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楼接到信件，虽然知道韦阿宝是一番好意，奈何不敢前去见面。只因《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良贱不通婚”，也就是地位卑贱之人不得与地位高的人通婚，杨月楼虽然名扬天下，但毕竟是卖艺的戏子，属于贱籍，而韦家不仅是茶商属于良家，且捐有官衔。对此心知肚明的杨月楼自然不敢前去赴约。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韦阿宝竟然就此相思成疾、一病不起。眼见女儿病情日益加重，丈夫又常年在外经商不在身边，韦母无法，只得派人去求杨月楼娶了自己女儿，也好救得女儿性命。

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杨月楼只得前去相见，并按照韦阿宝的意愿请媒人出具了婚书，并下聘定亲开始准备婚事。然而，还没等两人成亲，事情便传到了韦阿宝的叔父处，他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决予以阻拦，并要求韦氏母女退婚。

韦母为了女儿的性命，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法律，于是又与杨月楼商量，让其按照上海民间旧俗进行抢亲。结果，韦阿宝倒是被杨月楼给抢到了，可却被韦女叔父和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拐盗罪告到了官府。

于是，就在杨月楼和韦阿宝在新居举行婚礼的当日，大量县差和巡捕气势汹汹的杀到了杨家，将穿着新郎礼服的杨月楼和穿着凤冠霞帔的韦阿宝，连同韦母和衣物首饰七箱全部押往县衙。披红挂彩的新人被押往县衙，顿时在街头引起了轰动，在得知新郎是名极一时的杨月楼后，上海更是直接炸了锅，一时间随从观者如云。

主持审理此案的是上海知县叶廷眷，而其恰好同为广东香山籍人，因痛恨杨月楼所作所为，故而当堂施以重刑，敲打杨月楼胫骨百五，韦阿宝也因毫无悔意，且言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被掌嘴二百。用刑之后，二人均被收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

此案一经传出，顿时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仅民间议论纷纷，甚至以《申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争论：

一方认为应该“严惩”，以粤籍商人和正统观念维护者为代表，主张应该对杨月楼、韦阿宝二人不守礼节的行为进行严惩，并进一步主张“正本清源，谢禁妇女看戏”。甚至指出正是由于《申报》等媒体的公然报道，导致事件公开，并损害了韦家和粤乡名誉。

另一方则更多报以“同情”，对于杨月楼和韦阿宝的感情表示理解，并认为这是韦家家事，应该交由韦父决断，韦叔父及粤籍乡党公诉实属越俎代庖之举。双方虽然争执不下，但由于当时上海受新事物冲击比较大，因而民间舆论却是逐渐倒向了杨月楼一方。

按照大清律例，知县审案之后必须交由上级复核，案件数月后被报到了松江府复审，杨月楼、韦阿宝等也被押往松江府。松江知府早已通过社会舆论知道了此事，再加上杨月楼亲述屈打成招经历，因而认为县衙定的“拐盗”之罪并不成立，毕竟两人是定了婚约的，且金银财产属于聘礼，因此将此案发回重审。

眼看事件仍有转机，《申报》随即刊登了一篇《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的文章，言称，“英京伦敦新报述杨月楼之案曰：上海民间风传，有势力者请于邑尊，务须将杨月楼置于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许诺之曰，若果能杀杨，则贿以二万银数”。这篇引述西方报纸的消息，等于暗示官方与粤商勾结，私相授受。如果官府真的判了杨月楼死罪，岂不等于坐实了受贿的谣言。而且，文章最后还给了官府一个台阶下，言称此消息“或系民间风传”，“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申报》显然是在变相向官府施压。

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申报》刊出杨月楼在松江复审情形曰，“闻杨月楼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审，杨磕头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见而怜之，委娄县知县复审，娄县知县责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诱拐良家女子论罪。按例载：诱拐良家女子为妻，照例拟予军遣之罪”。也就是说，经过重审，杨月楼被充军发配新疆，而韦阿宝则被判官配（即由官方指定婚配）。

关于此案的最终结局，确实有些稀里糊涂。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因光绪帝继位，慈禧宣布为庆祝新帝登基而大赦天下，杨月楼也在被赦免之列。7月26日，《申报》也及时刊布了这则消息，说“杨月楼判处军遣罪，适恭遇恩赦，现奉臬宪（各省负责司法之按察司）核明，虽罪有应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乃汇案转详抚宪（各省总揽行政的长官即巡抚），核准奏，专候部复到日，即可释放而予自新路矣。”

杨月楼终因这次大赦而被释放了，依旧从事自己的梨园行当，并终成一代名伶。而事件的另一主人公韦阿宝，她命运便比较凄惨了，《申报》报道“阿宝发交普育堂择配，有一孙姓老人，年已七旬有余，至普育堂申言，无妻室，有资产，欲娶阿宝已久”。最终，在官方的主持下，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嫁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