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作为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扬南梁革命根据地时期“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从而使陇东根据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形成发源地之一，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扬民主，赢得人民拥护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南京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从此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9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首府延安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陇东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渡地区，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安全的重要职责，战略地位极其特殊重要，其政权建设一直受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1937年9月至11月，陇东根据地的环县、曲子（今环县曲子镇）、华池、固北（今宁夏彭阳县东境、原州区东北隅，甘肃环县西南部和镇原县西北角一带）等县按照“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原则，进行了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先后完成乡、区、县的选举，成立了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使党领导的陕甘边苏区各县顺利完成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首流传于二十世纪40年代的陇东民谣，生动再现了当时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的场景。为了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陇东地区的党组织通过群众团体宣传、街市巷口宣传、个别谈话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细致周到的宣传动员工作。对因各种原因不能到会的选民，则采取派工作人员背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送票收票的方法，千方百计保障公民的权利，群众对这种民主选举方式特别满意，充分认识到选举是关乎自身利益的大事，“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有效地唤起了参与民主选举的政治热情。

　　1940年3月，党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陕甘宁边区首先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进行试点，陇东分区六个县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经过认真试点，1941年的民主普选活动开始全面推行“三三制”原则，得到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中指出，“陇东分区做得比较认真”。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主作风深得民心，同时因为陇东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怀有深厚感情，这就造成普选中人们极愿投票给共产党员，出现了在新产生的县、乡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1/3的现象。对此，《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行三三制！”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规定各县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

　　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陇东分区各县及时召开县参议会，对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进行改选，同时要求在酝酿确定县、乡两级政府委员和参议员时，各级党组织应该主动限制自己的候选人，积极替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候选人，帮助他们参加竞选。陇东根据地共产党员的这种主动谦让、真诚合作的精神，使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极大地促进了民主政治在陇东地区的贯彻实施，有力维护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正县（今正宁县）在1941年第一次乡选时，群众普遍不愿参加选举，对于提出的候选人，认为只要不提到自己，提谁都成。但到了1942年，群众的思想就有了明显进步，能积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党支部提出的候选人竞选。一些人过去把担任公职视为麻烦，通过民主选举实践，增强了为群众办事的荣誉感，工作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

　　“三三制”的成功实践，消除了其他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各阶级对抗日民主政权的犹豫和怀疑，给各党派和各阶层民众提供了参与政府工作的机会，使陇东根据地政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团结抗日和建设边区的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陇东根据地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最为连贯和完善、最具有示范作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初具规模，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造福群众，彰显人民至上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赢得了陇东人民的衷心拥护，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937年4月，庆阳县（今庆城县）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振奋人心的“反冯灭霸”斗争。庆阳县“八大家”首户大地主冯翊清作恶多端、欺压百姓，曾利用担任赈务会主席之便，私自侵吞赈灾款项，致使饿死了不少人，在当地民愤极大。群众曾先后两次控告他，但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纵容包庇，最终都不了了之。

　　冯氏家族的种种暴行，激起陇东地区党和军队的同仇敌忾。红军中央教导师和中共庆阳工委发动群众在报纸上揭发冯翊清贪污腐败的罪行，并在抓捕冯翊清父子后，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甘肃省政府和西峰专员公署发去通电，使其罪行家喻户晓。随后，庆阳县城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许多受苦受压迫的群众上台控诉冯翊清父子的罪行，经红军中央教导师与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会审，判处冯翊清等三名豪绅有期徒刑10到15年，其贪污的款项也如数归还人民。

　　“反冯灭霸”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伸张了革命正义。一个长期鱼肉乡里、犯下累累罪行的恶霸地主，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能够岿然不动、安然如山，但当中国共产党一到，他们就不得不低下头来向人民认罪。如此鲜明的对比，大大激发了陇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党在陇东的群众基础由此更加坚实。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陇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动各级党的干部逐渐形成了深入基层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1936年，习仲勋在担任环县县委书记期间，坚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使新苏区的老百姓渐渐认识了共产党，都说“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他们主动给县委提供情报、站岗放哨，使革命政权得到有效巩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担任关中分委书记期间，习仲勋多次与正宁民团王大牙、彬县民团李仰之、宁县民团庞铭胜等民团头目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和瓦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在陇东期间，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被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土书记”。在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中，马文瑞非常注重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不但为得到土地的农民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而且对返乡的地主和富农分给一定的土地和房屋，从而很好地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结合了起来。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陇东分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使广大干部强化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持续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极大地激发了陇东人民的抗日热情。

　　陇东分区专员、陕甘宁边区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重大疑难案件，通过审理华池县“封芝琴婚姻案”等典型案件，逐渐形成独特的审判方法，党中央、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诉讼手续简便易行、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经《解放日报》宣传后，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得到广泛推行，为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树立了一面旗帜，对新中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陇东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第385旅770团在华池县大凤川开荒场景。

　　三八五旅驻防陇东的八年时间里，部队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视驻地为家乡，把群众当亲人，经常给群众挑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免费为驻地群众看病送药，千方百计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旅长王维舟亲自组织官兵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在庆阳县办起利民工厂、民办合作社等助民企业，使当地群众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得到群众的高度称赞。

　　八路军在陇东纺线织布。（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分别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既是对陇东党政军各级干部的最大鞭策和鼓励，也是对陇东根据地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充分肯定。

　　同心同德，汇聚人民力量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陇东根据地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使广大群众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积极响应党中央全民族抗战的号召，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个方面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地支援抗战，筑成了一道保卫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的钢铁长城。

　　1939年，陇东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陇东工作应在不破坏整个统一战线的总原则下，扩大独立自主的工作精神”和“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的指示，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分裂、军事进攻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摩擦斗争，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以武装进攻蚕食根据地、进而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图谋。1940年，反摩擦斗争胜利后，陇东分区宣告成立，管辖华池、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合水等六县，加上关中分区新宁（今属宁县）、新正等两县，陕甘宁边区在陇东的辖区扩大到八个县，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进步取消顽固”的结果，使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区划得到巩固和统一，保证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安全。

　　全民族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陇东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广大军民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捐款捐物，供给支持陕甘宁边区，为抗日前线提供大批物资，使陇东成为特定时期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1943年，陇东分区新开垦荒地22.6万亩，比原耕地面积扩大了十分之一，增产细粮750万公斤，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陇东粮仓”，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赞扬。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陇东根据地逐渐形成水乳交融、血肉相连、亲如一家的新型党政军民关系，陇东人民怀着对党和军队的深情厚谊，不仅倾其所有养育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干部，收容救治伤病员和革命子女，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1943年至1945年，陇东分区先后四次开展大规模的拥军活动，社会各界群众自发为八路军捐款捐物、送柴送粮，华池县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的“双拥模范县”。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庆阳后，在午亭子战斗期间，逼迫宁县群众张老汉、退伍军人杨占山带路，遭到拒绝后将他们残忍杀害。镇原县屯子镇战斗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数百名伤员，许多群众把自家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抬出来盛殓烈士遗体，共掩埋烈士遗体400多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解放战争时期，陇东解放区既是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的重要战场，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战略物资重要保障基地。陇东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积极拥军支前，踊跃参军参战，先后有一万多名青年参军入伍。合水县民办合作社主任彭贵次子、肖嘴区委副书记彭振刚被敌人杀害后，彭贵送最小的儿子彭振怀入伍，并在大会上高声说：“我有五个儿子，振刚牺牲振怀补，再留两个作预备！”

　　1949年7月，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发起陇东追击战役，以破竹之势解放陇东全境，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在陇东地区的黑暗统治，使这块红色热土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翻身解放的陇东人民，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供应军粮草料和军衣军鞋，动用所有的劳力畜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担架队、运输队，跟随第一野战军转战千里，支援西北解放。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传奇篇章，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政军民关系，创造了革命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的宝贵经验，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伟大贡献。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要从陇东根据地的光辉实践中深刻汲取忠诚和担当的力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真心聆听人民心声，用实干履行庄严承诺，争做善抓落实的促进派、敢于担当的实干家，以扎扎实实的工作赢得人民信任，不断把党和人民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