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亚平

谈陆九渊心学，就必然会谈“鹅湖之辩”。

常有人问：鹅湖之辩，究竟辨什么？

如果说，“白鹿洞会讲”，讲的是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鹅湖之辩”，辩的就是怎样才能做个这样的人？这一“讲”、一“辩”，都根涉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

朱熹和陆九渊辩的是治学之道、做人之要与为学之方，即以什么方法、由什么途径教一个人成为正人圣人。

一、朱熹与陆九渊的争论

在怎样做一个圣人的问题上，究竟是先读书？还是先立志？

陆九渊和朱熹观点不同，反映了宋儒理学与心学的内在矛盾，从而爆发了中国思想史上那场著名的大论战——“鹅湖之辩”。

这场辩论的发起人与召集人是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金华人，著名理学家，金华学派创始人，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吕祖谦出身“东莱吕氏”，官宦世家，又身居高位，人脉交往也广，与朱熹、陆九渊兄弟、陆游、辛弃疾、陈亮都有交往，与朱熹、张栻齐名，号称“东南三贤”。吕祖谦与朱熹都是胡宪的学生，只是同门不同时，二人交往甚密，论学书信有百余通，朱熹还让长子朱塾拜吕祖廉为师。当时，吕祖谦在思想界理论界的影响力并不在朱熹之下，只是到后来，风头才被朱熹盖过。

1175年（宋淳熙二年）四月初，吕祖谦应邀前往福建寒泉精舍拜会朱熹，史称“寒泉之会”。两人一起研究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著作，因“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朱熹：《书近思录后》。]，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辑其精要，编成《近思录》一书，此书对后世影响巨大。

编书期间，吕祖谦提议，让朱熹跟陆九渊搞一次会面。吕祖谦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他看朱熹和陆九渊有思想分歧（“盖虑陆与朱言论有异同”），颇感不安，心想：我也是理论界的大佬吧，与朱熹是好友，又是陆九渊考进士时的主考官。既然你们双方“议论犹有异同”，我就出个面，把你们双方撮合在一起，大家聊一聊吧，“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年谱》《陆九渊集》卷36，第559页。]。总之，企图通过互相交流来调和两家之分歧。结果得到双方的响应。

那么，这场讨论会的地点选在哪里呢？

五月末，吕祖谦回金华，朱熹送他一程。他们走的是哪条道呢？古代中原入闽和八闽通京的通道主要有三条，分别要过三个关隘：东边的叫“仙霞关”，由浙江的江山至福建浦城；西边的叫“杉关”，由江西的黎川至福建光泽；中间的叫“分水关”，由江西的铅山至福建的崇安（即今武夷山市）。因为武夷山是江西和福建的界山，雨水落下，分别流向江西和福建两边，所以叫“分水关”。这三条通道中，东边的“仙霞关”也叫“小关”，西边的“杉关”即是“三关”，这两条通道因水路、陆路长而叫“小关”“杉关”，即小路的意思。而中间的“分水关”叫“大关”，即大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入闽和八闽进京的最大通道，因经过铅山县鹅湖，也叫“鹅湖古道”。

千百年来，这条鹅湖古道靠人斫畜踏而通，沿路有许多村庄和10多个驿站，如：鹅湖驿、紫溪驿、东盘驿、大安驿、黄亭驿、长平驿等。

这一次，吕祖谦、朱熹走的就是分水关这条鹅湖古道。其实，吕祖谦从金华去福建，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之所以来回都没走浙江江山至福建浦城那条线，而走这条鹅湖古道，可能要顺道去看望其岳父。吕祖谦的岳父韩元吉是河南人，曾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退休后长期居住在信州南涧（今上饶市区的水南豆芽巷），因此自号“南涧翁”。

就朱熹来讲，不但这次参加鹅湖之会，就是后来去南康（庐山星子）上任、去长沙会讲，走的也都是这条道。再后来，马可·波罗在中国逗留17年后的1292年，从杭州到信州翻越分水关进入福建，从泉州回国，走的也是这条道。现在，这条鹅湖古道已成高速公路，但铅山还保留当年的其他入闽通道，共有“八关”，除“分水关”外，还有桐木关、温林关、观音关、鸭母关、马铃关、云霁关、火烧关。

那一年，当朱熹、吕祖谦俩人走到江西上饶鹅湖寺，说：就在这里会面吧。这里离陆九渊的家乡金溪县不远，而朱熹可返回武夷山，吕祖谦则可东去浙江金华。于是，派人送信到金溪，请陆九龄、陆九渊前来一晤。陆氏兄弟欣然接受了吕祖谦的邀请。这就有了闻名于世的“鹅湖之会”或“鹅湖之辨”。

那场辩论会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举行。

鹅湖寺在哪儿？

江西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山，晚唐诗人王驾《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讲的就是这座鹅湖山。鹅湖寺就在这鹅湖山上。

“鹅湖之辨”的主持人是吕祖谦，一方为朱熹，另一方为陆九渊和他的五哥陆九龄。参加人员有100多人，有名有姓者20余人，主要是上述四人的朋友、门人、及学界学者。一千多年前，这么高规格、这么多人数、且这么多界别的学术会议，确实是蔚为大观。

这里特别提一下，与会者还有一批官员，如鹅湖寺所在的信州知州詹仪之，宜黄知县刘静之、陆九渊家乡的抚州知州赵景明兄弟俩，赵景明，名赵熠，开封人，吕祖谦的学生，此时，正担任抚州知州。赵景明的弟弟赵景昭，名赵焯，与陆九渊为同年进士，与陆九渊要好。陆九渊对他的评价是“景昭极贤”[ 《与张春卿》《陆九渊集》卷8，第122页。]，赞其为官正直，“邦之司直，非其兄谁归。”[ 《与张景昭》《陆九渊集》卷11，第171页。]此时刚好来抚州看望其兄，赶上鹅湖之会，赵景明、赵景昭兄弟俩就一同前往鹅湖，“与闻讲论，深相信服。”

会议开得如何呢？

吕祖谦的本意是想做个和事佬，促使朱陆双方消除矛盾，弥合分歧。结果，倒好，吵了一架。

二、朱陆双方在鹅湖辩了什么呢？

这是许多人来到鹅湖书院都会问的问题。

这年，陆九渊37岁，他于34岁中进士后正在家乡槐堂讲学。心学作为一门学问正在初创，陆九渊这颗学术明星正在初升耀眼。而朱熹46岁，经20年潜心钻研，理学成就巨大，在学界声望日隆，领袖群伦。

朱陆之辩，辩的就是“为学之方”，即治学之道与做人之要。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一个小问题吗？不。这可是中国文化的关键问题。如果说，中国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他们这次辩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的另外一面：“怎样才能做这样的人”，做人、成圣，应该从哪里落脚，在哪里下手？

朱亨道（名泰卿），金溪人，朱桴（朱济道）之弟。兄弟二人均年长于陆九渊，却都拜陆九渊为师，“执弟子礼甚恭”。他们这次都参加了鹅湖之会。朱亨道对鹅湖之会有两段记录。鹅湖之辩没有其他详细记载，因此，朱亨道的这两段记录就非常珍贵。

朱亨道书云：

“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吕祖谦）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临川赵守景明邀刘子澄、赵景昭。景昭在临安与先生（陆九渊）相款，亦有意于学。”

又云：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赵刘诸公拱听而已。先发明之说，未可厚诬，元晦见二诗不平，似不能无我。”[ 《年谱》《陆九渊集》卷36，第559页。]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做人成圣，是先读书，还是先立志：朱熹认为要成为圣人，就要先读书，泛观博览，做到博闻多识，而后归之约。没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就不能融汇贯通。陆九渊认为要成为圣人，就要先发明人的本心，立心才能明理，而后使之博览。若没有立心明志，读书再多也是虚妄空乏。

于是，双方激烈辩论，互相批评起来。朱熹说心学方法过于简陋，偶有所想就可自认为是顿悟得道，延误了做真学问。陆九渊反唇相讥，说理学方法太支离繁琐，钻进书堆而被一些枝节问题所缠，丢了根本。陆九渊的言辞攻势凌厉，他反问道：如果说成圣必须先博览群书，那么尧舜之前，有何书何读？既然尧舜无书可读，可为何被公认是圣人呢？可见，读书不是成圣的唯一通道。

鹅湖之辨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吕祖谦问陆九龄，说：“自从上次分别后，您有什么新的研究心得呀？”显然他是想给朱熹陆九渊有个缓冲。

陆九龄站了起来，把来的路上念给陆九渊听的诗诵读了一遍：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意思是：人从小到大就知道仁爱、有钦敬之心，这都有赖于古圣先贤代代相传的“此心”。正因有了这个“心”的基础，才能筑起伦理大厦，没有听说没根基还会成为高山。如果只是“留情传注”“著意精微”，钻在纸堆里，琢磨这个字有什么注疏，那个词该怎么解释，这就会使本心“蓁塞”、人生沉沦。今天我们要珍惜朋友间的相互切磋，要知道真正的快乐就在今天呀。

朱熹一听就明白，这是在宣传心学，贬损理学。所以，陆九龄念到第四句“未闻无址忽成岑”时，朱熹就对吕祖谦说：“您看，他早已上了陆九渊心学的贼船了”（“子寿早已上了子静舡了也”）。这说明朱熹知道陆九龄跟陆九渊的思想以前并不完全相同，但现在陆九龄吟出这首诗，就说明他们兄弟俩的思想已经统一。不过，朱熹此话的枪口还是对准陆九渊。

陆九渊先评论了一下陆九龄，说：“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

为什么“未安”呢？

陆九渊认为，陆九龄的“古圣相传只此心”一句说得不太准确。因为这个“心”不是古代圣贤传下来的。在陆九渊心学看来，“心，只是一个心”，人人都有一颗，这颗心，是我的心，也是我朋友的心，是千百年前圣贤的心，也是千百年后圣贤的心，都是一个心。也就是说：本心是人人俱有，并不是古代圣贤相传下来的，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是不可磨灭的“此心”。

随后，陆九渊吟诗一首[ 《鹅湖和教授兄韵》《陆九渊集》卷34，第345页；《语录上》《陆九渊集》卷34，第492页。]，说道：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意思是：人，一见墟墓便有兴哀之感，一见宗庙就会起钦敬之心。这兴哀钦敬之心，是油然而生、也是人所共有、千古不磨的“本心”。冯友兰说：“‘此心’是天赋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并不是‘古圣相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只要在本心上下功夫，涓涓细流终成沧溟之水，拳拳之石垒成泰山之巍。易简质朴直达本心的为学之道才是永恒的大事业，反之，旁求他索、不着根本的支离之学只能浮沉不定。要知道从低向高处升达的真正通道，真真假假要先辨别当下呈现的那个立志明心。“辨”，就是陆九渊的“明心辨志”“义利之辨”，就是他所说的“先立其大”“尊德性”。

这第二句“斯人千古不磨心”正是对陆九龄诗中的第二句“古圣相传只此心”的回应。陆九渊认为，本心是固有的，用不着圣贤相传才会有。

“斯人千古不磨心”，斯山、斯水、斯地（即此山、此水、此地）都可能变，但千古不磨、千圣相同的，只是这颗心。陆九渊这个人真是了不起，能用大白话写出这么深邃的心学思想。

对于陆九渊的这种改法，张立文在《宋明理学研究》书中称：“其所以说‘古圣相传只此心’，是因为要传圣人之心，就需读圣人之书，既传心要读圣贤书，就不免需‘留情传注’，而陷支离之弊。陆九渊改为‘斯人千古不磨心’，千古圣人心与今人的心，以及千百之后的心，都是同的，毋需‘留情传注’，直从己心体认，这便是最易简终久大的工夫。”人的仁义礼智之心并不随人的生死有所变，而是千古不磨灭的，所以，只须易简工夫，辨志明心，启发此心，就能成人成圣。而理学之方，是支解间离，浮沉无根，达不到永恒之心。

陆九渊的这首诗中，如果说第二句是对陆九龄诗的回应，那第七句就是对朱熹的指责了。因为朱熹强调要博览群书，深入探讨，通过知识的积累最终升华为凝练的观念，但他的这种观念却被陆九渊斥之为“支离事业”。陆九渊警策挺拔，锋芒毕露，冲击力最大的就是认为自己的“易简工夫终久大”，而朱熹的“支离事业竟浮沉”，讥讽朱熹的学说没有根基。

“易简”并不是指方法，而是直接从《易传》“乾之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传》：“乾之大始，坤作成物。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而来，即《易传》云：“德行恒易以知险”“德行恒简以知阻”，乾坤是万化之源，人的本心亦涵万德，生万化，“乾知刊能“这个易简的本源，一落实于主体，便是本心。有了心的自觉，也就是人的自觉，学问就有了一个头脑，所以，《易·系辞传》曰：”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只有开辟此简易之本源，然后险阻才可克服而畅通也。如果不知德行这个简易之本源，而只“留情传注”，读书呀、博学呀，就成为只落到外在的知解，而与生命脱离，与人不相干，成为一种空议论、一种闲知识，就会陷入陆九渊批评的“支离”。陆九渊常常批评的“粘牙嚼舌”“起炉作灶”“杜撰立说”“无风起浪”“平地起土堆”，讲的都是这种与人相脱离的“支离”。

面对陆九渊的批评，朱熹当然极不高兴（“元晦大不怿”）。毕竟，论年龄，朱熹（46）长陆九渊（37）9岁，论社会地位，朱熹当时主管台州崇道观，是朝廷命官，陆九渊在家候职；论学术影响，朱熹已完成《四书集注》。但朱熹还是平等地参加讨论。

吕祖谦见此状况，立即做了调和，宣布当天休会。转天，朱熹和陆九渊继续争论，争论的话题转移到了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朱熹提出以“道问学”为主，主张通过问学致知，先博览后归约，认为陆九渊的观念“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而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说本心之性千古不变，但要展开它却不易，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认为朱熹的观念“学不见道，枉费精神”。

朱陆双方的分歧点在易简与博约、尊德性与道问学。陆九渊表达了心学的核心观点，谓“易简功夫”，就是“先立乎其大者”，“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然后使之博览，再指导、改造外在世界。“明心见性”的那一瞬，一切理皆由此心流出。同时，陆九渊断言朱熹通过“泛观博览”“格物致知”去认识与掌握“天理”的弊端在于没有抓住人之本心这个根本，且方法繁复，是一种“支离事业”。在陆九渊看来，“易简功夫”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久大”工夫，“支离事业”毕竟是时浮时沉而不可靠的。

双方在鹅湖争论了三天，谁也无法说服谁。六月初八，因听说有股流寇要入侵抚州境内，陆氏兄弟火速赶回金溪，鹅湖之会就提前结束了。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

鹅湖之会以后，“理学”和“心学”之分就十分明显了。陆九渊不断批判朱熹搞的是“支离事业”，正式举起直抵本心的“易简之学”的心学大旗。陆九渊的易简工夫是基于《周易》的立论：“夫乾，确然示人易也；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周易·系辞下》。]“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易·系辞上》。]陆九渊由约统博、以简驭繁，通过剥落心病、发明本心，通过自身体验与道德实践来形成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易简之善，有亲有功，可久可大。”[《与杨敬仲》二，《陆九渊集》卷5，第76页。]“天下之理，将从其简且易者而学之乎？将欲其繁且难者而学之乎？若繁且难者果足以为道，劳苦而为之可也，其实本不足以为道，学者何苦于繁难之说。简且易者，又易知易从，又信足以为道，学者何惮而不为简易之从乎？”[《语录上》《陆九渊集》卷34，487页。]

朱熹认为，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 朱熹：《书答吕子约》《晦庵集》卷47。]，乃是“不依文字而立者”[ 朱熹：《记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晦庵集》卷78。]的虚妄和“游谈无根”的浅浮。

这里要着重提一笔的是，鹅湖之辩的第二年，也是1176年（淳熙三年），朱熹回婺源省亲扫墓。第二次回婺源。朱熹在九老芙蓉尖（后称文公山）扫墓，依八卦方位栽下24棵杉树，然后受婺源县令张汉邀请，在县学赠书，为师生讲学，还为县学藏书阁题写了一篇《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在这篇文章里，朱熹阐述了儒家道统思想及其传承情况，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并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些读书人不求学问不读书的行为是一大弊病。可以相像，朱熹在写篇文章时，很可能就想起去年的鹅湖之辩，必定是有有感而发。

其实，朱、陆二人对道德本体没有异见，世界是一个道德精神体，不是一个自然物质体，陆学“易简工夫”与朱学“支离事业”的分歧与区别只是各用不同的途径去抵达和把握那个道德精神本体，以使自己做人成圣。因此，朱陆之争是道学内部的争论。

当然，这场鹅湖之辩，朱熹毕竟没有占到上风，又被抢白得厉害，气得够呛，所以还是有些情绪与懊恼的。会后，张栻写信给朱熹问道：“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答朱元晦》《张栻全集》卷22]朱熹回信说：他们兄弟气象甚好，操守品行，表里如一，确实有过人之处。可惜“自信太过”，格局不大，不会取别人的长处，将会不知不觉地流于异学。（“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答张敬夫》《朱熹文集》卷31]

尽管如此，朱熹却不失大师风度，保持温和的模样，甚至会后返回武夷山过分水关时，还留下一首五言绝句《过分水岭有感》：

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

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

朱熹以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了“求同存异”的意愿。到家不久，朱熹甚至致书陆九渊说：“然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这也为两人的白鹿洞书院之会埋下了伏笔。有人评曰：豁达如是，开明如是，尊重他人如是，真是一代鸿儒。

1177年（淳熙四年）正月十四，陆九渊的继母邓氏去世。在有关丧祭礼仪方面，陆九渊和陆九龄有些不同意见，写信向朱熹询问。朱熹详述了自己以《仪礼注》为依据的看法，但“子静（陆九渊）终不谓然”。虽几经书信往返论说，而陆九渊仍执己见。而朱熹在《答陆子寿》中多次陆氏兄弟的意见不一，说“其后子寿（陆九龄）书来，乃伏其谬，而有他日负荆之语”；又所谓“……而子寿遂服，以书来谢，至有负荆请罪之语”。朱熹反复提及此事，说明他对陆氏兄弟没有像鹅湖之辩中意见一致感到满意。

1178年（淳熙五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前往南康军(后为星子县，今属庐山市)上任，又经分水关入江西，路过鹅湖寺。陆九龄专程从抚州赶来会晤，多少有些为三年前的不欢而散表示歉意的意思。朱熹接受了陆九龄的道歉，并写下《鹅湖寺和陆子寿》一诗，追和三年前陆九龄的鹅湖之诗。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诗中说道：我一向仰钦你的道德修养倜傥风度，别离三载我更是把你挂念在心。我现在偶然扶着手杖走出冷落的山谷（去南康上任），劳你乘坐竹轿翻山越岭远道来会。

第五六句：旧学问相互商量会更加精密，新知识经过切磋培养才愈益深沉。朱熹强调学术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既要注意旧有的，又要注意听取他人的，有不赞同对方观点、并希望对方接受自己观点的含义。任何学术、事业都要继承旧有的传统，又要吸取新知的营养，旧学与新知都要在不断讨论砥砺中深化和严密。

最后两句，“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解释颇多，其中一种是：朱熹柔中带刚，绵中有刺，含蓄地批评了心学，认为心学束书不观，不信古今，只求发明本心，难免会使学问空疏。朱熹的告诫不是没有道理，人们在批评心学时，认为它与禅宗仅一步之隔，道理就在于此。其中“却”表示转折，“愁”是一停顿，发人深省，质疑对方“只重视不能言说的本心，甚至认为古今人世没有差异”的看法。全诗虽有争辩的情绪，但气态仪度均较和缓，有君子朋而不党、周而不比之致，表现了朱熹谦逊求真、坦荡胸怀的学术精神、朋友情谊。真有一派领袖的大师气度。

总之，这次鹅湖之会，尽管双方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讨论却是一次自由平等的讨论，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自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二人常有书函来往，交流意见。

三、后世怎么看待这次鹅湖之辩？

时人和后人都对这场“鹅湖之辨”给予高度评价，时人朱亨道就说“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 《年谱》《陆九渊集》卷36，第559页]后人对朱熹、陆九渊也都“景仰道止”。人们在这场“鹅湖之辨”的发生地，也不断兴建纪念物以资纪念。

其中，最大、最重要的纪念物就是鹅湖书院的建立。

朱陆等四人殁后，信州刺史杨汝砺在鹅湖寺西立“四贤祠”，纪念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四贤。这就是鹅湖书院前身。

1188年（南宋淳熙十五年），主张“经世致用”的陈亮与辛弃疾又“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成为流传青史的又一次鹅湖之会。

1250年（南宋淳祐十年），因为有两次鹅湖之会，江西提刑蔡抗视察信州，专访“鹅湖之会”旧址，深为叹服，就在鹅湖寺旁专建书院。宋理宗赐名题额为“文宗书院”，取“斯文宗主，存神过化”之意。也有一说是为纪念朱熹，因为朱熹的謚号是“文宗”，至有“鹅湖朱陆讲道，书院独以文宗名”。

1313年（元代皇庆二年)，代宗皇帝将“文宗书院”赐额为“会元堂”。

到了明代，1454（明景泰五年)，代宗皇帝下旨国库拨款在宋代文宗书院旧址上修复扩建后，增设书楼、泮池、四贤祠、四贤像和士子号房，并第一次称为“鹅湖书院”，由大理寺正卿大学士李奎主掌，凿碑为记。

1644年（崇祯末年），编修杨廷麟率邑进士胡梦泰重修书院，并在书院立一石牌坊。现在，这座青石牌坊是全国仅存的唯一全石质牌楼式中国书院牌坊，是融中国儒文化和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书院教育标志性建筑，是中国文化建筑的精品。这座牌坊全部以青石构建，镂雕并举，屹立在书院建筑群的南北中轴线上，高7.49米，长6.4米，宽2.3米，为四柱三间五楼式门楼。正厅间为青石坊额，北额写“斯文宗主”，南额写“继往开来”。

在清朝267的时间里，曾先后11次拨款捐资维修扩建鹅湖书院。特别是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书院“辟旧址恢扩之”，铅山知县施德涵奉旨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建，书院占地面积达2.1万平米。康熙皇帝亲书“穷理居敬”匾额与“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楹联。

当然，“鹅湖之辨”焦点之一还是朱陆二人的异同，人们对此也给予积极的评论。可从四方面来看：

第一，辩论双方的目的性质一致。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是理学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分歧。一个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个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在本质上，都是把封建伦理纲常视为绝对永恒的存在，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只是一个以为理是主观精神，一个以为理是客观精神，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清代章学诚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章学诚不愧是大思想家、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就是不一样。在“千古”历史长河里，朱陆异同也是极具分量，不可合之同异，也不可无之同异。

清代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得很直接：“二先生（朱熹、陆九渊）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

第二，双方各有道理，相互补充。孔子开创的儒学，就是“学做人”的学问。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中庸》提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尊德性”，加强修养，培养德性，二是“道问学”，学习知识，增进学问。德行是求立身之本，学问是寻处事之方。德行须贯彻到处事之中，处事必以德行为原则，二者本不可或缺。当然孔子教育学生，多就事上指点，对德性来源这样的理论问题，并未深入探究。到孟子“道性善”才有所触及。后来，中国儒家的各个思想家或学派则各有侧重。宋儒还是在如何做人、如何做完人、圣人上用力。在这一点上，朱陆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抵达的路径与获得的方法。朱熹重认知，认为知识是抵达道德的必由之路，更多地是一条“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同一本体的体现”的理路；陆九渊则偏意志，认为操行是持守道德的保证，更多地持守一种“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的简易法门。[参见范文澜：《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十四章陆象山的唯心主义“心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黄宗羲有言：“（陆九渊）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宗羲案》，[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年版。]做人成圣的路径选择不同，便造成了二人分歧。

第三，这场鹅湖之辩，是“理学”与“心学”的第一次直接交锋，虽然没能弥合朱陆之间的思想分歧，甚至是不欢而散，但双方都讲清了各自的核心观点，这场哲学讨论和思想交锋，也促进了双方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观点，思考、并弥补自己的漏洞，为今后的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也使双方和其他思想家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面思考中国儒学的基本问题，大大拓展了南宋儒学思考问题的理论空间。

其实，陆九渊的心学也讲道问学，朱熹的理学也讲尊德性。朱熹答平甫书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陆九渊闻之曰：“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徳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年谱》《陆九渊集》卷36，第562页]

朱熹批评陆九渊及其学生“然于道问学外欠了”。陆九渊反驳说：我不是反对“道问学”（“吾以为不可”），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顺序却要讲究，“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463页]把“尊德性”放在了“道问学”之前，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

鹅湖之会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将理学分成了两大阵营，对此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给出了如下的总结：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使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而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

第四，这次辩论会开创了良好的论辩之风，为以后的学术争鸣与学术会讲开了先河。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当时南宋儒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全祖望：《同召三先生书院记》]他们各有侧重，心学重明心领悟，理学重读书积累。朱熹的观点是先要广泛读书，而后集于一端；陆氏兄弟则强调先发明本心，再去泛览。朱熹认为陆九渊教人的办法太过简单，陆九渊则认为朱熹的教学方式就是支离，双方互不相让。吕祖谦表面上是要保持公正，促使双方能统一思想，实质上，吕是希望陆能归于朱，但最终他的目的没有达成。“尤其是陆九渊，在这次聚会中以令人眼目一新的学术形式和积极主动的攻势，使其心学思想和心学立场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出人意外地受到了重视，无异于对心学做了一次良好宣传，心学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和确认。这是陆九渊此行的最大收获。”[邢舒绪：《陆九渊研究》。]这三家举行的鹅湖之会，真是学术思想的颠峰对决、思想盛宴。

这场发生在江西的辩论，关涉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不得了的大事件。

本文为《斯人此心——陆九渊心学十二讲》第02讲《陆九渊心学的核心问题》第3节《“鹅湖之辩”，陆九渊和朱熹究竟辩了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