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光熙到来后，先后和新军的几个主要人物阎锡山、姚鸿发进行了密谈。他自己对这些谈话的印象是，“谈得很好。”而阎锡山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与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

　　几乎与此同时，陆钟琦一个偶然的决定加速了自己死亡的步伐。他下令将山西的5000支德国造新枪中的3000支，随带子弹借给河南。而调兵的步伐也在加紧进行。

　　这似乎更加印证了阎锡山的猜测，起义已经从间不容发变成箭在弦上。

　　陆钟琦的选择

　　陆钟琦还有最后一个机会，那就是走程德全的道路。太原起义一周后，陆钟琦在江苏任布政使时的顶头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用一根竹竿把衙门的招牌揭去，宣布独立，成为清廷中第一位投向革命党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了民国政府的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对陆钟琦而言，他未必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样，太原起义会演变成为一种不流血的“革命”。这对革命党人无疑也是一件好事。

　　在陆光熙扑朔迷离的到来中，有种传说是，山西的中间派金应豫、姚鸿发希望利用他来说服陆钟琦“和平让渡”以避免革命。陆家后人和一些太原起义亲历者甚至认为他是同盟会员，是一些革命党人写信给陆光熙要他立刻到太原劝说父亲陆钟琦反正。只是这部分革命党人与山西本地的领袖没有联系，这才有了以后的误会。

　　据说，陆光熙的劝说得到的是父亲的大骂。他父亲是大清国真正的孝子忠臣：“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陆钟琦早决意以死报答朝廷的知遇之恩，虽然这份决绝中不乏迷信与侥幸。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陆光熙无疑是太原起义中最大的悲剧。作为阎锡山的同学，他始终没有告诉父亲他身边所潜藏的革命势力何等巨大。作为一个孝子，他也始终没有向阎锡山等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在革命理想和父子伦理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出现反而加剧了革命党人对局势的危险评估，而这最终葬送了他的父亲。

　　在陆钟琦拒绝了和平的方式之后，山西末代巡抚的命运终于走向了终点。

　　10月22日，陕西起义，清王朝的崩溃加剧了，一河之隔的山西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10月25日，陆钟琦下令，第85标在10月28日分批开赴蒲州防御陕西革命军。而这成了他对新军的最后一道命令。

　　巡抚之死

　　历史永远隔着茫茫的雾。关于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巡抚衙门（现督军府遗址内）发生的血淋淋的一幕，许多亲历者都无法忘怀。以至于在很多年后，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记忆：说法一是：“封疆大吏陆钟琦的愤然责问在枪口下是那样苍白：‘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回答他的唯有一片枪声血雾。同时倒下的，是他那戎装携枪的同盟会员儿子陆光熙。”说法二是阎锡山的版本：“阎锡山在巡抚衙门做好准备，让陆光熙叫父亲来‘有事商量’。陆钟琦从居所东花园来到议事厅，阎锡山问：‘我等已准备参加辛亥革命，不知你参加不参加？’陆钟琦道：‘我不参加！’阎锡山拔出腰间手枪，一枪打死了陆钟琦。目睹父亲倒下，陆光熙悲痛异常，道：‘把我也打死吧！’阎锡山终不忍下手，命士兵击毙陆光熙。”

　　无论如何，陆钟琦死了，这个上任仅仅一个月的巡抚死了。陪葬他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个至今我们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答案的青年。而他所陪葬的是一个王朝，几个月后，清王朝就在四面楚歌中宣告覆亡。

　　在最后的仓皇中，清王朝没有忘记对为数不多的殉葬者进行旌表和优恤，予陆钟琦谥文烈，妻唐旌表，子光熙谥文节，忠孝节义萃于一门。而同盟会那边，对陆钟琦父子等亦予以礼葬。阎锡山说：“我确以为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

　　每一个更朝换代、大厦将倾的末世，都总有同一阶层的个体对时局做出极为多元的判断与选择，或在惯性推动下维护腐朽，或多方结交改旗易帜，或安置家业预备归隐。历史因此而生出无限诡异。

　　而陆钟琦，他不是能够挽狂澜于将倒的人才，甚至他的应变能力连赵尔巽都不如，在武昌起义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竟然成功阻止了新军起义。陆钟琦所留下的，只有他从一而终的选择。这个忠臣孝子、合格的封建官僚成为辛亥革命中很少几个被革命军所戕的清廷大员之一。

　　（注：最后一任山西巡抚为吴禄贞，未曾上任，故以陆钟琦为末代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