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年诗，如寻不出今典，只能由字面理解，如寻出今典，则全诗豁然开朗。陈寅恪晚年和黄萱讲过，诗要有两个以上的意思才好。

我破解了陈寅恪晚年诗的几个关键人物

文丨谢泳

1 岑仲勉

《经史》是陈寅恪的一首名诗，全诗如下：

虚经腐史意何如，

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

说瓜千古笑秦儒。

关于此诗写作时间，有两说。清华版《陈寅恪诗集》系于1949年至1950年之间，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系于1951年至1952年之间。周一良、朱新华断为1950年或本年暑假稍后(胡文辉《陈寅恪诗笺注》下册第5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我自己曾认为本诗当作于1951年后，并以为此诗是对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感慨。当寻到今典以后，可说这个判断完全错了。本诗是写岑仲勉的。时间当以周一良、朱新华判断较合情理。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讲义《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内部交流，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内部交流，1957年由高教出版社公开出版。岑仲勉1949年后的研究中，喜欢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如讲唐代“门第之见与郡望”一节中说：“犹兹今时土改，旨在铲除剥削，地主如能劳动自活，政府并未尝加以摧抑也”(《隋唐史》卷一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54年)，岑仲勉还喜欢现学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隋唐史》讲义附录中即有“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岑仲勉说：“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文后岑仲勉又引了列宁一段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以及其它时论。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开始即讲：“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以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同上第68页)。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中说《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见该书第十册第7173页，辽沈书社，1993年)。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向为人知，他给科学院的答复即为明证，陈寅恪不信辩证法。在同一大学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辩证法的推崇，陈寅恪不会不知。

以往解陈诗文章，对此诗争论颇多，但最后综合余英时、朱新华、胡文辉等人意见，将“虚经”和“腐史”联想《列子》和《史记》典故，认为此诗暗指“马列”，似成定论。此证成立，但它对应的却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指岑仲勉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事实。

“溪刻阴森惨不舒”用《世说新语·豪爽》典故，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溪刻”是苛刻、刻薄之意，恰合陈寅恪读《隋唐史》讲义情景。“鲁论”后世借指《论语》，为读书人的课本，此处是“讲义”之意，代指岑仲勉《隋唐史》。“开卷语”，文辉兄联想“学而时习之”为《论语》第一句，解为当时“学习马列的风气”，意到而史未到，其实就是指《隋唐史》讲义“编纂简言”。岑仲勉励在这个“开卷语”中即不点名批评了陈寅恪。他说“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今之人更推愈为革命巨子，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杀之一例”(《隋唐史》第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隋唐史》第十七节“文字由骈体变为散体”中再次重复同样的话，并在注解中直说：“吾人批判，要需看实行如何，若唯执一两篇文章，便加推许，则直相皮而已”(同上第180页)。此诗“竞作”另有“见说”一本，可想见陈寅恪是读过此书的。

“说瓜”一典 ，文辉兄指出，源自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秦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陈诗之意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简单趋时，最后结局可以想见。

以往我们解陈诗，因受余英时先生影响，思路多偏向抽象政治，但此路如不通向具体人事，则陈诗还是不得确解，往往与诗意不合。解陈诗中，寻得岑仲勉这个关节，陈寅恪的许多“谤诗”就易解了。

2 岑仲勉

1952年春，陈寅恪有一首绝句《咏校园杜鹃花》(《陈寅恪文集·诗集》第87页，三联书店，2000年)：

美人秾艳拥红妆，

岭表春回第一芳。

夸向沉香亭畔客，

南方亦有牡丹王。

文辉兄《陈寅恪诗笺释》只注此诗古典，未涉今典。此诗是写岑仲勉的。

旧诗有以花及美人为喻习惯，此是中国文化常识。陈寅恪当时已双目失明，校园有无花开花落，其实他并不关心。如果此诗就字面理解，毫无意义。

陈寅恪和岑仲勉是中国隋唐史研究的两座高峰，两人关系正常，彼此尊重，因在同一领域，著述中互有引证。1949年后，陈岑又在同一大学同一系，但我们从诸多回忆文章中可察觉两人基本没有来往。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讲义《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内部交流，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内部交流，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岑仲勉1949年后的研究中，喜欢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如讲唐代“门第之见与郡望”一节中说：“犹兹今时土改，旨在铲除剥削，地主如能劳动自活，政府并未尝加以摧抑也”(《隋唐史》卷一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54年)，岑仲勉还喜欢现学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隋唐史》讲义附录中即有“试用辨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岑仲勉说：“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文后岑仲勉又引了列宁一段关于编证法的论述以及其它时论。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开始即讲：“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以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同上第68页)。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向为人知，他给科学院的答复即为明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就直接讲过“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到了1965年，陈寅恪为此文写“附记”时还说：“又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5、257页，三联书店，2000年)。此即后来陈寅恪给科学院答复的源头，他不信辩证法。

在同一大学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辩证法的推崇，陈寅恪不会不知。明了这个背景，再读陈寅恪诗，即会明白其中的寓意。

当时北京已有陈寅恪早年清华同事冯友兰的顺时而变，现在广州陈寅恪早年史语所同事岑仲勉也首先表态，用辩证法来解释隋唐史，此即“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之意。“夸向沉香亭畔客”是化用李白 《清平调》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之意，岑仲勉是唐史专家，此处用“沉香亭畔客”借指唐史研究者，语意精妙。“南方亦有牡丹王”易解，但关键是一“亦”字，我理解是以北方冯友兰对指岑仲勉。

3 陆侃如夫妇

陈寅恪1954年秋天有一首诗，名为《贫女》：

绮罗高价等珠玑，

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

挑灯裁作入时衣。

历来解陈诗者，多未寻出其今典，所以众说纷纭。余英时解为新政权逼陈为文，文辉兄解为暗讽“统购统销”政策(《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8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似皆可商。此诗实写陆侃如、冯沅君夫妇1954年修改旧作，批判胡适。

诗题《贫女》命意，是由冯引出陆。此诗题后有陈自注“甲午季秋”，“季秋”意谓为深秋，时在农历九月，用公元计年，应在十月左右了。陈诗此注的意思是提醒本诗的“时间限断”，如果“时间限断”不清，则陈诗寓意难明。

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是著名教授，当时都在山东大学。陆侃如1927年清华国学院毕业，是陈寅恪的学生。1954年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出了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此事发源地与山东大学有关，李希凡、蓝翎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文章刊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杂志上，陆侃如、冯沅君都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1954年《文艺报》第21期刊出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1955年7月号《文史哲》刊出冯沅君《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陈寅恪一生最敏感学生背叛自己所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信条，他的名言是“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陆冯夫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非常积极配合新时代，可能引起了陈的反感。陆冯名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均完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1949年后他们迎合时代，用新观点来修改自己的旧作，后在《文史哲》杂志连载，此事在1954年“季秋”前(注意此时间)，陈寅恪不会不知。

最让陈反感的可能还是陆冯均出身北大(冯是北大研究生)，都是胡适的学生。1929年，陆冯在上海公学时，胡适是校长，陆是中文系主任，冯是同系教授。他们创办的《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刊名即为胡适所题。陆冯早年著作受胡适《白话文学史》影响很深，但修改旧作时删除了胡适的引文并有批判。(参阅许志杰《陆侃如和冯沅君》第9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956年作家出版社《中国诗史》再版“自序”中讲得非常明确。《文史哲》杂志在1954年第7期开始，到1955年第12期连载了冯、陆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他们在“前记”中说：“我们曾合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简编》，解放后就打算改写。”(《文史哲》1954年第7期第11页)了解这个背景后，我们再来解陈诗就容易了。“绮罗高价等珠玑”，是指陆冯早年两本名著，今天总算有了好价钱，指旧作在新时代受宠，有待价而沽之意。“白叠虽廉限敢违”， “白叠”古典，胡文辉已查出为“棉布”之意，此处借“白”引出胡适《白话文学史》，指胡适和他的著作，价廉物美(陈对胡适著作的评价)，但受到限制，不敢卖了(删除胡适引文和观点)。后两句不言自明。“幸有阿婆花布被”，“阿婆”指冯沅君，“花布”指早年两本旧作。“挑灯裁作入时衣”，指陆冯夫妇及时删改自己的旧作来迎合新时代。

本诗借用秦韬玉《贫女》诗题，同时也借用此诗历来的寓意。陈诗最后两句灵感即源于“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贫女》之后，陈寅恪有《无题》一首写批判胡适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余英时、胡文辉已有确解，可资互证。

4 高亨

陈寅恪1965年诗《高唱》：

高唱军歌曲调新，

惊回残梦太平人。

如何鹤发开元叟，

也上巢车望战尘。

文辉兄解为当时知识分子参加备战运动和反美示威(《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12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似可商。

陈诗妙处即在今典，只要一寻得今典，解释起来即非常简单，但如何寻得今典，则要对陈的交往和丰富内心世界有深刻理解。最早解陈诗的余英时，早年即把握此点，一般大方向不错。胡文辉解陈诗最用力，也常有极为精妙处，凡与陈内心相合的解释，均可成为确解，反有偏离，则去诗意较远。此诗写山东大学高亨。

196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活动。高亨参加了，并写了有名的《水调歌头》一首：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高亨把此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给毛泽东，后收到了回信，回信类似于毛早年给朱师辙的信，此不具引。此事在当年学界极为有名。

《文史哲》杂志组织这次讨论，共有山东大学九教授写了文章，他们是萧涤非、蒋维崧、高亨、黄云眉、殷孟伦、徐文斗、孟广来、孙思白、高兰(《文史哲》1964年第1期)。

高亨1927年从清华国学院毕业，也是陈寅恪的学生，所以陈有此诗，知此今典，此诗即不需再解。陈诗即针对高亨《水调歌头》而发的感慨，“诗题多有深旨”，“高唱”是习语，但暗含“携卷登山唱”，别有深意。陈诗机巧于此可见。此诗可与《贫女》对读。

5 陈序经

1965年4月初，陈寅恪有一首七律《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诗》(《陈寅恪文集·诗集》第167页，三联书店，2009年)：

寻诗岁月又春风，村市飞花处处同。

寻诗岁月又春风，村市飞花处处同。

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

认桃辨杏殊多事，张幕悬铃枉费工。

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

文辉兄《陈寅恪诗笺》虽然判断此诗“以花事喻人事”，但解为“政治甄别和备战备荒”，似与诗意较远(见该书下册第12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诗写陈序经。

陈寅恪晚年诗，如寻不出今典，只能由字面理解，如寻出今典，则全诗豁然开朗。陈寅恪晚年和黄萱讲过，诗要有两个以上的意思才好。

由诗题《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诗》可以判断，此诗必有寓意。陈寅恪当时双目失明，与校园花开花落无关。

1964年6月5日，陈序经在暨南大学校长任上，突然接到国务院任命，调他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当时61岁的陈序经只好告别故土，无奈北上。陈序经是海南文昌人，眷恋故土，实在不愿离开广州。陈序经被从暨南大学校长任上突然调离，据说是他和陶铸的关系较好，有人为了打击陶铸，就拿陈序经开刀，其中一个说法是陈序经和“外面有关系”，以此证明陶铸用人不当。此事经陶铸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上面认定陈序经这样的人不能当正职。所谓和“外面有关系”，指陈序经在香港自印《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等书，其实此事由当时《大公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黄克夫经手，通过费彝民完成 ，是一件公开的事(见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第214、2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扶南”是古地名，包括今天柬埔寨全境等地。《扶南史初探》一书副题即是“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此书前后未见任何出版说明，只在封底注明“非卖品”。陈序经何以要在香港印学术著作?目前未见史料。可能是陈序经判断此类研究涉及外交关系，中国内地根本不可能出版。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传说，但未见确切史料。可以证实的是陈序经离开广州确有隐情。

陈序经最爱杜鹃花，有中大学生回忆“先生对母校康乐园有着深厚感情，对园内一草一木极为爱护，绝不许乱砍乱伐。先生极为喜爱红杜鹃，但当时康乐园内却无一株，他便设法从外地移植一批幼苗，亲自栽种于此”(胡晓曼《杜鹃花开说杜鹃》，《中山大学校刊》第4版，1984年4月14日)。

陈序经是1964年9月离开广州前往南开的，陈诗作于1965年4月，时间地点均相合，二陈关系极好，向为人知，此不赘述。揆之常情，陈序经离开广州前，一定会与陈寅恪告别，这才有陈寅恪“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的感叹，此处杜鹃花借指陈序经极为恰适。

首联“寻诗岁月又春风，村市飞花处处同”，叙当时环境感受，容易理解。颔联“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是对陈序经在广州十多年经历的赞叹和不得不离开的感慨。此处“绝艳”“繁技”陈诗中多次出现，语出黄秋岳《大觉寺杏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两句中，陈寅恪深赏此联。吴宓在日记中说过“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为陈寅恪研究中常识，此不备录。“认桃辨杏殊多事，张幕悬铃枉费工”，文辉兄已指出“认桃辨杏”出宋代石延年红梅诗“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意谓胡乱猜测，指陈序经香港印书事。“张幕”“悬铃”二典，一出周密《乾淳起居注》，一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均有护花之意。我理解此处是指陶铸为陈序经说情而于事无补之意。尾联“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是陈寅恪知陈序经处境后的叹息，与诗题中“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相近。

责编：李婷婷

来源：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