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为什么要写《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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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为什么要写《白鹿原》

2024-07-13 02:23|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我顿然意识到自己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作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多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里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这个村庄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已经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他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对陈姓村庄的渊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至于我们家族这一门更是如数家珍,我年轻时常不在意他说那些陈年旧事和老祖宗的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父亲已经谢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原上那些稠如爪蔓叶子的村庄,更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因由出于一点,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曾是我家乡所隶属的县,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县志上分类着历史沿革,县域划界的伸缩变化;(咸宁和长安多所变更名称,唯独蓝田自设县以后一直延用到现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岭沟壑谷地,不仅有文字叙述,而且有图示;历任的县官名称简历和重要政绩,典型的三两位在调任离开时,沿路百姓蜂拥送行,跪拜拦轿者呼声震野;记载着蓝田地域自古以来的名人,最响亮的是宋朝的“吕氏四兄弟”,先后都考中状元,都有文集著作,其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被杨猷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点名批评,形成一次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辩论大批判运动。其时我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在一所二人为教的初级小学任教,按上级指示,全乡(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开过专题批判会。我久久地注视着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一种愧疚使我无言,我在对“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几乎无知的情况下也作过“表态”发言,现在近距离面对这位尊贵的哲学家乡党的时候,领受到真正的学问家对浅薄的讽刺,也领会到人类从哲学角落认识世界的漫长和艰难。这些县志还记载着本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的人数,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尤其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时,我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两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间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是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踪影,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间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爷辈的老汉,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朋友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许是耽于种种顾虑,谈得很浅,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就是西门的。东西两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的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原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秉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环境里,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竟有两年多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专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有趣的是,原有的构思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义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融注到各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袒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巅峰,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成记的封建王朝的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企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袒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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