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传统：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

陈侃理  主编

2023年5月出版

78.00元

978-7-5732-0660-2

内容简介

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依赖历史记忆，并在记忆中不断重构。历史研究可以重复既有的认识，固化某些传统，更应该追溯传统的形成与演化，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知。本书力求跃出藩篱，融合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史学史的视野，围绕“祭祀”“历法”“灾异”“佛教”“华夷”“修史”“典志”“谱学”八个主题，重新观察、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心态及其变迁。“变动的传统”，意味着政治文化不是僵死之物，其活力正源于解析和重塑的种种可能。

目录

前言/陈侃理

祭祀/田天

一、 国家祭祀与秦的统一

二、 更秦立汉：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

三、 西汉中后期国家祭祀的转型

四、 结语

历法/郭津嵩

一、 “敬授民时”：颁朔制度及其局限

二、 “考定星历”：历术的竞争与校验

三、 “推本天元”：历家作为政治文化的塑造者

四、 余论

灾异/陈侃理

一、 灾异论传统的起源与形成

二、 灾异政治文化的制度表征

三、 灾异政治文化的转变

四、 日食灾异：一个个案

五、 再思灾异政治文化

佛教/陈志远

一、 佛教史书撰述传统的形成

二、 六朝教诤举要

三、 几点认识

华夷/胡鸿

一、 从夷夏之辨到华夷秩序

二、 秦汉魏晋华夷秩序政治文化的表达与实践

三、 十六国北朝的华夷秩序难题及其应对

四、 结语

修史/聂溦萌

一、 横向观察：政务—修撰运作联动机制

二、 纵向观察：从编年到纪传的官修史编纂流程

三、 结语

典志/黄桢

一、 官制之学的形成

二、 官制考述的南朝新风

三、 官修政典的出现

四、 余论

谱学/陈鹏

一、 谱系知识的传习与撰述

二、 谱系文献的类型与层级

三、 晋唐谱学与士族身份界定

四、 谱学视角下的中古中国

五、 余论

后记/陈侃理

前言（节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先于国家而产生，它所代表的沟融神人、祈福消灾的能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自古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商周以降，君主往往也是国家的大祭司，围绕他建立起国家主持并且往往是垄断的“国家祭祀”。田天从《史记·封禅书》的叙事线索入手，探讨秦汉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她认为，秦并天下，整合东方和秦国故祠，并以封禅、巡行的方式亲行祭祀，创造出一个可以称为“封禅套组”的国家祭祀体系，这是统一王朝创建活动的一部分。汉初承秦，文帝试图对“封禅套组”有所改进，加入“改正朔，易服色”，但因为新垣平事件而告中辍，直到汉武帝才实践了“封禅套组”原有和新增的全部内容，宣告成功受命和“汉家法式”的建立。但这套国家祭祀体系很快就受到儒生的强有力挑战。元、成时期，一批有儒学背景的官员发动了一场“复古改制”运动，至王莽而极，最终彻底改变了国家祭祀的形态。单一的南郊郊祀取代遍布全国、时时行礼的复杂祭祀体系，祭祀中心并入行政中心。国家祭祀从实质性的王朝创建活动，转为国家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蔓延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东汉班固编撰《汉书》，也以《郊祀志》代替了《封禅书》。

汉武帝、唐玄宗的封禅，都与历法改革紧密相连，表明了历法作为政治文化要素的意义。郭津嵩撰写的《历法》章，选取颁朔制度、历法校验以及历法在王朝礼乐事业中的位置三个问题，探讨汉唐间历法知识塑造政治又被政治所塑造的过程。他突破科学史研究中“内史”与“外史”的区隔，认为知识的进展既不是单纯依靠内生的进步趋势，也不能抽象地理解为被政治环境所决定。他指出，汉唐王朝并不严格遵循某种历法制定历朔，而由于历朔颁布的种种局限，民间治历者始终能够在王朝控制之外活动并影响社会的时间秩序。王朝也并非如过去以为的那样一味垄断历法知识，反而时常主动引入民间治历者，与体制内的知识垄断者公开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民间治历者一方面受王朝以天象校验历法的规则影响，调整知识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能够促使体制保持对新知识的开放。历法改革还往往与有关天命、圣王、盛世的一系列话语和礼仪联系在一起。帝王为实现雄心，在接受改历主张的同时，往往对附加计划也不得不照单全收，竭力扮演好改历者赋予他的角色。历家由此深度参与了政治文化的塑造，可谓既是知识的实践者，又是政治的实践者。郭津嵩的探讨高度关注知识人物的多重身份，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选择和能动性，是以往的历法研究所不及的。

历法之中同时包含着天行之常和休咎之变。关心和记载自然与社会的异常变动和天灾人祸，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中国古人不仅将之用于预测吉凶，而且从汉代开始更加倾向于借以推说天意，回溯人事之过失，从而推动政治上的调整乃至变革，为此还发展出繁复的理论体系，并且嵌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官僚行政制度之中。“灾异”因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儒学是它的首要因素，数术是它的技术凭借，但两者之间又存在张力，与政治构成复杂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发生过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灾异论说的取向在学理和实用两端之间来回摇摆；另一方面，天人关系虽然在皇权政治体系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但对于“天”和“天理”的界定以及解释权的归属却是可以变更的。《灾异》章聚焦于汉、宋、清三个关键的时期，概述灾异政治文化的变迁史；以日食灾异为例，呈现这种政治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表征；也尝试在反思之中提供一点对天命与权力、知识与信仰关系的粗浅看法。

以上几个与政治相关的文化事项都带有信仰的意味，而陈志远撰写的《佛教》一章则深入宗教领域，着力讨论来自域外的佛教如何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势力产生互动，引发内外的多重变化。佛教的僧传写作起初受中土史学传统影响，依仿名士风度描述僧人，而后逐渐意识到僧人和僧团生活的独特风貌，最终对这种风貌形成贯通性的历史叙述。六朝的宗教论争中，除了“沙门不敬王者”外，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政治议题。但作者在讨论踞食之争、素食改革时，揭示了政治人物乃至皇帝本人的行动：他们或被僧俗论辩者拉入论争，却有意保持超脱；或以佛教的信徒或同情者的身份，在深入了解佛教教理的前提下，主动介入乃至挑起论争，从而协调儒释关系。这反映出，佛教传入中土数百年后，如何对待其教理和仪轨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作者反思近代佛学研究建立的“佛教中国化”叙事模式，批评简单套用“夷夏之争”解释儒释道论争，并且对南朝人认识儒佛关系的几种思路做了新的精彩归纳和阐发。佛教在中古时期的传入以及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近代以前吸收外来文化最为典型和重要的案例。如作者所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待厘清的历史经验，或许也潜藏着不同历史结果的可能性。

“夷夏之辨”思想萌发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代形成学说，又被秦汉王朝有选择地接受，演化为上下奉行的政治文化。胡鸿撰写的《华夷》章揭示出“华夷秩序”的基本结构，也指出结构之中存在流动，存在着“用夏变夷”，使之“进于中国”的可能性。然而，是否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会因具体情况，形成多种变数。华夏帝王既有“王者无外”的普世理想，又不能不承认存在并不臣服或名义上臣服却不能进行郡县制统治的族群和区域，因而会酌情运用不同的“华夷秩序”理念来描述和调整与周边国家或族群的关系，时或采取“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区隔政策。至于十六国北朝，“夷狄”入主中原，“华夏衣冠”则南渡蛮、越之地，夷夏的政治关系发生巨变。但总体而言，双方都没有放弃华夷秩序的话语，而是选用各种策略重新定义华、夷，将自身置于华夏的位置。胡鸿还探索了利用宗教超越华夷秩序的可能性。回望公元8世纪以降东亚世界的变化，他提示了“华夷秩序”的另一种可能，即进一步消解和转化，走出自我中心、走向“美美与共”。这一对“华夷秩序”多元、变动性质的揭示值得深思。

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在“钦定”的“正史”，而其背后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官修史体制。以往对官修史的研究，着重在史学与权力、史实与叙事之间的关系，聂溦萌则另辟蹊径，从史书编纂的文献基础入手，考察官修史体制的形成和影响。她将官修史体制界定为一种“政务运作与修撰运作的联结”，认为汉代以来的史书已经没有条件参综一代文献，而逐渐转向以文书档案为基石。从体例上说，列传从以叙事为中心转向以记人为中心，故而传主丧葬事务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文书便成为列传编写的文献基础；孝义、四夷等特殊人物类型或国别传记，则与朝廷在旌表异行、接对蕃夷等政务中形成的文书密切相关。《唐会要》中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正反映出政务运作对于修史的根本性影响。政务运作产生的文书势必按照时间顺序，逐年累积；在此基础上编纂的官修文献最初也往往编年系日，然后在特定的时间被改撰为纪传体。史料本身多元立场和视角所造成的歧义在纪传体史书中易于并存，编年史叙事则需要决异而求同。东晋刘宋时官修史体制中编年史逐渐成为纪传史编纂的前序环节，唐代以后《实录》成熟，促进了官方统一引领历史叙事。在聂溦萌揭示的官修史体制下，史学意识和史家的能动性将获得更真切的“同情之理解”，而对历史书写的辨析也更能够有的放矢。

严密的官僚制度需要成文的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整理、编撰构成了官制撰述的传统，结果凝成了“典志”这一重要的书籍和知识门类。黄桢从东汉学者模仿《周官》叙述汉家制度的意图说起，揭示经学和小学对官职撰述之学兴起的启发，强调此学的经世功用。典志不仅记载当代制度，而且详述历代沿革，并且加以考辨，旨在为君臣提供知识资源，服务于制度建设，有的作者本身就是官制的制定者。由于这个目标，学者在撰述官制时不仅描述制度的规定，还会加入自己的经验和理念，使之有可能溢出明文规定的范围。南朝的官制撰述取材范围扩展，资料来源更加多元，甚至纳入了经注、诗赋中涉及制度的内容。黄桢最后探讨了官修政典的形成动因、过程和影响，指出官制大典实际上成为政权展示其正统性和制度合理性的窗口，而汉魏六朝官制撰述的传统为古代典志之“首席代表”《唐六典》的问世奠定基础。官制撰述从知识阶层的新学术领域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装置之后，民间对于官制的书籍编撰和知识生产仍在继续，主要作为历史叙述、知识普及乃至游戏的背景资料。对此，学者还将继续探索。

在《谱学》一章中，陈鹏明确地将中古时代的谱学定位为门阀政治和门第观念的产物。他考察晋唐之间谱学的兴衰和谱牒撰述的类型、目的，指出皇权历代对谱学的介入程度不同：东晋南朝的“氏族谱”侧重审核、认定士族身份的真伪，皇权介入程度较低，而北朝隋唐官修谱牒尤重当朝官爵，皇权介入更直接、深入。他一方面回应和补充了皇权政治的“变态—回归”理论，一方面也补充说明士族“官僚性”或“贵族性”在历代都并非绝对，比如唐代的山东旧族在“旧望不减”的同时失去了制度性特权，正反映出问题的两面。本章的余论，还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代以后的士大夫一面将自身的理想与理念投射到中古时代的谱学中，一面由于科举社会的来临，已经不可能像中古士族那样重视门第之间的高下，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构筑宗族内部的伦理秩序上了。似乎可以说，谱学在宋代以后基本丧失了政治性，成为比较单纯的社会文化现象。

以上是本书各章研究的概况。这些研究的结果或许不是彻底解决了问题，更有可能的是，答案在给出之时立刻化生出新的问题，反思在提出之际迅即成为新的反思对象。假如读者有这样的感受，那倒正符合了作者的愿望。因为，相比于提供固化的知识，本书更希望贡献几许素材、若干“线头”，邀请读者自己来省思、择取以及开拓。

责编：乔颖丛；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