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明公认有两个生命源泉，即标志理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与标志信仰的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故称“两希文明”，其中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便滥觞于《荷马史诗》。同时，西学在学术理路上总体而言亦有两大传统：“诗学-叙事”传统与“哲学-科学”传统，其中“诗学-叙事”传统的开端亦是《荷马史诗》。从文明史角度和学术史双重角度出发，都能看到《荷马史诗》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伟大意义。

无论是“两希文明”还是“诗学-科学”传统，背后的元逻辑一致：理性与愚痴（阿忒、冲动）的关系。而文学作品便通过搭建舞台，登台唱戏的方式将理性-愚痴的永恒张力通过可呈现的方式展开，将其中无数动摇踟蹰与感奋激发、无数爱恨情仇与恩怨纠葛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灌注到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血脉之中。米兰·昆德拉曾言："文学是创造一个世界的艺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必须如此真实，以至于读者能够相信它。" 其中点明了文学作品的创世性与跨主体性，唐人译佛经时有美学旨趣：“不即不离，无缚无脱”（罽宾所译《圆觉经》卷上）。与此相合，荷马不仅将希腊人丰富而庞杂的神话体系融入历史中，刻画出独特的希腊悲剧美学，立一人之功绩（文学、史学、诗学、神话学），更反映民族气质，体现时人精神底层的叙事逻辑，堪称丰碑。荷马所构建的戏剧宇宙中最重要的主角便是神祇与英雄，几乎所有叙事的复杂性都要归结到人物的复杂性上，这也是十分便利的文学方法，因为宇宙间众多价值，往往需有灵魂之凡人承载、演绎，方使得宇宙精神所撰写的剧本可以演出，使之获得艺术之实现。理念之伟大，首先在于践行理念之人伟大。

阿基琉斯便是荷马塑造的英雄典型，同样的，作为英雄，他更加深刻和充分地体现了始终萦绕在希腊民族性之上的悲剧性。他在“受蛊惑/愚痴”的状态下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与所造成的系列后果可以归结为：“两次愤怒及其困境”。第一次愤怒是对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愤怒，其中蕴含四大要素缠绕形成的三重困境：神权、王权、荣誉（社会评价）、“愤怒”（内在情绪体验），召开公民大会与否（神权——王权），为守护荣誉而杀死阿伽门农与否（神权——愤怒），接受阿伽门农求和与否（愤怒——荣誉）。在这多重要素的冲突之下，阿基琉斯的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偏狭，都意味着放弃某些要素；也许在同时期某个普通希腊人身上也会发生这些困境，但他们往往采取十分常见的解决方式，以至于落入庸俗，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便是遇常人所不遇，行常人所不行，将整个希腊民族的悲剧命运凝结在自己身上，并以绝对的悲剧结局（战死沙场）来终结整个困境。第二次愤怒是对赫克托尔的愤怒，其中亦有四大要素缠绕形成的三重困境：友情、荣誉、生命、“愤怒”（内在情绪体验，在此表现为仅仅以为好友报仇而参加战争，而非为了城邦和荣誉而参加战争，去客观精神后的主观意志），执意阻止好友参战与否（友情——荣誉），为报仇而与阿伽门农假意和好与否（愤怒——荣誉），战胜赫克托尔与否（生命——荣誉）。同上文分析一样，阿基琉斯的所有选择都在一步步将他推向死路、绝路，他的悲剧是真正的、最伟大的、也是最值得畏惧的悲剧。

那么阿基琉斯的悲剧是必然发生的吗，是否有其他调和的可能呢？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所有戏剧人物都必须被放在整体叙事框架中讨论，就像所有历史人物必须在其所在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一样。阿基琉斯的悲剧是希腊式的悲剧，他的悲剧体现了整体希腊民族的悲剧性，因而他的悲剧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若不脱离其历史时代局限，仅考虑现实情况及其可能性，则阿基琉斯不可能有其他调和的可能。而事实上后期希腊人已经探索出了类似“僭主政治”这种可供阿基琉斯靠军事血洗与政变上位的可能，但这种情况事实上不可实现，就像司马氏以叛乱的完全不合乎政治规矩和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形式篡夺曹氏政权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行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极其难以复刻一样，只有民族精神腐朽到民族共同体已然不尊重其理念其精神内核的时代，这种在旧道德看来极为恶劣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而阿基琉斯生活的时代，还是人神共存的时代，还是希腊未完成从“诗学”传统走向“哲学”传统的时代，希腊人始终未完成彻底的“绝地天通”，这就导致了希腊精神及深受其影响的西方文明精神中的“理性”始终受到神性的影响；在一个如此神圣的时代，在一个世俗化的个人尚未形成的时代，在一个个体主观精神还不被民族共同体接纳为原则的时代，阿基琉斯如何能有更进一步的拯救呢？

我们可以从希腊走向罗马的历史之变中理解“英雄”诗学内涵的崩溃与“阿忒”的去人格化，即个人冲动被纳入“理性”内涵的巨大历史转化，而这也是历史的精神现象学给自身寻得的解救之道。正因此变化，历史才会只诞生一位“阿基琉斯”，阿基琉斯的悲剧便被古罗马的世俗化、法权化的个人取代，这意味着一整个时代风度时代气质的转变，这才是大开大合的历史运作。凡重要之物，皆有赖于决断，理性是愚痴的副产品。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决策并非仅仅依赖于理性分析，而是需要决断力和直觉。这种决断往往基于对价值的深刻理解和对情境的敏感把握，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计算。因此，理性不仅仅是一个分析和计算的工具，它也与我们的情感、直觉和价值观紧密相连。尽管理性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但它也可能引导我们走向错误的道路。例如，过度依赖理性分析可能会导致忽视直觉和经验，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做出不理智的选择。此外，理性的自负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而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做出过于简化的判断。希腊文明的衰落和罗马帝国的崛起，标志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罗马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在野蛮与文明的新一轮融合中寻求更高级的制度与秩序的努力。这一历史之变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也是文化和思想的融合，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理性、道德和制度如何在历史进程中演变的视角。这一点可以从古希腊人格神转向理性的去人格化的概念或理念来理解。阿忒的形象代表了一种超越理性的力量，她的存在意味着古希腊的人神关系（根本上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尚处在天人未分、人类被自然充分支配、在历史的潮流中找不到自我、任何人类文明归根结底都是对神的供奉这种原始宗教阶段。在古希腊宗教中，神化的自然和自然的无目的性是并存的，神的介入似乎是对自然机械性的绝对性的辩护。这种观念引出了关于神的本质和宗教信仰的深刻问题：神从何而来？宗教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观？这一张力最终被发源于中东、以异教身份传入罗马、并最终成为罗马唯一正教的基督教承接，它将古希腊原始宗教的精华吸收进来，并重新为西方文明赋能，于是历史慢慢进入了中世纪的教会神权时代。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这一历史之变被表现为“伦理”“教化”“道德”的演进（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二章精神），传统的伦理观念强调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这种自然的原则被宗教分裂为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一历史阶段被黑格尔表达为“教化”）后，精神再度谋求自己的和解，就走向了道德，道德则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内在信念和价值观。随着理性的再定义，我们看到了一种从伦理到道德的转变，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而这也是历史为每个时代中的个体寻得的解救之道——放弃做一个英雄，选择去做一个普通人吧；在我们的时代，小民亦有自己的生存之美学、生存之神学。

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了英雄悲剧的双重性：一方面，阿基琉斯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他的英勇和荣耀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另一方面，他的选择和行为在悲剧中找到了救赎，他的名字和故事成为了永恒的传说。在历史前进的张力中，阿基琉斯实现了自身的拯救：坦然接受一切宿命，并以赴死的决绝迎接任何冲突与矛盾，哪怕这一冲突与矛盾导向的是时代、民族共同体守护价值的残缺。人类的赞歌就是对勇气的赞歌，阿基琉斯的宿命与拯救，不仅是对英雄悲剧的颂扬，也是对人类在面对不可阻挡之物时所做出的勇敢选择的赞美。通过阿基琉斯的故事，荷马戏剧宇宙传达了一个永恒的信息：在历史永恒的建立又毁灭的辩证法中，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永存，无论何种时代都需要英雄，只是已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英雄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没有时代的英雄是可悲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