚昌《杰弗逊传》，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以上我们鸟瞰式地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条不平坦和曲折的道路。回顾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学当然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是以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丰富史学遗产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终究不如中国人而自我安慰。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有容德乃大”。一切有用的知识，我们都应该欢迎和吸收，使我国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只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已经过时的观念，一定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史学的发展依靠史学家在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支优秀的史学队伍。但是从史学发展的要求来说，这支队伍在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实证功力等方面都有待提高。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史学队伍一定会更加壮大和优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坛，不仅将涌现一大批学识渊博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将出现当之无愧和闻名于世界的史学大师。

让我们老中青史学工作者为中国史学的再度辉煌共同努力。

注释：

〔1〕康有为：《论语注·为政第二》。

〔2〕《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

〔3〕《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

〔4〕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

〔5〕《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

〔6〕《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7〕唐兰：《关于尾右甲刻辞》，《考古社刊》第6期，1936年。

〔8〕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历史书》，见《古史辨》第2册。又见《胡适日记》1921年8月13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10〕《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4月27日， 见《古史辨》第一册。

〔11〕《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年7月1日，同上书。

〔12〕《古史辨》第一、二、三、五册由顾颉刚编，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编。

〔13〕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

〔14〕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

〔1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17〕邓云特：《中国社会经济之“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18〕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版序言，台湾学术出版社1978年版。

一、数学史与数学教学的融合

学者指出，数学史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近几十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数学史的研究颇有孤芳自赏的味道，很少关注社会的需要。然而，数学史学术研究的目的，最终一定要为满足社会需要服务，包括教育需要。如何能够让整个数学界都来重视数学史，特别让师生渗透到广大数学教育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简单来说，数学史就是研究数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分为“内史”和“外史”的研究[3]，“内史”考察数学理论成果的历史形态和历史轨迹，包括数学成果产生的年代、最初的形态和后来的演变、创立者的贡献、数学成果的传播等，“外史”则是内史的拓展，以考察数学发展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为主，包括数学发展与哲学、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数学事业的发展，数学教育等。

所谓数学史与数学教学的融合，就是在数学教学中，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进程的需要，将数学史有机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掌握数学概念、方法和思想。概括来说，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具有如下意义。

1.让学生学习有文化的数学。在数学教学中，有机地融入数学史，让学生看到数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产生、发展和影响，就会使学生认识到，数学并非是冷冰冰的数字关系和理性思维，而是人类发展历程的一部分，是人类璀璨文化的重要代表，从而在学习数学的同时，获得文化的熏陶。

2.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的认识。数学最为基本的知识就是数学概念和方法，这些知识恰恰因为其抽象性让很多学生对之望而却步。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楚数学概念如何经由日常生活经验上升为抽象的概念和方法，在经历历史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的建构，使抽象的数学概念和方法显得新鲜而生动。

3.让学生理解数学哲学和数学思想。数学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解题的方法，甚至也不是让他们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理解数学哲学和数学思想，掌握数学的思维方式，为他们未来的成长提供有效的营养。数学史深化了人们对数学本质、数学特点与数学科学价值的认识，揭示了数学活动的本质和数学问题在数学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数学哲学和数学思想，学会数学创造的思维模式。

4.提升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态度。很多研究表明，学生学习数学的动机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其抽象性，这种抽象性让数学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距离太远。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从三个方面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兴趣：（1）数学史本身就是人类探索的过程，故事容易为学生所接受；（2）通过数学知识生成的历史增强学生的体验性，增加数学知识的亲近感；（3）数学家成长的故事也可以很好地提升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态度。

二、PHM的理论基础

虽然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意义如此重大，然而任何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够真正实现，而要使实践达致理想，则必须体会其内在的机理，也就是要理解PHM的理论基础。

1.重演法则

重演法则（recapitulation law）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假设个体的发展会重演种系的发展，比如生物学家就观察到，人的婴儿在胚胎到出生这个阶段重新演化高级哺乳动物由低级动物进化过来的历史。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就认为：遗传和适应是生命的两种建设性的生理机能，而遗传的过程就是重演的过程。他还第一个把这一生物学的法则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儿童精神的发展不过是系统发生进化的一个简短复制”。

运用到数学教学上，重演法则意味着人类学习数学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重演古人数学思考和探索的过程。法国数学家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21）甚至这样说过：“动物学家认为，动物胚胎的发育还在短暂的期间内，经过其祖先演化过程的一切地质年代而重演其历史，看来思维的发展亦复如此。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使儿童思想的发展踏过前人的足迹，迅速地走过某些阶段，科学史应当是这项工作的指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实证理论支持数学学习中的重演法则，但事实上，学生的思维总是从形象到抽象，从生活到数学，从感性到理性，这一过程正是复制人类祖先发现数学的过程。例如在几何的学习上就可以生动地体现重演法则。几何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无意识的几何学、科学的几何学、论证的几何学。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也是让学生首先通过简单的工艺劳作，或是通过对自然界中的现象的观察，无意中熟悉大量的几何概念，例如点、线、面、角、三角形、四边形、圆、球、圆柱、圆锥等。随后，引导学生在这些感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几何学，这时学生可以通过实验（使用罗盘和标尺，直尺和半圆仪，剪刀和浆糊，简单的模型，等等）发现一系列几何事实。最后，当学生们已经相当成熟时，才能够以论证的或演绎的形式向他们讲授系统的几何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数学教学越是真实地演化数学知识演进的过程，学生对之理解得越深刻。

2.创生原理

创生原理（genetic principle）和重演法则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具体有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数学学习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数学发展的历史；第二，数学学习的过程，不是外在系统的、逻辑的知识强加给学生的过程，而是一个自然的“创生”过程，只有这样，数学才能够成为学生素质的一部分。

和重演法则不同的是，创生原理并不认为学生学习数学过程是对祖先的重演，但它认同的是人类有着相类似的思维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了我们思考数学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本质”，在这个方面，我们和古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既然如此，我们必然会通过重复古人的方式来学习古人历经艰辛所发现的知识。

不过，数学教育学者们强调，这种重复的过程，并不是把知识所谓一个既定的结果让学生去“纳入”，而是通过对发现过程的有限经历来获得知识，从而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就好像知识是他们创生出来一样。

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有限”这两个字，这意味着在学生的学习中，教师不应当让他们重复过去的无数个错误，而仅仅是重复那些关键性的步子。什么是关键性的步子？只有在在了解人类是怎样获得某些事实或概念的过程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判断我们的孩子应当怎样去学习这些知识。

3.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发端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他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Structur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主动的建构建立起自我的关于数学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又成为其进一步建构数学的中介，进一步的建构又不断推动结构由简单走向复杂。

如果说皮亚杰更强调知识本身的结构的话，后来的建构主义者则更强调学生在建构过程中的主动积极性，以及建构过程中现实场域和人际互动的作用。这些思想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学生已有的经验和新的知识交互作用的结果，数学学习并非是一个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个以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在特定的场景中主动的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为HPM的实践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建构主义表明，学生的数学建构必须基于一定的背景，在信息丰富而又比较规则的背景下，学生建构得最为成功。数学史通过对数学发现的历史的讲述，重新复现了数学发现的典型场景，对于学生数学知识的建构是最为有利的；其次，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建构，均需建立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需要通过一步一步的阶梯来达到高层次的水平，数学史将数学发现的过程按逻辑地呈现出来，给学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阶梯；再次，数学知识的建构，也是学生自我经验和先人智慧“视界融合”的过程，古人通过数学史，更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因此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建构。

三、HPM视野下的数学教学实践

虽然我们理解了HPM的原理，但是这个思想究竟如何在数学教学实践中运用，依旧是一个问题。这里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数学史料如何才能够融入到数学的课堂教学中。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数学史料包括三种：第一手文献，也就是数学家原初在发现数学知识时所写的笔记、著作等，如《墨子》中的关于圆的“一中同长也”理论；第二手文献，也就是史学家根据一手文献所写的历史，比如编年史、问题史等；教学材料，是学科专家或者教育专家根据历史文献结合具体的数学教学内容编写到教学材料中的数学史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种不同的文献，教师在运用的时候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对于第一手文献，由于大量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并不系统，语言上往往也有一定的障碍，对于数学教师来说运用起来有些困难，只有对某个数学问题深入钻研的时候才有应用的价值；第二手文献的好处在于它的系统性，能够对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数学概念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于数学知识的发现、形成和完善过程有着清晰的描绘，不过，这种文献有可能与教学内容并不配套，有些时候会过浅或者过深，需要教师有选择地使用。至于第三种文献，原则上来说可以直接使用，但也可能教师自己的教学设计与原来的教学材料并不一致，这个时候照搬反而会形成一种限制，不如在第二手，甚至第一手资料中寻找合适的内容。

HPM数学实践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数学史有机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数学史和数学教学的融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数学史作为组织数学教学活动的依据、数学史作为数学教学内容的有机构成、数学史作为独立的数学教学内容。

1.数学史作为组织数学教学活动的依据

在具体的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数学发现的历史进程进行设计，从而让学生能够重复数学发现的关键性步骤，加深对数学知识和方法的认识。比如在教学圆的概念时，教师通过研究数学史会发现，人类对圆的认识是从生产实践开始的，大约6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制造了第一个轮子，约4000年前，人们将木制的轮子固定在木架上，做成了最初的车子。会做圆并且对圆有了理论性的理解，则是2000年前的事情，我国的墨子就提出圆是“一中同长也”，而后，为了更好地作好圆，人们又进一步发现了圆周率，并且这一数字不断地得到精确。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对圆认识的几个关键步骤：1.圆和其他平面形状不同；2.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做圆的时候开始对圆的性质进行追寻；3.人类在对圆的认识中，不断对其性质通过数字加以精确。确定这些关键性的步骤之后，教师就可以根据这些步骤来设计数学活动，首先让他们对圆有感性的认识，然后逐步让学生“发现”圆是“一中同长”的性质，最后再确定圆周和半径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学生讲授数学史，但是通过学生亲历古人数学发现的过程，对圆的认识逐步加深，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也获得把数学是生活的需要、数学是人对现实和自然的精确表征等数学思想。

2.数学史作为数学教学内容的有机构成

和上述策略不同，数学史作为数学教学内容的有机构成是直接把数学发现的进程拿来，在课堂教学中重演，让学生在栩栩如生的数学历史进行思考和创生，在学习数学的同时体验数学。比如，同样是教学对圆的认识，教师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或者讲故事的方式，再现古人的发现圆、研究圆和精确与圆有关的重要数字等过程，将学生带入到历史场景中，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起劳动和观察，和木匠师傅一起做圆，和墨子一起观察和思考，和祖冲之一起推演圆周率。

3.数学史作为独立的数学教学内容

在一些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直接教学数学史而不刻意地教学数学知识和方法。可以直接做独立的数学教学内容的，包括数学发现的故事和轶事、数学悖论、历史名题、数学家传记等等。通过这些内容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养成数学精神、发现自己思维运作的规律，虽然没有直接教数学知识，但学生对此知识已经有机地掌握了，并从中学习到数学精神和数学思维方式。

上述由深到浅的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方式，还可以有更加细致的教学策略，对这些方式和策略的把握，可以让教师的数学课堂充满文化和生命的活力，充满逻辑和理智的思考，从而不断促进学生的数学素质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利治，王前.数学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数学教育学报，1994，3（1）.

[2] Furinghetti，F.& Radford， L. Historical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and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from philogenesis and ontogenesis theory to classroom practice.English，L.（Ed.），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2002.

[3] 萧文强.数学发展史给我们的启发.抖擞，1976（17）.

[4] 欧阳绛.数学的艺术.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7.

关键词：校本化；高中历史；科学史

科学史是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最好桥梁。通过科学史的训练和熏陶，不仅可以培养文理兼通的人才素质，而且还可以优化人才的知识结构，这是其他学术无法替代的。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懂科学史，就不能真正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就科学高中的培养目标而言，大部分毕业生将会从事理工科专业的学习和工作。而一个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并且力求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创新的人，如果对科学的发展缺乏整体上的了解，不能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以及其他学科对本门学科的影响，就很难有所成就。因此，开设科学史这门课程尤为必要。这门课程重在还原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发展历程，揭示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向学生提供著名科学家、发明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进而为科高学子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提供借鉴，让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远。以下为科学史的具体学习要点：

一、科学史的意义与研究现状

1.了解科学史的确立及其诸种功用，理解科学与正确之间的关系。2.掌握科学史研究中的内史和外史，了解科学史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二、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

1.了解古希腊科学产生的背景。2.概述古希腊贤人对万物本原的探究，认识对万物本原的探究意义。3.了解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学、逻辑学以及系统的经验考察等方面的贡献。4.知道古希腊在数学、物理、天文学等方面的贡献，理解其对古代世界的影响。

三、古代中国的自然观与科学技术

1.知道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及宇宙演化思想，理解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2.了解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浑盖之争，认识其对中国天文学发展的影响。3.概述中国古代传统数学、计时技术和测向技术的发展演变。

四、阿拉伯的科学及科学在欧洲的复兴

1.概述阿拉伯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了解其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认识“翻译”为阿拉伯科学的真正起点。2.了解阿拉伯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光学和化学方面的发展，理解阿拉伯科学的世界意义。3.了解基督教、亚里士多德思想以及农业技术革命对中世纪欧洲科学发展的影响，认识“1277大谴责”对人们打破亚里士多德思想对科学的束缚作用。4.理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不同文明间技术的交往对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影响，准确把握宗教与科学的关系。5.了解培根倡导的实验、哈维的血液循环说以及数学的新进展对科学在欧洲复兴的作用。

五、近代科学革命――天文学、新物理学、数学、化学

1.理解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在近代天文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了解伽利略望远镜以及第谷的精密天文学对传统天文学的冲击，概述开普勒三大定律对哥白尼天文学的继承与批判，理解近代天文学革命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切入点。2.说明斯蒂文链、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笛卡尔的机械主义方法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物体运动三定律等对近代物理学发展的意义，明确近代物理学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领域。3.了解微积分的创立，列举笛卡尔、费马、牛顿、莱布尼茨、欧拉、拉格朗日等人在微积分发展过程中的贡献。4.概述古代炼金术对近代化学产生的影响，了解波义耳、拉瓦锡对近代化学诞生的贡献。

六、生物学的重大突破――从进化论到遗传学

1.了解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背景以及达尔文的生平，认识其个人经历对其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影响。2.认识孟德尔定律，理解孟德尔被称为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的原因，了解遗传基本因子――DNA的发现对遗传学发展的意义。

七、物理学的新突破

1.了解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认识其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作用。2.简述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定律的建立过程，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之间的关系，并说明热力学的基本定律对化学、天文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3.了解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概述广义相对论的三大验证，说明对广义相对论正确性的认识。4.了解爱因斯坦对量子论方面的贡献，理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的关系，认识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八、数学的新时代

摘要：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关键词：胡适；《白话文学史》；双线文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85－05

骆玉明在介绍评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时曾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向来对胡适的学问有不够精深的批评，但是他知识广博、感觉敏锐、思路清晰，善于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因而成为那个学术创新时代的开风气的人物，能够引导许多人从新的基点上出发。”① 胡适在文学史书写中贡献的“双线文学观念”无疑是这开风气、指路向、引导人的“新基点”之一。骆玉明把《白话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的对立，而前者是有生气的、富于创造力的，后者则相反；同时，白话文学本身有一种历史的进化，它在不断的积累与发展中逐渐成熟，最终由‘自然的演化’转入胡适他们倡导的‘文学革命’，而完全取代‘古文文学’。”② 这个概括的后半段即是文学的历史进化论，由自然演进到倡导文学革命，从历史进程里为文学革命找合法依据，为“当下”的革命壮势助威。但是，胡适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是二元的，双重的。“历史进化的眼光”目光所及只有白话文学而已，复古退化观、循环论仍然保留，不过是派给古文文学了。因此胡适说历史的态度，讲进化的观念的大前提是对中国文学作个二分——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拉出双线——“白话文学的演进与古文文学的演变双线流变”。没有双线的文学观念，历史进化论将难以找准附丽的对象，难以清晰明确地在白话文学范畴内展开。无论是双线的文学观念，还是历史进化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证明“‘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是‘当前’文学与‘将来’文学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同时，只有把历史的进化论与双线发展的文学观结合起来，才能最充分有力地阐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③。双线文学观念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双剑合璧”才使胡适的文学史书写透射出最强劲的革命锋芒。

骆玉明对《白话文学史》的观念作了前述概括后，又指出：“胡适的上述基本观点，在整体上并未被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缺乏价值或不被重视。”④ 胡适的文学史观念是否确实在整体上不为后来的文学史专著所接受？

* 本文系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胡适与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现代转型”（项目编号：20110308）、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建设项目“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代际嬗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果然如此的话，一部整体观点不被接受却又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文学史著作其理论观点的价值又在何处？有论者认为胡适的文学史观念今天早已变成了常识，大多数人甚至会相信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即使那些不认同胡适的价值批评的读者。陈平原的看法则更为明确具体：“时过境迁，胡适的‘大思路’已经变成了常识，而其论述的空疏与偏颇则日益成为后来者攻击的理由。这无疑是不公允的。”客观地说，“‘双线文学观念’是本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这一假设被不断修订完善，甚至衍生出许多新的学术命题；人们往往关注这些具体命题（如乐府、弹词、说书的研究等），而忘却使这些命题得以成立（进入学者视野）的理论框架”⑤。双线文学观念也好，历史进化的眼光也好，富含“大胆的假设”的胡适的文学史书写的意义正在于为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现代的“写法”，为文学史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提供叙述的框架，拿出了成功的样板——“其意义主要不在自身讲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⑥。何况，胡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的“大思路”与理论框架时至今日也不能说在当下的文学史撰述中完全消失了身影、彻底失去了影响和完全丧失了阐释的活力与运用上的有效性。

以进化的观点和意识观照中国文学非自胡适始。梁启超看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⑦ 王国维也有文学蜕变说。当然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要比他们革命得多，激进得多，也赋予了新鲜的内容。但是说到首倡独创，还是胡适将中国文学按“载体”、按“表达工具”划分为“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并相应构建出“古文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两条互相对立发展的历史线索的“双线文学观念”。当这个观念被视作大胆的理论假设时，已可使我们领悟到，就文学史而言，怎么写文学的过去有时比按过去确实的样子去写或者说百分之百再现文学的“历史”更为重要。文学史这个体裁自身即包蕴着这样的逻辑，文学的进程要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同时文学的进程也注定是被叙述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历史学就应该照那个样子去写。……不过，问题并不像伯里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历史——即伯里所谓的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或历史数据的函数，而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那些在研究怎样发现‘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函数。”⑧ 文学史同样也是反映文学史家心灵、思想、现实目的的函数。对应于历史的双重内涵——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对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叙述，文学史同样也可理解为一方面与所有历史一样是文学演变的客观的过程性存在，另一方面也是被叙述和书写的历史，是文学史家以自己思想、心灵的函数构建起来的展现文学进程的坐标系。过去曾经存在的客观的原生态文学史，早已是“消逝的传统”，“往事不可追”，还原这样的历史不过是历史主义的神话，但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之上对文学消失的过去进行历史的重构，则充满可能性。“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构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因此，“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⑨。不能以“警辟之见”把握文学发展的精神脉动，不能以“思想”揭示文学史实的内在因果联系，不能用别致的理解缀连历史的碎片，梳理出文学流变的趋向，哪里会产生精彩的文学史？对于文学史书写而言，关键的是撰史者以自己认识文学趋势的逻辑，理解、选择、组织和剪裁史实，在历史的过程中建构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变化和运动，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整合成一套有意义的关于文学的系统的“历史知识”。胡适正是具备了此种“重构历史”灵魂的能力的文学史书写者。他以进化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观照中国文学的演变进程的同时，也以“古文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双线文学发展框架展开中国文学被叙述的历史。尽管胡适在把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具体事件、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纳入双线文学发展的基本框架的实际操作的某些细部——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流派思潮的评述难免受争议，然而这一打破以文体流变或朝代更迭来建构文学史的惯例的新思路，确定了一条贯穿中国文学二千多年发展进程的基本线索，并释放出相当的阐释活力。无论当时或此后的学人对双线文学发展线索有这样或那样的非议，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修订意见，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双线发展的结构，二元对立的框架至今仍未在文学研究中被完全颠覆，依然发挥着作用。

一、文献多媒体化；

二、文物虚拟现实化；

三、史料极大丰富；

四、计算机网络检索技术成为史料学的命脉，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提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史料数字化已成潮流。把史料分为历史文献和史迹遗存两类进行研究，提出了建立对应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的解决方案，并对实现这一方案的具体技术从理论到实践作了归纳和总结。

关键词：史料；数字化；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

缘起

史料包括历史文献与史迹遗存，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历史悠久，历代文献遗物浩如烟海，近现代又有大批新史料发现与累积。史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历来非常重视。王国维使用两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辨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故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进行古史新证，解决了许多重大史学问题。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宗旨，进行了系统的古史辨伪，“古史辨”作为对“古书”与“古事”的—种史料考订工作，颇有意义。[1]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傅氏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们彻底从故纸堆中脱身而出，宣称不读书只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举超越前人的成就。陈寅恪和陈垣等诸先生也都十分重视史料，把考实作为治史方法的前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先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之利器，“将历来为封建学者所湮没、改造、曲解的古代史料，加以重新辨别、整理和阐发”，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现在不仅面临着用新技术来整理旧史料的问题，而且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和科技的发展，史料的容量和形式急剧膨胀。以何种方法处理、存储史料，并且能够让学者从中方便迅速地检索和得到所需的信息，是当前史料学的一个大问题。

数字化是史料处理的必由之路。第一，把各种史料统一为计算机数据，方便存储和检索；第二，使史料的物理体积大大缩小，方便携带；第三，可以低成本无差错拷贝，方便传播和普及。目前，不论是印刷文档、手写稿，还是电子文档、音像文件、甚至于遗址与文物，越来越多的史料逐渐被数字化，出现了数据仓库（Datawarehousing）、数据集市(Datamart)、数据采集（Datamining）等新概念和信息数字化处理方法，逐步形成了大数据量存储和管理模式。全球范围内，建立史料数据库逐步成为潮流。联合国推动MemoryoftheWorld计划以挽救某些濒临灭绝的人类文明，西方各国也无不积极推动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或数字典藏建设，如：美国有国会图书馆的AmericanMemory计划和六所大学所主导的数字图书馆计划等；加拿大有国家数字典藏计划(Canada’sNationalDigitalCollections)；日本和IBM合作的数字博物馆计划；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数据数字化计划等，不胜枚举。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特网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全面加深，信息科技已然启开了社会全面急速变迁的序幕。借助网络之一利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史料数据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因特网已经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史料数据库。但是，从总体来看，史料数字化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起步，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史料数字化进行整体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把史料按照其性质分为两类进行讨论，其一为人类精神产品类史料——文献；其二为物质产品类史料——文物。

历史文献的数字化

历史文献作为人类精神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和可移植性，并且必须依托载体而存在。国家标准局批准公布的GB4894—85《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定义道：“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根据这一标准定义，历史文献就是以文本、图形、符号、音像、软件等各种形式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历史资料，其物质载体为：纸、胶片、磁带、光盘等。历史文献数字化的目标是将原来在各种物理载体上存储的信息，统一转变为最基本的比特，用0和1来表示，成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据。

历史文献数字化的终极形式为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有价值的图像、文本、语音、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库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组织规范性的加工和压缩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信息，然后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通过网络通讯技术进行高效、经济地传播、接收，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从网上得到各种服务，为公民的终身学习机会做出贡献，成为国家的知识基础设施。[3]

建立数字图书馆的关键在于以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为基础，表现为同一类型文件格式的统一。当前，数字图片格式主要有BMP、GIF、JPG、PCX、TGA、TIF等；数字音频格式有WAV、MP3、MIDI等；数字视频格式有mpg、mov、avi、rm等；网页格式有html,vrml，xml，sgml等；数据库有Oracle,SQLServer,Sybase,DB2,Informix,Access等。文献数字化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最通用的文件格式，这样既便于为最多的人服务，又便于数据的升级。数字图书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扫描录入方式将书籍资料按原貌逐页存储为图象文件；二是以文本方式存储文献内容，辅之以全文检索系统构成全文检索数据库。前一种方式适合古籍善本和以往出版图书的数字化，后一种适合新出版图书的数字化。

建立数字图书馆的设想首先由美国人提出，1994年6月，美国召开了“第一届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年会”。同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宇航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署(AKPA)联合公布了一项为期4年、投入2440万美元的《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DLI，DigitalLibraryInitiative），在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等6所高校进行数字图书馆的分项研究。同年10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数字化项目，领导与协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将其收藏的图书、绘画、手稿、照片等转换成高清晰度的数字化图像并存储起来，通过互联网供公众利用。继美国之后，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先后提出各自的数字图书馆计划，投入巨额实施资金。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开始于1997年，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经国家计委批准建立了“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并开展了与此有关的专题科研。同年12月，我国民营计算机高科技企业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远程图书浏览器安装到瑞得在线网站上，创建了国内首家以图像存储为主的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此后，国家连续实施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和“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国内各大图书馆和高校纷纷跟进，掀起了一股数字化潮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中文数字图书馆已达数百家之多，以学术专业书籍为主要内容的超星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图书已超过到40万种，中国数字图书馆也已达20万种以上。此外，书生之家“中国图书网”和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也都非常有实力。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主要有“中国期刊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网”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以中国期刊网为例，收有几年来5300种期刊的全部文章，重要期刊几乎被网罗殆尽。

除此之外，因特网上一些小型的数字书库更是数不胜数，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夏文库”及“古文献资料库”；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目录及数据库，包括典藏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资料库、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经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外文期刊汉学论著目次资料库、国际汉学资源机构录资料库，可进行资料库整合查询；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的电子版等等。[4]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局部的文献数字化工作，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这些数据经因特网而整合为一体，完全不受其物理距离的影响，从长远看，分散的学术单位与个学者是文献数字化的真正主力军，整个因特网，就是一个大的数字图书馆集合。

文物史料的数字化

文物为人类有形的史迹遗存，它具有不可复制性和唯一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本）第二条之规定，文物包括以下内容：（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第四款规定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为文物与对史料的分类并不矛盾，这类文物其内容为文献，其物质载体为文物。

文物作为史料的价值，在于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所以对文物信息的撷取与整理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对甲骨文的墨拓、整理而成的《甲骨文合集》，如对青铜器进行整理而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些信息撷取成果目前大多以文献的形式而存在。现代以来，经科学考古而发现的遗址和遗物都有详细的考古报告。报告中的绘图形式有平面图、剖面图、结构图、局部图、分解图、透视图以及器物绘画等；照相有地貌全景、发掘区全景、不同角度和感光的遗物特写，其他如专业技术鉴定报告、文物修复与模型制作、拓印图片等等，有的还附有航拍图片和电影、录像。考古报告是对文物环境、外观、结构、尺寸、颜色、纹理、成份、气味等信息的全面撷取。文物的数字化即为文物信息的数字化。

文物数字化的终极形式为数字化博物馆，最新技术为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科学界和工程界所广泛关注的技术。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的实物与环境，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投入”到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自然交互。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首先源于军事训练的需要，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医学训练，建筑和环境规划，影视制作，甚至于核试验的虚拟。对大众来说，最切身的感受是虚拟现实技术使我们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恐龙。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做到了网络的分布式互动，支持多人实时通过网络进行交互活动，每个用户在一个虚拟现实环境中，通过计算机与其它用户进行交互动作，并共享信息。我们可以在许多网吧中看到玩“大地勇士”游戏的青年，他们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虚拟的“埃及金字塔”中进行激烈枪战。

文物的虚拟现实只是静态实物的虚拟，因此，在技术实现上要容易得多，我们把所有依据科学考古而得到的文物信息输入计算机，就能借助虚拟现实生成程序来“制造”出三维的虚拟现实文物，借助这一技术，许多不易接触、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物可以被普通学者摩挲于股掌之间。另外，使用360度全景摄影技术拍摄的高质量图像也可以生成逼真的虚拟情景，从而使得用户可以使用普遍微机通过鼠标和键盘真实的感受到和虚拟现实一样效果，不过它的人机交互性能要差许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网站，我们可以看到该校建筑学系编纂的从1996年到2002年对埃及PyramidsofDahshur的8次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包括了用vrml技术制作的虚拟现实墓室结构和用QuickTimeVRPanorama全景摄影技术制作的金字塔外部环境。

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建设和文物数字化工作已经开始起步，故宫博物院是具有600年历史、8000座殿宇楼阁、百万件文物的我国最大博物馆，其网站于2001年7月16日开通，最初只收录了各类图片4000余张，实现了文物影像的细节浏览和虚拟展厅的360度旋转展示[5]。到了2002年7月30日，由中国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共同建立的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故宫太和殿为中心的紫禁城虚拟现实工程目前进展顺利[6]。这说明故宫文物的数字化工作已经进入了虚拟现实的实质性阶段。北京四方台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使用360度全景摄影技术，已经制作了所有中国世界遗产的虚拟实景，此外他们还制作了中国古城镇民居、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寺庙及宗教建筑等虚拟实景专题。台湾今年启动了“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其专题内容包括：“台湾建筑史”、“不朽的殿堂—汉代的墓葬与文化”、“玄奘西域行”、“商王大墓重现”、“火器与明清战争”等等，在实施过程中，虚拟现实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7]。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重现已经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建筑、地理环境等。今年1月，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成文，依据古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颅骨的X光片、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以及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使用自己研制的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系统成功地复原了这一2000多年前的人物相貌，虽然这一技术还有待完善，但是不能否认它很好的发展前景。总体看来，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正在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虚拟现实技术也处于发展与普及过程之中。

迎接史料数字化时代

要之，无论文献数字化和文物数字化，归根结底，就是把史料统一为计算机数据，这些数据经互联网而整合成为一个大的史料数据库。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史料学正在孕育并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新史料学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文献多媒体化；

二、文物虚拟现实化；

三、史料极大丰富；

四、计算机网络检索技术成为史料学的命脉。史料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让我们张开双臂去迎接她吧！新晨

参考文献：

[1]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2002年数字图书馆国际论坛及工程项目洽谈会网站.数字图书馆的历史与演变[EB/OL].

/information1.htm"TARGET=_blank>/information1.htm

[4]吴宣德.网路数字化文献资源[EB/OL].

/"TARGET=_blank>/

[5]苏敏.故宫走进数字时代[N].中国青年报，2001-7-17

[6]张焕利.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故宫虚拟工程进展顺利[DB/OL].

202.84.17.73:7777/Detail.wct?RecID=1&SelectID=1&ChannelID=4255&Page=1"TARGET=_blank>202.84.17.73:7777/Detail.wct?RecID=1&SelectID=1&ChannelID=4255&Page=1

【关键词】高等数学教学 数学史 有效途径

数学史属于学生认识数学、了解数学、学习数学的主要工具之一。学生于学习数学含义、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时，需不断地提高对数学的认识，形成属于自己的数学意识，则需依靠学习数学史来引导与补充[1]。数学史的主要功能为通过历史的标杆，不断地指引学生向前迈进，只有认识到数学史于高等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然后把高等数学与数学史相结合，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数学的综合素质，完善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1.利用数学历史趣事吸引学生注意力

高等数学中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数学符号、计算公式、计算过程、形式化的概念等，这些数学内容容易导致学生出现枯燥乏味的感觉，以及高度抽象感，所以，教师于教学过程中需克服数学本质的枯燥性，利用数学历史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推动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数学史在高等数学中教学，其作为一个良好的载体，能将数学中的理念、概念、定理、分析过程和问题自然地融入历史当中，利用其历史文化背景，为学生讲述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

例如：针对微积分基本公式牛顿―莱布尼茨公式，该公式之所以采取牛顿与莱布尼茨命名，有着悠久的数学历史背景。由于1699年瑞士数学家德丢勒曾提到“牛顿是微积分的第一发明人”，而该言论引起了莱布尼茨的立即反驳，从而导致了牛顿与莱布尼茨的正面交锋，同时双方的追随者之间越演越烈地进行争论，一直到两人相继去世才平息该争辩。微积分公式在发明时间上，牛顿是早在莱布尼茨之前，而在公式发表时间上，莱布尼茨是早于牛顿发表，牛顿在1665年11月发明了微分法，于1666年5月又创建了积分法；而莱布尼茨在1673年才着手探究微积分，但莱布尼茨在1684年以及1686年分别发表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的重要论文，所以，该数学历史被称做“科学史上最不幸的一章”。

2.利用数学史讲解数学

数学属于多代人共同研究的结果，其发展史可涉及数学案例、数学内容、数学思想、计算方式的演变，教师于教学中增加数学发展史的讲解，可帮助了解数学的本质，以及使用用途，从而实现学习高等数学的目的与目标。例如：概率论的出现可从远古时代开始，从16世纪到17世纪前后，概率论形成的因素主要分为三个：（1）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保险业的计算需求。（2）属于较为平常的娱乐方式，其需依靠概率的计算赢取战利品。（3）中世纪社会的扩大和发展，税收、征兵均需要统计人口，或者经济数据。

3.利用优秀的数学家鼓励学生

数学属于人类劳动发展中研究出的一门学科，构成了文明的主要部分，数学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均离不开不计其数的数学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众多先驱的先进性研究精神以及奉献精神值得我国去学习，教师于教学过程中可通过学习数学先驱的事迹，把先驱们塑造成一个榜样的形象，以鼓舞学生坚持学习数学，培养学生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锻造学生的刻苦精神，不断地探索数学中的奥妙与意义。

例如：教师可讲述18世纪数学界主要人物欧拉的事迹，以鼓舞学生更好的学习。欧拉每日平均写1.5页大四开纸的数学研究，其生前发表的作品大约为500～600种，而死后留下的手稿可满足彼得堡科学院二十年。而欧拉一生多为坎坷充满荆棘，二十八岁左眼失明，到五十六岁时双目失明，而其依靠惊人的心算能力与记忆力，采取口述的方式让长子记录。但1771年彼得堡发生一场大火，不仅将欧拉的大部分手稿化为灰烬，而且也差点烧死了年迈又失明的欧拉。虽然欧拉遭到该一系列的打击，但是他仍然坚持研究数学，其精神深深地鼓舞着几个世纪的人。

4.利用我国数学史激发学生的民族使命感

我国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数学也曾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教师于课堂教学中，可适当地融合中国古代数学历史或者现代数学历史进行穿插，向学生讲述我国数学的辉煌历史，以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而鼓励学生运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自己，激励学生不断地深入学习高等数学知识，提高数学教学的整体质量，完成教材中的教学目的，同时还可以扩宽学生的知识面与眼界[3]。

例如：教师可向学生讲述我国古代的数学史，让学生更加清楚自己国家的发展史。我国数学从公元前后到公元14世纪，一共经历了三大数学发展思潮：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数学研究达到鼎盛阶段。不论是西汉时期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还是祖冲之发明的“密率”与“约率”，都比欧洲数学历史发展早。宋元代出现了许多的优秀数学家，比如秦九韶、杨辉、朱世杰、李冶等宋元四大家，于全球数学史上均占据着辉煌的地位。此外，近现代史上的姜立夫、胡明复、苏步青、陈建功、陈景润、陈省身、华罗庚等数学家也为中国的星星，该些数学家于研究工作中不断地缩短我国和世界数学水平之间的差距，于课堂上穿插中国古代数学史能够良好地激发学生的民族使命感。

【参考文献】

[1]杨静.浅析高等数学中融入数学史知识的必要性[J].理论导报，2011（06）：43-44.

关键词:数学教学;数学史;渗透

数学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有机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数学教育的热点问题。如果数学教学缺乏历史观念,那么就会减少数学的教育价值。因此,数学史对数学教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的教师不具有数学史的知识,只是“照本宣科”地进行教学,那么数学势必被学生理解成是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数学定理的堆砌,枯燥无味。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数学教师,在数学专业方面,除应有一定深度要求外,还应有广度。教师在教学中结合数学教材知识体系,有机渗透数学史,使学生通过对数学史、数学发展趋势等知识的了解,加深对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体会和理解,变枯燥无味的数学教学为生动有趣,使学生热爱数学,并肯为数学努力奋斗,这是数学教师的职责。

教学中渗透数学史应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历代杰出的数学家,不但有能够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独特成就,而且有吸收世界数学先进思想的创造发展,更有坚韧不拔为数学献身的不屈斗志。古有刘徽的“割圆术”,祖冲之的关于圆周率π的计算和令人称道的“勾股定理”;今有被杨振宁教授写诗赞颂的能与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相提并论的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有誉满海内外的数坛传奇巨星华罗庚和离“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的陈景润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辉煌成就等,这些无疑都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能强烈触动每个期待祖国繁荣富强的学生,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使命感。

2　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数学史是数学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史,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内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产生与解决,客观上揭示了数学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数学中每一次悖论的出现和解决,都对数学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杠杆作用。矛盾、危机、暂时的统一,循环轮回,此起彼伏,它孕育了数学的勃勃生机,进而推动了数学的不断发展,这些都能帮助学生了解数学概念和方法的演变,认识数学的渊源和本质,认识到数学是一门不断运动、变化、来源于实践的科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理解数学也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3　进行远大理想和意志品质教育数学难学是学生普遍感受的问题,学好数学需要高强度的智力活动,需要具有勤奋、勇敢、顽强的精神,这也是当今时代迎接各种挑战不可缺少的精神。数学史中众多历史人物功标数史,他们有着共同的可贵精神,勤奋刻苦,锲而不舍,严谨认真,孜孜不倦,数学史上写满了他们顽强、悲壮、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动人心魄和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结合数学教材,适时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培养学生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激发他们的拼搏豪情,在治学之道上给他们以谋略性的启迪。 4　对数学思想、方法、内容的领悟数学史是数学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面写照,通过对数学史的学习,学生可以对数学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只知道它的结果。从对平行公理的证明到非欧几何的产生,从代数方程的根式求解到群论的诞生,以及数学三次危机的产生和解决,其间无不充满了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思维过程的精美展示。这些对培养学生的基本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思维品质,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有百益而无一害。

5　使学生坚定从事数学事业的信念数学史中有许多数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对数学孜孜以求,功标数史,或是得益于他们老师的启迪和点拨,或是得益于他们老师的慧眼识才并无私地帮助和培养。还有一些数学家,他们在数学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他们也为数学事业的兴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人才的关心、爱护和培养的伯乐精神令世人称颂,这些都将砥励学生为数学教育献身的志向。

数学史,即数学发展的历史,它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悠久。一部数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数千年来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整个过程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数学的每一项富有意义的成果,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概念的结果,而是人类世代相继不断创造的艰苦曲折的漫长道路。一部数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追求理想,始终不渝地求实、创新的生动写照,而这种精神,迄今仍为我们时代所需要。

参考文献:

[ 1 ]　徐利治.数学方法论选讲[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3, (4).

[ 2 ]　郑毓信.数学方法论入门[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

关键词：历史；活动课；困境

历史活动课的设置本是历史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以期引导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历史，以活动促发展，其地位绝不亚于常规课，然而却面临如此尴尬的处境，原因何在？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拙见。

一、历史活动课遭遇困境的原因

从主观原因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是历史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展好历史活动课对实现教学目标以及促进自身发展的必要性；从客观原因来看，我认为主要是受所谓的“副科”地位、学校安全管理以及历史活动资源等因素的制约。

1.历史活动课受所谓的“副科”地位的制约

历史课长期以来处于不被尊重的“副科”地位，可谓在语、数、外、理、化等所谓“主科”的夹缝中求生存，缺乏自由呼吸的空间。从学校到教师，再到学生，包括学生家长在内大多认为历史课是“副科”，不必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尽管说中考高考要考历史，但大多数人还是抱着以前的“冷战”思维，以为历史课主要是死记硬背，考前突击最有效，考前突击个几天，便可顺利闯关。

2.历史活动课受历史活动资源的制约

如活动中需要查找一些历史资料，但多数学校相关的图书资料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在当前计算机网络还没有广泛普及的情况下，上网查找也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学校。

3.历史活动课受学校安全管理的制约

学校近年来一直强调安全压倒一切，关注学生的人身安全本无可厚非，以人为本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吗？事物都有两面性，这样一来大大限制了学生的集体校外活动，客观上使得诸如史迹探访、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历史活动举步维艰，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又何敢多生事端。

二、让历史活动课走出困境的建议

1.教师应进一步提高对开展好历史活动课必要性的认识

(1)开展历史活动课有助于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实现。

开展历史活动课可以扩展深化历史课本知识。我们的历史课本提供给学生的一般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重大历史事实和重要历史结论，这对于烦琐复杂的人类历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通过历史活动课可以使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某一段历史。如九年级历史上册中关于拿破仑的图片文字介绍仅有两页内容，对于世界历史上这位传奇式人物来说显然不够全面深入。而课本上的《活动课三：我看拿破仑》通过收集整理有关拿破仑的图片文字音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举行“是非成败拿破仑”辩论会，丰富了学生对拿破仑的认识，并使这种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2)开展历史活动课可以促进学生各种能力目标的全面真正实现。在历史常规课教学中，比较容易产生重知识轻能力的做法，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基本知识的掌握过程中，所谓的能力培养也多局限于应试能力方面。而历史活动课是以具有实践性的活动为载体，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在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以八年级历史下册《活动课四：家庭的照片》为例，通过搜集交流展示家庭的照片，增强了学生搜集和整理历史资料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能力；在活动中撰写说明词和充当解说员分别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布置展板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等。

(3)开展历史活动课有助于学生良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历史活动课犹如一座贯穿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学生不仅能了解过去的历史，还能让学生了解现在的社会。由于历史活动课的内容比较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从而使学生亲身体验身边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历史、探索历史、感受历史的真实，使学生更懂历史更爱历史。此外，受传统教育多注重历史知识传授，不注重科学精神培养的影响，我们的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大多缺乏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这也是我们的学生历史学习不如人意的症结所在。

(4)开展好历史活动课是创新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有助于历史教师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由于受学科地位、师资力量、教学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本应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历史课却开展的不尽如人意，有些历史课的枯燥乏味也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境地。然而历史活动课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使学生非常感兴趣并抱以极大的期望。

由于历史活动课充分体现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育理念，开展好历史活动课必然会促进教师全面深刻反思传统历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其认识到在历史教育教学中，“活动”与“体验”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教师的教学智慧主要体现在设计历史“活动”、创造历史“体验”中，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所谓的教书匠了。

2.教师应在学习与实践中加强对历史活动课的研究。

（1）针对历史课不被重视的“副科”地位，教师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历史活动兴趣和激发学生的历史活动热情。

①历史活动课要根据学习内容、学生特点和教学条件等采用不同的内容形式，使历史活动丰富多彩，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结合时政热点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如就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利弊、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问题进行讨论辩论；举行历史故事会；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和访谈，如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等；对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如秦始皇、汉武帝、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进行评价和讨论；参观博物馆、纪念馆，考察历史遗迹等；编演历史剧，如西安事变等，观看并讨论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如《虎门销烟》、《火烧圆明园》、《甲午风云》等；撰写历史小论文，编辑历史手抄报，举办历史展览等。这些活动课都是学生所喜闻乐见的，开展好了，历史课怎能不吸引人呢？

②培养学生的活动兴趣就要在活动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解放学生的手脚和头脑。如七年级历史上册中的《活动课三：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这一课，教师只需要事先引导学生搜集有关秦始皇功过的各种材料以及了解辩论会的活动规则即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组织开展辩论活动，教师不要过多地去干预，做个“历史顾问”就行了。

③由于历史学科长期不被重视，学生的学习劲头不足，所以成立历史兴趣小组十分必要。在多数学生还未养成活动习惯的情况下，不妨发挥一下历史兴趣小组在活动课中的示范效应。另外，历史兴趣小组在活动课的计划制订、组织实施、总结评比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④收集学生一定时期的个人的历史活动作品，为其建立个人代表作品档案。可以将学生在活动课上的历史小论文、历史调查报告、发言稿、历史小制作、历史知识竞赛试卷、活动评价等装入档案，学生可以通过档案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培养学生参与历史活动的兴趣。

（2）针对受历史活动资源制约的问题，一是教师要积极开发利用历史活动资源，二是教师在历史活动课的开展形式上应学会变通。

①教师要积极开发利用历史活动资源。当前，我们的历史教师大多还是把教材、教参当作近乎唯一的课程资源，历史活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还比较低，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活动资源没有被教师所认识或不知道如何来利用这些活动资源开展历史活动，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历史教育。就我们农村学校来说，学校图书室的历史书籍可能比较少也比较陈旧，电教室的历史音像资料大概也少得可怜，由于远离城市，参观博物馆也只能是一种奢求罢了，农村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程度还比较低。尽管如此，我们农村学校也有自己的一些资源优势。如，丰富的历史古迹、民俗文化、历史故事和独特的农村社会环境等，这些资源优势也完全能够使历史活动课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我们历史教师要敢于并善于开发地方活动资源，发挥教育集体的力量，加强对地方活动资源的研究。

②教师在历史活动课的开展形式上应学会变通。由于各地的物质文化条件差异，开展历史活动课要因地制异。如，要理解詹天佑“人”字形路轨的工作原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能去实地考察当然再好不过了，但大多数学校当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多方面搜集有关的图文资料并制作模拟“人”字形路轨沙盘的形式呢?这样做也会有很大的收获。此外，教师也可以在常规课教学中根据需要设计一些新颖的活动内容。

（3）针对学校限制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问题，诸如史迹探访、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远处的家长陪同学生自行外出，近处的学生自行结伴开展。

历史活动课作为历史常规课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历史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教师对开展好历史活动课必要性的认识，加强教师对历史活动课的研究，是其摆脱困境的根本所在。我们历史教师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历史课有景有情、有情有理，从而成就有自信力的历史教育，给国民以自信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