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发展和整个国家层面的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苏太空竞赛、人类遥望星空的时代，科技突破层出不穷，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也日益成熟，随着美国热爱科幻小说的婴儿潮一代长大，众多科幻经典纷纷问世，西方科幻影视繁荣一时。

眼下的中国，似乎正在复刻这一模式。

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科幻发展的历史。

多年后，当科幻迷涌入影院观看被搬上大银幕的《流浪地球》时，仍然会心潮澎湃地回忆起1999年那个在中国科幻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

那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别出心裁地出了个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话题当时难住了很多考生。但在山东济宁考场，一个叫郭帆的考生却是大喜过望，他平时喜欢读一本叫《科幻世界》的杂志，就在不久前，恰好在那上面读过一篇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他因此拿到了接近满分的作文成绩。

那一年，在山西娘子关电厂工作的刘慈欣，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自己的科幻处女作《鲸歌》，还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一鸣惊人。那年的笔会，他带去了四篇作品，其中有一篇叫《流浪地球》。

而在安徽合肥八中，有个叫谢楠的小女生，也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那年在《科幻世界》发表了一篇豆腐块，讲的是计算机病毒进化出自我意识后的世界，她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中。

17年后，那个叫郭帆的考生早已从法律系毕业，但兜兜转转还是走进了自己喜欢的电影行业，他决心拍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片，一眼便相中了自己多年前便读过的《流浪地球》。

电影拍到一半时资金告罄，他四处找人投资。而那个叫谢楠的小女生，这时候已经和演员吴京组建了家庭，当郭帆找上门来时，他们给电影投资了6000万，使电影得以拍摄完成，撞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

今天，提到中国科幻的旗帜，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刘慈欣，是获得雨果奖的《三体》，以及创造了票房奇迹的《流浪地球》，但在此之前，中国科幻一直在边缘地带曲折前行，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大半个世纪。

80年代的中国科幻界有三个领军人物：创造“小灵通”的叶永烈，写《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再加上写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童恩正——他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科幻片。

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当时科幻作品被视为“增进少年儿童科学认知”的儿童读物，是上不了台面的边缘文学。比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故事并不儿童化，但作者却靠这本书拿了个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

科幻小说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同样曾被批成“大毒草”的武侠小说，要知道，80年代的北大校园，同时读金庸与萨特是常见的景象，而对科幻小说的质疑和批判却一直没有消停。

1977年，叶永烈在《少年科学》上发表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多数已成化石，但其中一枚被松脂裹住，并未石化。科学家发现这枚恐龙蛋还有活性，便将蛋孵化，成功复活早已灭绝的巨无霸恐龙。

这个故事极富想象力，当时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不料却引来一场争论，叶永烈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小说被斥为“伪科学的标本”，甚至叶永烈的其他科幻小说也被拉出来批判。

1990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发表13年后，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问世，三年后，斯皮尔伯格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卖了9亿美元，拿下了当年的全球票房冠军。

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之一，遭到严厉批判。

《光明日报》头版发了一篇标题为《科技工作者也应自觉抵制、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几乎所有的科幻杂志都被停刊，出版社也不再出版科幻作品，刚起步的中国科幻再次被冷落。

叶永烈的12部科幻小说接连被出版社封杀，让他感到寒气森然，之后开始转向纪实文学。而另外两位领军人物，郑文光染病后一蹶不振，童恩正远赴美国，也先后离开科幻事业。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四川省科协同意以自负盈亏为条件，允许其主管的《科学文艺》期刊继续办下去，成为这场风波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科幻杂志。七年后，这本杂志有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科幻世界》。

不过这本杂志当时活得相当惨淡，订阅量直线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剩下六万多块钱。当时办公条件艰苦，人手最紧张时，社长杨潇，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蹬着三轮车带领团队沿街叫卖，靠着这样的精神，让《科幻世界》活了下来。

1991年，科幻界举办“世界科幻年会”，杨潇为了节省经费，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横跨欧亚大陆，肿着双腿出现在荷兰，为中国争取到了举办世界科幻年会的机会。得知他们坐火车来到会场，外国同行惊叹：“你们是坐火车来的？这才是科幻呢！”

1994年，三百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谭楷在峨眉山金顶看到，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寒冷的山顶排起来长队，这让他分外感动：

“只要一个民族还有好奇心，还能仰望星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就还能搞科幻。”

这份坚守最终等到了云开月明之时。进入新世纪，在中国科幻创作衰退十余年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新一代科幻作家，将在这里揭开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序幕。

在《流浪地球》之前，国内最成功的科幻影视作品并非资本投入的大制作，而是科幻粉丝靠爱发电“攒出来”的作品。

2015年，一则名为《水滴》的三体同人短片发布到网络，被粉丝直呼完美还原小说神韵的神作，刘慈欣看罢给出超高评价：“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体电影，如果能拍出这种意境，真的死也瞑目了。”但这则短片，却是出自于一位名叫王壬的学生之手。

另一部同样是粉丝制作的动画《我的三体》，豆瓣评分高达9.6。早期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制作团队只能把动画人物渲染成“方块人”，但凭借优秀的剧本改编，对原著精神的尊重与还原，这部技术粗糙的动画硬是做成了公认的三体神作。

对中国科幻迷来说，热爱可抵千难万阻。

不过问题是，在所有电影分类中，科幻电影是最具“重工业”属性的一类，仅仅靠爱发电远远不够。拿特效技术来说，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电影工业的短板，甚至不及隔壁韩国。2004年冯小刚拍《集结号》，特效制作就是请的曾经拍出过《太极旗飘扬》的韩国团队。

中影要拍《流浪地球》的消息传出来后，网上一度全是“不要交给中国人拍”的声音，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真正掀开中国科幻浪潮的，恰恰会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业余”青年导演。

2014年，电影局组织几名青年导演前往好莱坞访学，郭帆也在其中，同行的还有路阳、宁浩、陈思诚等。一圈看下来，郭帆发现，中国电影工业跟好莱坞相比差距太大了，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科幻片，“我们还在骑自行车呢，人家已经开上法拉利了。”

对中国电影人来说，科幻片是新领域，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流浪地球》第一部制作团队有7000多人，到了第二部超过2万人，如此规模的拍摄团队，管理起来就是个难题。拍摄期间，郭帆压力极大，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全靠手上一包包的烟撑着。

所有人都在从头学起，就连拍片无数的刘德华也坦言，拍科幻片让他有重回80年代刚拍电影的感觉，每天都充满未知与好奇，“进组第一天，我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神奇，每天都问这个怎么用？待会儿怎么拍我？”

第一部的特效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而到了第二部，整个特效及工业水平又提升了一个量级，特效镜头超过6000个，合作的韩国、美国等顶级特效公司超过10家，再次颠覆了观众对国产科幻的认知。

惊艳的视觉效果，往往是科幻片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最直观感受，但对一部电影来说，特效是上层建筑，更底层的基础，是构建一个完整而合理的世界。对中国科幻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式的科幻范式，拍出中国科幻的独特，是个难题。

郭帆给美国人讲要把地球推离太阳系，美国人一听就惊了：一是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肯定就是逃离地球，你们中国人居然跑路都要把地球带上；二是美国科幻片中往往是几个超级英雄拯救人类，150万人饱和式救援，这场景好莱坞从没见过。

郭帆说：“他们想不到的，就是中国科幻的点。”

从撰写剧本阶段开始，郭帆与团队就确定了，“中国科幻”四个字是一切工作导向的“精神内核”，电影语境和美学风格，都是在这个内核下确定。带着地球流浪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明显带有中式美学的历程。

让中国科幻电影植根于中国文化，再结合今天的技术完成中国式的表述，这才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电影。

与其他电影类别相比，科幻片是一种需要国力背书的电影类型。郭帆说：“如果你的国家不够强大，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撑科幻片的，很简单，就是普通观众是没有自信去看这个东西的。中国是可以去解救世界危机的，你信不信？这是一个大前提。”

剧组在拍摄中大量使用了3D打印、激光雕刻和CNC数控车床等制造业技术，让所有道具都具有实用性：衣服可以直接穿戴、车辆能正常驾驶和控制、机械手臂可以活动自如。比如影片中的无人机，剧组就真的打造了一台实物出来。

影片中UEG地球联合政府那些可行驶作业、可变形的机械设备，很多都是实物打造，并不是特效制作的虚拟设备，这背后，则有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徐工集团的身影。剧组拍摄用到的“钢铁螳螂”，现实中就是徐工自主研发的ET120全地形挖掘机。

有记者问郭帆：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进步，对创作有哪些影响和启示？郭帆回答：

“它已经不是对创作的简单启示了，而是为中国科幻片提供了能够成立的土壤。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多了航天员出舱、玉兔登月等真实情况，电影中的科幻场景，观众才不会意外。”

科幻作家何夕也曾总结：中国本土科幻的三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改革开放初有一次，现在是第三次，它和国家的命运好像冥冥之中产生了一些联系，有点儿像一个晴雨表。

回顾世界科幻史，影史上的科幻巨作，几乎都来自美国，连欧洲、日本都很少，而美国的科幻电影也是在美国繁荣时期发展起来的。

吴京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透露，郭帆在剧组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郭帆认为，熬夜赶工并不值得夸耀，“我们想要的工业化的结果，就是能够让我们高效，尽量少犯错误、尽量不用熬夜，这才是目的。”

他们已经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拍《流浪地球2》时，剧组与北京电影学院有个课题合作，他们找了20多个实习生跟踪拍摄，全程只做一件事，就是记录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错误，目的是梳理出一套符合我国的工业化流程。这些记录错误的纸张最后堆在一起有半米高，让人叹为观止。

回想1999年，《科幻世界》因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撞题而声名大噪，发行量从之前不到10万册，猛增至36万册。编辑部回顾《科幻世界》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在文章最后写道：

“中国科幻，刚刚起步；《科幻世界》，任重道远。二十年，仅仅是奏响了序曲，而序曲绝不是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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