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汉代劳动妇女采桑，贵族妇 女也采桑。劳动 妇女采桑是维持生计，贵族妇女采桑则主要是清遣。不能因罗敷采桑就断定她一定是劳动妇女。

持罗敷是贵族女性这个观点的人不少，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秦家有楼；二是罗敷的装饰打扮与当时的贵家女子相同；三是如果罗敷是农家妇女，终日劳动，必然会皮肤黝黑、面露菜色，不太可能美得让路人如痴如醉；四是大家被罗敷美貌吸引，但也只敢远观，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动手动脚；五是那个使君看到罗敷的美貌后，也只敢先派小吏前往询问，而不敢有过份举动。

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和压迫极重，阶级对立日益尖锐，下层劳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种环境下，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挣扎是很自然的事。而《汉乐府》所收集的民歌从民间而来，所反映的思想感情当然也是当时劳动人民的想法和念头，这就使乐府诗集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反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抗议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讽刺统治者卖官的政治丑剧和权门豪家的荒淫生活。

体现在《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的反抗代表着劳动者对统治者的反抗。从文中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也可看出，作者是把秦罗敷当作自己人看待的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一个“我”字显示出作者亲切的口吻和对秦罗敷这个主人公的喜爱。

那些被罗敷吸引的人们不敢动手，并不见得罗敷就是贵族的小姐。东汉时期，男女礼教已相当完备，男女授受不亲已形成一种国家道德观念，有几个男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在大庭广众之下犯忌呢？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秦罗敷的美是一种慑人心魄、净化心灵的美，这种美恐怕是深受礼教管制、深锁闺房的大家闺秀所难具备的。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与秦罗敷缘于受压迫而反抗是相一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不只是写实、写史，不是对生活原形的照搬照录。现实主义同样也可以对生活原型进行加工整理，进行典型化、概括化的艺术加工。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采桑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用“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来描述当时的劳动妇女采桑的情景。从先秦时期直到魏晋，用来装桑叶的工具叫“懿筐”，这种筐子很深，口子很小，可以保证劳动的效率。

但是罗敷采桑并没有用普通人使用的懿筐，用的是”笼“。诗中说得很清楚：”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笼”是用竹篾编成的盛物器，就容积来说，远远比不上筐。罗敷采桑所用的“笼”不仅上面系着青丝绳，而且提柄是用桂枝制成的，并不符合东汉农家少女采桑养蚕、糊口养家的生活实际。也就是说，她所从事的采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已经脱离了实用价值。

罗敷的言行举止也有很多疑点。如果说她在面对“使君”的调戏时，态度十分坚决还能够被人理解的话，那她说话的方式就有点超出了她的身份。虽然这位“使君”不是大官，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是不一定能辨别，二是民畏官是古代的传统，尤其是对一个少年女郎来说。罗敷的正常表现可以是害怕得不敢出声，也可以是严辞拒绝，甚至拨腿就跑，这都是符合她身份的。

但是罗敷没有这么做。她做出的举动是直斥“使君一何愚”。试想，一般的农家女子在面对“五马”使君时怎么会有如此坚定的气势，说出如此决绝的反抗性语言？要知道，汉代普通农家少女并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见过多少世面，就算是最为刚烈的性格，也不太敢当面斥责朝廷官员。

罗敷最大的疑点还不是她的性格，而是她不仅对官职晋升以及官员的佩戴、仪表、风度等了如指掌，而且谙熟官场上“官官相压”的内幕，这就有点玄了。是谁给了她底气？是谁告诉了她朝廷官员的职务大小和品秩高低？她说话如此有“底气”，莫非她真的有一个“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的丈夫？

从罗敷的居所和衣饰、采桑所用的工具以及斗争的方式上分析，罗敷绝对不是普通的农家女子。但如果就此说她就是一位贵妇，那也未免有些武断。要判断她的身份，我们要搞清她为什么要“采桑城南隅”？她的采桑如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她的采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由于对自然现象不能合理解释，所以早期的人类社会对自然怀着一直都怀有恐惧崇拜之情，产生了很多崇拜。至少从夏、商时期开始，人们认识到桑树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子采了又可再生的现象，使人们将桑树的繁殖与人的生殖联系起来，对桑树产生了不死、再生的原始生殖崇拜，桑树因此被认为是神树、生育之树、祈子之树，并进行祭拜，产生了“桑林崇拜”。

甲骨文上，有很多祭拜桑林的记载。“桑山之林，能为云雨，故祷之”、“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所奉也”。桑林被视为繁殖旺盛的象征，是原始初民生殖崇拜的神灵。

我们知道，采桑养蚕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劳动，在古代也是女子的专职，女性和桑蚕之事有着天然联系。周朝的桑林，既是采桑的劳动场所，又是举行社祭活动的神圣之地，还是世俗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进行桑林之会的礼俗之所。《诗经》中就有“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之类的描述。

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体意识，需要对这些古老的传统加以约束和修正，对纷繁复杂的宗教信仰进行规范和改革，使“桑”这一意向脱去“奢淫”、“踰礼制”等不符合儒家男女之防的成份，让它回归女性协助男性操持家庭的本来面目。正因为如此，“汉皇后蚕于东郊“，汉朝的皇后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的躬亲劳动，以期引起人们对农、桑活动的重视，使得采桑还原到一种女性从事的普通劳动，不再让其带有其他违背礼制的外延含义，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皇后躬亲蚕桑的行为，必定会影响到上层阶级的女性。那些上层集团的公卿列侯夫人也会做出“躬亲蚕桑”的姿态，这就促成了汉代社会中富家女子衣着华丽、提“笼”采桑的活动。她们的采桑行为明显背离了实际采桑注重实用价值的目的。罗敷的这种象征性的行为必定是受到了皇后亲蚕的影响。

但是，从”使君“调戏罗敷的场面来看，罗敷又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贵族女性。她一来身边没有侍从，二来也没有交待秦家的身份地位，这与重视门阀世家的东汉社会风气十分不符。要知道，东汉人最喜欢的就是拿自家的名头和地位去唬人，比如袁绍走到哪里都不忘记介绍自己是”四世三公“之家的公子。所以按正常情况，如果罗敷是世家之女，贵族之妻，她绝对会报出父家或者夫家的字号，这才是合理的。

因为桑树于古人为生殖神的象征，桑林又是男女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因此桑林也成为古代帝王为求生殖繁盛而举行的”高禖祭祀“之地。而罗敷，就是一位负责祭祀的巫者，她的学名叫”尸女“。

古代”高禖祭祀“的目的在于繁衍人口， 所以其祭仪中的核心内容是男女谈情说爱，甚至鼓励男女青年在桑林交合。这种举动在追求劳动力数量的先秦时期是官方认可的。《周礼》上就有这种记载：”仲春之月， 令会男女，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 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高禖祭祀“的仪式是：女巫将社人宰杀的猪、煮熟的米饭、酒堆叠于公廨事先悬挂的鹿与猪头前面，之后女巫进入恍惚状态，做大痛苦状敲打自身，并在这一过程向神灵进行祷告，最后偃卧四体， 展布手足，似死人状。在被酒喷醒后，女巫以舞送神。

这些”尸女“身上带着媚神的使命，所以她们平常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往往将自己打扮得非常性感漂亮。七十年代四川新都县出土的汉砖上所画的尸女，头上琯着高髻，挂在树上的衣服是罗衣，丢在一旁的是桑笼，与《陌上桑》中描绘的罗敷的装束极为相似。因此，罗敷的盛装打扮是为了媚神， 是为了更好完成祭祀使命。

罗敷居高楼，说明她家境富裕。汉代巫者已成职业化、商业化趋势，而且往往是世代相传，因此” 尸女“罗敷是完全有可能因为祖辈或者父辈及自身从巫而致富的。这一点，桓宽的《盐铁论》也可以证明：”为民巫祝 ，以取厘谢， 坚颌健舌，或以成业致富“。因此，东汉政府将巫、卜、祝之活动视为营利行为，与工匠商人一样要依法纳税。

罗敷到底有没有丈夫?这一点争论很大，一直没有定论。假设罗敷有丈夫的话，做为一名东汉女巫，她与官员结婚可谓是门当户对。汉代巫女的出嫁是不受限制的， 甚至也可以嫁给高官。经历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的宰相黄霸，娶的就是一名女巫。《汉书 -循吏传》记载:：”始 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载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连宰相都娶巫女，罗敷嫁个六百石的官，是极有可能的。

《陌上桑》虽是东汉作品，但根据其题材、情调来看，她有悠远的母题渊源。《诗经》中吟咏“桑间濮上”的诗歌，就是它的最早形态。

《陌上桑》可以说是桑林文学在汉代的延续和变奏，它带有明显的虚构性，是一出诙谐的浪漫喜剧，其中又加入了一定的道德因素，但这道德因素又不过分，因而罗敷才一直受人喜爱。”秦罗敷“甚至在汉代以后被作为美女的通称。这都充分表明了秦罗敷是民众情感的凝聚。

我们细品“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是不是感到非常亲切？《陌上桑》在叙述中，把叙述者和罗敷放在一起，流露出对罗敷的由衷喜爱。作者似乎在说：我们的奇女子秦罗敷多么招人喜爱，她的品貌举世无双，多么值得歌唱，清大家来听听她的故事吧。

罗敷是一位虚构出来的东汉女性，我们不可能像法院宣判那样去确定她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这就给了读者很多的想象空间。把她当成封建社会的贵妇人，她的采桑活动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劳动固然可以；根据这首诗歌叙述的语气和口吻，把罗敷看作民间采桑女，也非常切合诗的韵致和精神。但如果真正的考证，还是”巫女“更加贴近东汉时期那群妆容精致、衣着华丽、提“笼”采桑的少女们，您说是不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