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依附论是产生于当代发展中国家论述不发达与发达关系的一种理论学说，本文着重于对这一理论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概述和评判。依附论可以划分为激进主义依附论、改良主义依附论和正统主流依附论三类。尽管没有统一的依附论，本文对于其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共性进行抽象，阐明依附论的一般特征。最后，对依附论进行基本的理论评判。

　　关键词：依附论

　　二战后，先前欧洲中心国家所殖民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从经济上分析，这些国家要么是不发达，要么是在经济上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这种现状的经济学理上的解释就应运而生，不发达与依附理论(theDependencyTheory)由此产生。在20世纪6、70年代，依附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激进的学说。

　　依附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的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证当代发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中心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因而，从一种学科角度上讲，依附论应划归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流派。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有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论、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1]。本文着重在阅读关于依附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梳理并做出基本的理论评判，其中包括对依附论的基本类型学划分和论证其基本的理论假设与理论共性抽象，最后结合依附论自产生直至当今的发展批评，指出依附论的一些基本缺陷以发展建设的取向。

　　一、依附论的理论倾向分类

　　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和占主流地位的依附论理论，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分歧、差异仍然很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依附论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可以规定为不同的理论取向与流派。如“根据他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国经济发展或欠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评价，可以区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依据他们对摆脱贫困和欠发展而实现真正发展的途径的不同设想，可以区别为激进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2]本文着重从一种基本理论价值倾向上进行分析，认为依附论主要包括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等。

　　1．激进主义依附论

　　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有弗兰克(Gunder Frank)、阿明(Samir Amin)等。弗兰克最重要的理论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他认为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的中心——农村的结构，而“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脱钩论”。相对于弗兰克而言，阿明的理论更为系统，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3]

　　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来看，激进主义依附论是一种外因决定论。简而言之，即处于外围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贫困的总根源，要么在于一种从殖民主义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这样一种整体的结构的作用。其实，弗兰克、阿明等学者强调外因和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可取的，应该说这也是不发达之根源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单维度简单化从外部环境来寻找理由不免过于单薄，而他们所主张的通过一种激进的途径来实现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设想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又相差太远。正因为如此，“多斯桑托斯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4]

　　2．改良主义依附论

　　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社会学家卡尔多索(F.H.Cardoso)，从理论倾向来看，他既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派的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因素，但同时，对于弗兰克的外因论他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一种实践上的经验促成了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东亚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卡尔多索根据这些新的现实将发展和依附联系起来，“指出了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5]。更进一步的是，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显然，这是对于东亚模式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的一种理论上的折射。

　　3．正统主流依附理论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以其所提出的新依附论而成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他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关于依附的定义。重要的是，他认为对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研究的着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他所定义的新依附论是，20世纪5、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新时期。进一步又对依附的三种形态进行了论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是对20世纪6、7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整的反映。新依附论强调附属国与统治国关系的不能改变性，而且，由于附属国受国际和国内依附结构的影响，附属国就会走向更加不发达的地步，依附性结构也会影响生产率[6]。多斯桑托斯的论述虽然在现世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主流的依附论及其对现实的一些借鉴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二、依附论的理论体系构成分析

　　虽然如前文所述，依附论没有一种理论流派能取得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共识”地位，即它缺乏统一性。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依附论是不是已经“死亡”的问题。面对众多的理论学说，笔者认为他们还是具有相同的理论前提与假设，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依附论是成为一个整体的和相互联系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各种理论的堆积。

　　一定的理论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相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7]。为了更好地了解依附论，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依附论进行评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理论前提进行合理的推断与论证。

　　1．不发达和依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外围”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不论是哪一学说都有一个基本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不发达与依附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8]。对于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发达或依附状况，大多数依附论学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应该说是反对实行一种全盘西化的政策。究其实质，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手法。

　　2．思想渊源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或者说是具有相关性。这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的。[9]从一种基本的理论价值倾向来说，依附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尽管他们都不是完全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判断。如从方法论特征上讲，依附论“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10]，尽管在运用这些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所有的依附论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中的现代化理论都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3．关于依附的定义。对于依附论来说，其首先要解决一个概念上的界定问题，即依附的定义。对于依附的概念，一般而言，普遍接受的是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定义：

　　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扩展对依附国的发展或产生积极的影响，或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11]

　　从这一概念出发，依附论探讨了不同的国家（主要为中心与外围国家）在依附中的不同的结果。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是从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中获得发展和优势；而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则情况相反，即依附的存在是外围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或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即使是从这种相互依存中获得好处也只是发达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结果，或者说，不发达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实现自身的发展。“简而言之，全球性相互依存关系愈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以来就愈加深。”[12]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依附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参合在一起，是对二者的有机结合。依附论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依附论又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对于依附论而言，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放在第一位的

　　三、对依附论的基本理论评判

　　依附论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它遭受到不断的修正和发展，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理论缺陷和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现实发展的影响，人们对于依附论的批评一直存在。这种批评有来自于依附论本身内部理论流派之间的批评和发展，也有外在的批评。甚至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一书中专门花大篇幅来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这一议题。

　　从一种学科方法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国际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打破了原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称为是“第三种声音”。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取代原先的结构主义理论，说明了这一理论对解释当时的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然而，笔者认为当今主要有两方面对依附论提出例如一种质疑或挑战，其一为一些学者从学理或理论上所做出的批评，其二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实践给予了依附论一种挑战，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动摇了依附论的一些基本的设想。

　　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的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从上文对依附论的几种理论形态的分析来看，这些理论观点并不能说都是非常全面的，至少笔者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中心—外围的论点“忽略了对中心国家政策和特殊需要的深入研讨，错误地把落后归因于传统或封建寡头”[13]，而对于激进主义的依附论者对外因的偏好，这似乎又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学者拉西特（Russett）指出，依附论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三种迥然不同的现象：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从简单的方法论角度看，任何理论只用一个独立的变量来解释三种相互排斥的结果，这是不科学的。[14]确实如此，依附论只是一种单维度的分析，只是从国际经济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出发来说明国际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

　　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15]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16]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17]。

　　注释

　　[1]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Investment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75， p.27.

　　[2]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吉尔平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剥削论”、“帝国主义疏忽论”以及依附发展论。具体见：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84.

　　[3]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高锬译：《不平等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08页。

　　[4]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5] 同上，第163页。

　　[6] [美] 罗纳德•H•奇尔科特著，高恬等译：《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7]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8]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9] B. N. GHOSH，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ess， 1996， p.28.

　　[10]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2页。

　　[11] 转引自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82.

　　[12]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13] [美] 罗纳德•H•奇尔科特著，高恬等译：《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14]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88.

　　[15]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M]， 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Ltd.， 1991， pp.106-108.

　　[16] [英] A·P·瑟尔瓦尔著，金碚等译：《增长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

　　[17]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9页

　　来源：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