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丹

历史会在某些时刻突然走到关键节点，它的发生或许是一场偶然，但从此改变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比如五四运动期间，一个平凡的夜晚。

1919年6月11日晚上，41岁的陈独秀出门了，衣兜里塞满自己撰写并出资印刷的《北京市民宣言》，他要像一个月前的北京学生那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这不是头一次。前一天，他刚和胡适、高一涵等一众北大教授组成“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格最高的传单散发队”，惊心动魄地体验了一把“书生闹革命”。

全程顺利，陈独秀受到了鼓舞，但是第二天，他不再幸运。当他一人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面的露天影院散发传单时，潜伏的京师警察厅密探出现，逮捕了他。

等待他的是98天的牢狱监禁。陈独秀因此第一次亲身实践了自己对青年的教导——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在“文明的发源地”过上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据胡适说，在狱中，陈独秀深受《圣经》感动，精神由此转变。“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

剑指奴隶道德

陈独秀被捕后，他的友人和论敌纷纷声援、费心营救。李辛白在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首短诗《怀陈独秀》，道出其时知识分子的心境：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痛苦的不惟陈独秀。

或可说，革命者的痛苦是相似的，但战斗的姿态各不相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先后并肩作战的胡适和李大钊，一个温和谨慎、一个厚道理智，与他们相比，陈独秀始终是开阔而狂飙的。

1897年，陈独秀考举人失败，但他甚至不觉遗憾，反而视为自我解脱和改变人生的契机，自谓一跃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转身时没有一分犹豫。

创办《新青年》初期，陈独秀既做记者，又做主笔，还做主编，一人撑起一份刊物，不仅昂扬挺过“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语）的寂寞时期，还以铿锵有力、激情澎湃的笔力留下“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等战斗力十足的语句。

陈独秀与《新青年》

对于陈独秀的脾性，鲁迅曾作过一番生动形容：“假如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那门是开着的，里面几把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作为革命者的陈独秀从不惮于亮出自己的刀剑武器。但他向来剑有所指。

对于陈独秀这一代人来说，自打他们有记忆起，便身处国家衰败、内忧外患的局面中。纵使政治革命颠覆了颓唐不堪的王朝，代之以形式共和的民国，但向好的希望却极少降临，国家从没能于深陷的困局中解脱出来。

“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陈独秀的疑问何尝不是时人心头大惑。

1901年，为寻找“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原因，陈独秀东去日本。此后几年，他数次往返于中日之间，终于自觉找到了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力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

以上都是问题表层，因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既如此，中国衰弱的真正根源，便在于“国民性质”出了问题。

当然，对国民性作出反思的，并非陈独秀一人。梁启超、胡适，各有“新民”和“八大批判”的论述。但与陈独秀的认识最接近的，还是鲁迅，他那“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的断语和对国人“奴性”的反思，深刻而凌厉，直入骨髓。

陈独秀的判断与鲁迅类似，他借尼采的奴隶道德之说，认为“国民性质”的问题在于国人不“以自我为中心”，即总是作为他人或团体的附属物而存在，没有自我。

有此结论后，他很自然的将养成国人奴隶道德的根源归结于传统文化。“老尚雌退，儒尚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为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境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在写于1915年的《抵抗力》中，奴隶道德的锅，儒释道，都得来背。

如果说，此时陈独秀对国人奴隶道德根源开炮的焦点尚且模糊，那么之后，他的靶子愈来愈聚焦，矛头直指儒家礼教纲常。

如作于其后一年的《一九一六》，痛陈三纲之害。君为臣纲，让人民成为君主的附属品；父为子纲，让子女成为父亲的附属品；夫为妻纲，让妻子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在三纲的规训下，全中国，竟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

既然症结已找到，接下来，便要对症下药了。

独立之国民，富强之国家

陈独秀的时代，“药方只贩古时丹”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改变，此刻，他建起了新的坐标系：西方。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批判，多在“西洋文明vs东洋文明”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境下展开。如西方尚战争，东方尚安息；西方尚法治，东方尚感情；西方尚实利，东方尚虚文。

这也是五四启蒙者惯常采用的思维/论述方式。它的逻辑是，既然如今东方是落后的，那么东方的特质便是有害的，与之相对的西方当然是好的，是东方该向之看齐的。如此，破立齐头并进。

既然，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国人皆奴隶道德，那么他也认为，使西方兴盛的根源乃是具备“主人道德”的个人主义。所以他便倡导伦理革命来实现个人主义，而站在个人对立面的，并非其他别的，而是提供伦理锁链的家族制度。

在那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名文中，陈独秀酣畅淋漓地批判了中国的“家族本位”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个人意志的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使人养成依赖性。

反观西方民族，张扬“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举凡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的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与个性发展。

在批判中国家族制度使人“私利于外，依赖于内”、赞扬西方个人主义养成独立人格与能力这一点上，胡适与陈独秀可谓同声相应。

他们的火力，共同汇聚到新文化运动的密集炮火之中，枪口所指的家族制度及与之配套的礼教纲常，俨然世间万恶之源。

但有意思的是，五四中激烈批判旧式家族礼教的人，不见得都将理论贯彻于现实。

如胡适，便温和地维系着旧家庭，而真性率直的陈独秀，战斗的姿态贯穿言行，不仅决绝地说出“我是没有父亲的人”，还带着自己的小姨子私奔。他与胡适后来意见不合、分道扬镳，固然是主张不同所致，其主张行事也不能不说受各自的情感性格所决定。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毁孔子庙罢其祀”不遗余力，但如他一再申明的，打倒家族礼教并非目的，张扬西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融入现代性才是。

但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

西来的思想种子入了中国的环境土壤，结出了味道不同的果实，尤其那环境还赤裸裸地写着“内忧外患”。

只要国家还未独立富强，救亡图存便必然是最迫切的任务，启蒙也或隐或现地指向了此目的。

陈独秀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

无论投身于何种理念，陈独秀及时人最核心的问题意识还在于此：寻求国家富强。

只不过，不同的人药方不同，陈独秀所开出的是：只有自由独立的人民，才能有自由独立的国家。

所以，新文化运动后期，批判由儒家伦理所规范的小家庭关系逐渐发生转向，理论引导着国人在脱了家庭这“小家”之后，“自然”地入了国家那“大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始终把个人解放与国家振兴紧密相联。虽然，陈独秀庞杂的思想中也有“团体当服务于个体，否则团体无存在必要”这种纯粹个体本位的表达，但启蒙服务于救亡，作为一股巨大的潜流支配了历史的前进方向。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决定了日后陈独秀向更具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为马克思主义折服

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伊始，陈独秀就表达，近代文明最为他所留意者为三样：“一曰人权说，一曰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

为保人权，他请进了“德先生”，为促进化，他请进了“赛先生”，惟社会主义，陈独秀在彼时还未将其作为自己将为之奋斗的目标。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彼时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混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布夫财产共有制主张、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被装在社会主义的大筐里。

但他不排斥社会主义，一如他亲近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它们都有相通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公正。

但敏锐如陈独秀，还是感受到社会主义所带有的“宗教气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时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

同时，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亦有不失精准的认识。如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将“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去此不平等与压制”。并且，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即应当在民主资本主义实现之后，在中国尤其如此。

因此，陈独秀对民主、共和的坚持为时甚久，哪怕到十月革命一年后，他对俄国苏维埃的道路，也没有真正纳入考虑。

在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一直寄望于改造国民性。

但持续的战斗，也让人无望。在1919年《新青年》的新年号上，陈独秀流露出有些心灰意冷的情绪：

“本志经过三年……所说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本志同人，实在惭愧得很，对于我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的悲观。”

在那之前不久，他和李大钊等人刚刚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正从胡适式的“文学革命”走向“政治革命”。

《每周评论》

但时过半年，他被捕了。

按胡适的说法，陈独秀被捕入狱促使他个人思想发生转向，在狱中他获得某种宗教感召，“抱着这种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不过在陈独秀出狱初期，他还信服无政府主义，他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但都在短时间内无疾而终。

当他再一次带着《新青年》回到上海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一派和主张谈实际问题与实用主义的胡适一派彻底分道扬镳。

现在来看，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有几个契机，一是狱中的精神反省，二是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终于让他认识到道德学说的有限，三是国家现实的挫败和他个人富于战斗性的气质。最终，他被同样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所折服。

不论如何，1920年开始，陈独秀终于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毅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从新文化运动的圈子中走出来，走入工农群众中，致力于建立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天下与大同理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获得了洗礼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