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文化及其保护的内涵

（一）现有研究对“方言文化”的界定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对“方言文化”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指方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常与“方言”并用或混用，指方言口传文化、方言文学等；第三，指方言中蕴含的文化资源。

1.指方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罗常培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一书，旨在“从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其研究包括了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化现象，研究方法是以词的语义为切入点，调查研究语言与文化相关的现象，被视为是方言文化研究的滥觞之作。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研究兴起：“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还常常涉及这个民族的文化。例如从词语的来源（汉语则包括汉字的结构）看古代文化的遗迹；从地名和方言的分布看居民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看宗教和一般民间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古代婚姻制度，等等。”（吕叔湘1988）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领域的论著鲜用“方言文化”这一概念，而是将“方言”“文化”看作两个独立的概念，多使用“和”“与”等连词将其并列使用，其内涵实质上是一种研究方法，即通过考察方言与文化的关系，解释方言本体问题或与方言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并未直接指出方言文化的内涵。

2.与“方言”并用或混用，也指口传文化、方言文学

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方言文化”作为专业术语始见于赵园《京味小说与北京方言文化》（1989），指以北京话为载体的口语表达和文学创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方言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常与“方言”并用或混用，既指某一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本体特征，也指方言中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现象，如口传文化、方言文学等，缺乏独立的内涵。

3.指方言中蕴含的文化资源

20世纪80年代，“语言资源”的概念进入中国，语言学界开始认为语言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资源，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陈章太2008；李宇明2008，2011；张普2012：99～102）。在此观念引导下，直至近十年来，“方言文化”的内涵才日渐清晰。2011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立项，将“方言文化”定义为“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细分为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以及说唱表演等类别（参看曹志耘2015a）；李宇明（2016）指出，要关注语言及语言表达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如构词理据、词语组合、文化词语、文化习俗、个人隐私和民族禁忌等。上述理念将“方言文化”视为独立于“本体研究”之外的新领域，提倡在调查、描写、研究语言结构的同时，要注重开展对方言中文化性较强的方面的调查研究，针对其趋于濒危衰亡的现实，对其开展抢救性的保护。

本文的“方言文化”是“语言资源”的下位概念之一，指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方言使用和相关方言本身。

（二）本文“方言文化保护”的内涵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其中，“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面，首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将从国家层面以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支持方言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1.指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方言使用和相关方言本身

我们认为，两办意见中的“方言文化”既不是“方言+文化”的简单累加，也不能笼统地认为是“方言这一文化现象”，否则直接说“保护传承方言”即可，无须使用“方言文化”这一概念。结合前述学术界对方言文化的研究以及近年来我国开展的语言资源保护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方言使用”与前述“方言中蕴含的文化资源”相当，“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本身”还需进一步明确。当中最为典型的是濒危方言，保护濒危方言是维持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也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此外，有特殊文字或书写传统、有丰富文学艺术传统的方言，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方言，在城镇化背景下变化发展剧烈的大城市方言也应纳入其中。需要指出的是，从我国的语言国情来看，汉语及其方言只是中国诸多语种中的一类，每种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也可划分为不同的方言，故不宜将两办意见中的“方言文化”片面理解为仅指“汉语方言文化”，也不应限于某一特定的语言方言之内，而要从宏观层面将“方言文化”理解为根植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2.保护传承和开发应用

曹志耘（2017）认为，两办意见中的“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应该理解为“保护并传承”，即保护是手段，目的是传承。狭义的“保护传承”是指“保护好勿使消亡并传承下去”，广义是指“保护好勿使消亡并传承下去＋保存好勿使遗失并留传下去”。我们同意这一观点。

“保护”首先是“保存”，即要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方言文化实态语料进行全面调查、记录和整理。不过，倘若止步于此，只能让方言及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作为资料存档，无法实现“传承”。只有进一步开展以延缓或防止方言消亡为目的的“保护”，才能实现传承并发展。然而，在全球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语言方言快速衰亡、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资源急剧流失的现象日趋严重，短时间内要让所有语言、方言迅速恢复同等的语言活力，这既缺乏可行性，也缺乏必要性。在此情况下，“保护”最可行的办法是“开发应用”，即通过研发多类型的方言文化产品，提供多方位的语言服务，让各地人民与方言文化保持密切接触，满足其语言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从而培养其语言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保护传承之目的，即以应用促使用、以使用促保护、以保护促传承。因此，是否能开发应用好方言文化，直接决定了方言文化保护的成效（王莉宁2021）。

二、方言文化保护的理念和理论

为梳理当前方言文化保护研究的主要理念和理论，我们对中国知网中文文献数据库进行了检索，首先以“主题”为检索项，同时在“篇名”“关键词”“摘要”3个字段中检索；“语言资源保护”和“方言保护”的检索结果有一定篇目的重合，须根据文章内容进行二次分类，最终把强调语言作为资源来研究的篇目划归“语言资源保护”，其他则归入“方言保护”；其中，“保护”也包括了“保存”“维持”“保障”“振兴”等相关提法，所有类别已排除对语言本体结构的描写研究。从论文数量的增长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详见表1。

表1  方言文化保护研究论文分布情况

（一）总体情况

从表1可见，“方言文化保护”及其相关研究是近20年来兴起的新方向。

（1）从数量来看，2000年之前，相关主题的成果仅有3篇论文；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幅度提升，到2009年，总量跃至84篇；此后每个阶段的研究总量几乎都比上一阶段翻了一番，第四阶段多达367篇。这表明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热度持续提升。

（2）从研究主题来看，“方言保护”论文最多，达272篇，这类研究在第三阶段开始进入高潮并持续至今；“濒危方言保护”次之，总数为135篇，从第二阶段至第四阶段呈现出平稳发展的态势；“语言资源保护”则是在第四阶段成为研究热点，这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实施密切相关（参看下文）；而“方言文化保护”最少，86篇，应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开展专题研究。

（3）从语言品种来看，汉语方言论文总量为212篇，民族语言202篇，综论类200篇，三者大体持平。其中，“方言文化保护”的个案研究均为汉语方言，“方言保护”“语言资源保护”的汉、民研究论文数量大体持平。关注度最高的汉语方言为：吴方言（24篇）、闽方言（13篇）、中原官话（6篇）、客家话和赣方言（各5篇）；民族语言研究涉及的语种较为分散，研究总数达到5篇及以上的是布依语（13篇）、蒙古语和侗语（各5篇）。“濒危方言”中，民族语言的研究总量为汉语方言的5倍，且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可见民族语言濒危的问题因更为突出而备受关注，关注度最高的语种为：满语（31篇）、土家语（21篇）、畲语（10篇）、赫哲语（9篇）、仡佬语（7篇），濒危汉语方言主要是湘粤桂三省土话和方言岛研究。

（二）各阶段主要理念和理论

在2000年之前，语言研究多集中在本体结构的调查描写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提出将“语言的生态保护”纳入语言规划，呼吁记录语言现状，抢救濒临消亡的语言方言（郭熙，蔡国璐1991；郭熙1999：219～220），方言文化保护理念开始萌芽。在2000年之后，根据研究重点可分为3个阶段。

1.2000～2009年：语言濒危引发关注，“语言遗产”理念兴起

方言文化保护研究是从表1中的第二阶段（2000～2009年）开始的。这一阶段的重点集中在“濒危方言保护”方面，论文数量为37篇，几乎占到该阶段论文总量84篇的一半，而其他类别也有部分论文兼谈濒危语言及其保护问题，可见语言濒危现象是当时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由此触发了对语言资源保护、方言文化保护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例如，孙宏开（2001）指出，濒危语言是全球性的问题，呼吁应重视对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并采取有效措施延缓语言濒危；曹志耘（2001）归纳了濒危方言的4种类型，并提出保护濒危方言的对策和措施。值得关注的是，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理念的启发，从2006年起，出现了“语言遗产”“方言文化遗产”等概念，即“将语言遗产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阶段6篇以“方言文化保护”为主题的文章也是基于这一观点开展研究，呼吁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保护方言文化遗产。例如，曹志耘（2009）区分了“语言保存”和“语言保护”两个概念，从语言遗产、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等角度论述语言保存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关于开展语保工作的一些具体设想。

2.2010～2014年：“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成为共识，方言文化的内涵明确

第三阶段（2010～2014年）虽然只有5年时间，但这一阶段的研究总量已经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的总和，“方言文化保护”“方言保护”的研究总量明显提升。推动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于语言文字保护的相关政策日趋明确。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的决定中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明确要求，凸显了语言文字事业在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也促使学术界根据中国语言国情对“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做出准确的分析和解读。例如，李宇明（2012）提出，要梳理科学的语言生活观、制定科学的语言保护规划、采用科学的语言保护方法、充分开发语言保护的效益；孙宏开（2011，201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保护濒危语言的标准和规范，结合中国民族语言实际情况和语言政策的导向，从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论述了濒危语言保护的必要性，对如何开展濒危语言和语言文化保护、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维护以及小语种的学术价值挖掘提出建议。此外，学术界共同呼吁增强全社会语言资源观念和语言保护意识，要从法律保障、政策支持、规划引导、标准制定等方面为濒危语言保护总结经验、建议等（戴庆厦2014；黄行2014；王锋2014）。

随着方言文化的内涵日趋明确，代表性成果《中国方言民俗图典》（侯精一，李守业，曹志耘2014）出版。丛书共计10册书稿，每册为1个方言点，各收录语词条目260～340条不等，详见王洪君（2019）所作书评。

3.2015年至今：语保工程引领热点，方言文化保护研究日臻成熟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要求，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启动。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产出一批以工程建设理念、经验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语言文字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等学术期刊开设专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语言文字报》等报纸多次刊发相关文章，带动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现阶段（2015年至今）的研究重点分为以下3个方面。

（1）理念和方法研究。在工程启动之初，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阐述语保工程的立项背景、依据、意义、定位、任务和实施策略等方面（参看田立新2015；曹志耘2015b；王莉宁2015），随着工程建设的推进，研究重点转为提炼理念上，周庆生（2016）在语保工程和相关语保项目的基础上，对语言保护的内涵、类别、主体和对象进行重新分析，总结了政府、社会群体和专家在面对不同语言状况或环境时采取的语言保护措施；曹志耘（2017）归纳了语保工程的七大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语分用”的理念；邢向东（2017）结合语保工程的调查实践，对方言文化调查研究提出了“工程观”“系统观”“文化观”“求真观”和“精品观”五大理念；袁丹、詹芳琼（2017）介绍了国外8个濒危语言保护项目，在总结其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为语保工程实施提出了建议；刘丹青（2019）面向当前中国方言衰退衰亡的实际情况，提出应采取差异化的语文政策来支持语言资源保护。在工程一期建设收官之际；田立新、易军（2019）总结了“政府主导”“专家实施”“社会参与”以及“国际社会理解认同”四大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工程深化发展的方向和二期建设的目标。

（2）理论和经验的对外传播。2018年9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通过了成果性文件《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以下简称《岳麓宣言》）。随后，学术界以“中国语保和世界语保”为主题开展了系列研究，研究重点聚焦为中国语保理念、经验和技术的对外传播。李宇明（2019）论述了语言资源的三大内涵及其功能域，提出要以“语言知识观”建设语言资源；曹志耘（2019）指出，中国语保实现了从“民保推官保”到“官保带民保”再到“官民同保”的战略推进，“官民同保”是最重要的理念和经验；王莉宁（2019）阐述了以《岳麓宣言》为代表的语保工程成果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中国其他同类文化工程的建设及其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提供借鉴和参考。

（3）开发应用研究。当前，学术界对方言文化保护的思考逐渐聚焦到“开发应用”方面。《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2期刊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栏共计4篇文章，提出了“跨越鸿沟”的理念，并从影视典藏、新媒体应用、方言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等角度对其加以论述。此外，丁石庆（2019）认为，民族语言的开发应用既要聚焦于大数据研发及服务、智能化软件以及文创产品研发应用，也要根据语言保持类型的不同特点，实施深度规范性、保护性和典藏性的开发应用。曹志耘（2021）以浙江方言文化为例，提出了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具体方法和任务，包括方言研究应用的基础建设、对濒危方言和地方口头文化的抢救保护、方言文化产品的开发应用等。

（三）研究展望

1.持续推进方言文化保护研究

中国的语言资源虽然丰富，但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和方言比较多，这意味着中国方言文化保护任务艰巨而紧迫，绝非仅凭一项工程或仅依靠专家学者就能完成的，需要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持续推动方言文化调查保护研究。在方言文化保护的内涵基本明确的前提下，应进一步研究完善方言词汇分类和民俗学分类相结合的词表，穷尽式搜集方言文化词语，把握好词语描写和文化阐释的关系，加强民俗文化内涵阐释的深度和广度（王祥，孙剑艺2021）。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等成果，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范本。

2.深化方言文化保护的规划和规范研究

方言文化保护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在制定语言规划时，需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方言文化保护问题制定更为精准的调查、整理、编写和开发应用的规范标准，有针对性地开展并拓展方言文化保护的专题研究，实现本地“自选动作”与国家“规定动作”互补，相得益彰。在具体措施方面，要重视对各民族语言与方言文化的保护、重视对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保护，以更好发挥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区域交际功能、地域族群文化传承功能（沈骑2020）；在城市语言规划中，需对当地方言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加以规划，还需注重传承和培育具有浓郁地方风味的语言艺术等（李宇明2021）。

3.开展交叉学科研究，推动方言文化开发应用

如前文所述，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最有效的途径是对其进行开发应用。李宇明（2020）指出，语言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语言产业将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方支柱。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需推动语言学与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让方言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语言产业、语言服务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方面，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已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三、开发应用方言文化的路径

在语保工程的引领和带动下，政府、学者、公众形成了一个目标一致、各尽其能、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有机体，从不同层面发挥优势，有效地推动了方言文化开发应用。在考察方言文化保护的成效时，除了对学术研究现状加以总结梳理外，还应关注方言文化的应用情况，以此观察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

1.创建方言文化博物馆

曹志耘（2010）率先提出建设汉语方言博物馆的初步设想，认为汉语方言博物馆包括方言和方言文化展示、方言语料保存和收集、方言研究三大板块，并提出了方言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在近十年内，上海、安徽、湖南、广西、海南等地的各级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委员们也多次提出与建设语言资源博物馆相关的提案或建议，博物馆现已被公认为是保存、保护、展示、共享方言文化的最佳载体之一。从具体实践来看，高校成为建设方言文化博物馆的先行者，中国第一家实体语言博物馆——广西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于2016年4月建成并开馆，随后，广西民族大学语言博物馆、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博物馆、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陆续建成并开馆。除了高校以外，各地文化宣传部门也纷纷创建了方言文化博物馆，例如，岭南方言文化博物馆2021年9月正式在佛山开馆，太原市文化馆于2021年7月正式开放太原方言博物馆展厅等。在网络版虚拟馆的建设方面，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于2017年12月建成，是国内首个面向语言文化而研发的开放式数字博物馆。

方言文化博物馆照片

在国家语委的支持下，“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2017～2019年连续3年成功举办，通过展览展示、创意活动、论坛交流、产品推介、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主要成就，打造了以“甲骨文”表情包、“江永女书”系列文创为代表的方言文化产品，开辟了方言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新途径。

2.创作方言文化艺术作品

创作方言文化艺术指创作、学习、传承、传播与方言文化相关的文学、戏曲、歌曲、话剧、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等，这是当前最常见、群众基础最好、影响力最大的应用类型。以方言影视为例，《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中国医生》等主旋律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23亿元。自媒体、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极大助推了方言文艺娱乐产品的孵化和传播，吸引了年轻人积极关注并热情参与其中，成为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主力军。在新浪微博，与方言有关的热门话题“一个字代表你的家乡方言”“宿舍里最难懂的方言”“用方言唱歌有多挠人”“方言battle”的阅读量全部破亿。实践证明，方言文化艺术是最能激发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方言文化保护意识的一种方式，是语保社会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能转换为具有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的重要资源，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方言文化艺术作品

3.组织方言文化校园活动

方言文化校园活动有两种方式。第一，开设方言文化校本课程，以中国东南地区的幼儿园和中小学为主。早在2007年，文化部批复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闽南方言进课堂”的要求和形式（李佳2017）；近年来，吉林省吉林市，上海，江苏苏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岭、海盐、金华，江西玉山，山东烟台、东营，湖南长沙、耒阳，广东潮州，海南三亚，四川绵阳，以及云南昆明等地，将方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结合，举办了童谣说唱、方言讲故事、戏曲欣赏、方言文化读本选修等活动。第二，开展高校方言文化校园活动，主要形式为组建方言文化社团或社团联盟，举办方言文化宣传活动或比赛，设计方言文创产品，开设方言文化课程和社会实践等（杨慧君2017）。

4.研发方言科技产品

中国多个语言智能企业积极投入到方言科技产品的研发之中，最受关注的是濒危方言和使用人口多、通行区域广的方言。2017年，科大讯飞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发起“方言保护计划”，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多种方言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及翻译，并利用这一技术实现对濒危语言的永久留存，现已有742837人次贡献了1549534条方言语音；同时，科大讯飞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地研究濒危语言的语音结构、语言结构，尝试对部分濒危语言进行语音复制（祖漪清2018）。目前，在语音合成技术的支持下，湖北、上海、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以及港澳台地区多地公共交通提供当地主要方言的报站服务，高德地图推出6种地方话语音包，百度地图“乡音”语音库采用“众包”方式搜集了包含全国上百点的地方话和地方普通话的语音包，可供在语音导航时选择使用。目前，讯飞输入法、搜狗输入法、百度输入法分别支持26种、10种、7种地方话的语音输入。此外，方言科技产品研发还能为国家重大需求提供语言应急服务（李宇明，赵世举，赫琳2020）。

方言科技产品

（一）方言文化保护是“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深化发展

“主体多样”是中国语言政策的总体特点，其源于中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等的相关规定。周庆生（2013）指出，中国多样性语言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使用和发展→使用→使用和发展→抢救和保护→科学保护”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两办意见指出要“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说明了方言文化保护现已突破学术研究的范围，成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领域。本文的研究证明，方言文化保护研究是学术界对中国多样性语言政策开展的理论探索研究，是基于中国丰富性与濒危性并存的方言文化国情以及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需求提出的新兴领域，自2015年开始，它逐渐成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热点，有待进一步加强理论构建，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在政府、学者、公众相互推动、相互支持下，方言文化保护研究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为处理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构建和谐有序语言生活、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主体多样”语言政策指导语言文字工作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二）方言文化保护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

方言文化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精粹。近日，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提出要“繁荣发展乡村语言文化”，包括“挖掘整理乡规民约、地方戏曲、俗语民谣等乡村优秀语言文化资源，创造性开发文学、书画、歌舞、戏剧等文艺作品，通过诵、写、演、唱等形式创新演绎”，上述语言文化资源也正是方言文化保护的核心内容。当前，以语保工程为代表的国家语言文化项目在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本体结构的同时，也要调查当地的口头文化，内容包括歌谣、故事、口彩、禁忌语、隐语、顺口溜、谚语、歇后语、谜语、曲艺、戏剧、吟诵、祭祀词等；此外，对68个濒危汉语方言点、90个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点开展调查保护，这些濒危语言往往分布在地理位置偏远、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地区，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可见，以方言文化保护为目标开展的系列资源建设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持。

（三）方言文化保护与国家关键语言战略制定实施密切相关

国家关键语言指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相关的语言，不仅包括外语，还包括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张天伟2015）。方言文化保护的对象也包括跨境语言、拥有自己文字或书写系统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语保工程已在中国境内开展了超过120种少数民族语言共计410个语言调查点的调查保护，实现所有有书写系统的民族语言全覆盖；其中包括240多个跨境语言调查点，涉及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朝鲜、蒙古和韩国等17个与中国陆地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这为进一步明确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种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方言文化保护可为世界语保提供经验和借鉴

语言濒危也是全球大部分语言面临的共同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发布了“国际土著语言十年2022～2032全球行动计划”，提出要“保护”（protect）、“振兴”（revitalize）和“促进”（promote）全世界范围内的土著语言。方言文化保护作为中国语保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进一步提炼其中富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理念和经验，为世界语保提供借鉴。例如，中国学术界将“方言文化”与“语言”“方言”或“语言和文化”等概念术语进行区分，并对其内涵、研究方法、技术规范和开发应用等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将方言的文化价值视为与交际功能同等重要的因素，从而为濒危方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提供理论支撑；突破狭隘的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桎梏，将方言文化保护传承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等，这些都可向国际语保提供借鉴，从而为保护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提供中国经验，以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语保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