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衿 · 毕业 | 阿Q形象解读——以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为基础（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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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形象解读

——以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为基础

指导老师按语：

今年我指导的一篇本科毕业论文在答辩过程中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争议”，有答辩老师指出：一位本科生能否将《阿Q正传》解读出新意？

由此折射出的更大的问题是，创新是否为本科毕业论文的必需？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应该以专业研究者的标准还是以青年学子的标准？这些问题自可慢慢商榷。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近些年指导、评阅的本科论文，越来越不敢触碰已有研究浩繁的经典作家、经典文本，却频频以一些并无多大价值与意义的小众作家与文本为研究对象，其背后的选题策略或许恰是对论文“创新性”的顾忌。

因此，当潘婧同学汇报选题时谈及她一直喜欢鲁迅的小说，想以《阿Q正传》作为研究对象时，其勇气与锐气很让我欣赏。在爬梳已有研究的过程中，该同学阅读了很多前辈学人的一流的文章，这何尝不是学养的积淀与视界的开阔。

最终完成的论文不敢说有所创新（其实，“中间物”一节的论述是有创意的，对叙述主体与阿Q主体的前期超然、后期融合的论述以及将此“形式的意味”与“中间物”意识勾连的论述颇为出彩），至少还是有意义与价值的。河南师大、浙江师大、广西师大等诸多鲁研界的师友也纷纷就论文的整体给出了肯定的意见。

承蒙云昊兄的激赏，愿提供平台将此文予以推介，我自是欣然写按语，愿该文及其周边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探讨，亦作为本科教学的一点交流。是为记。

——张勐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

潘婧，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本科毕业生。

摘 要

阿Q作为鲁迅经典作品《阿Q正传》中的核心人物，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并未僵化、类型化为一个仅仅具有文学意义的案例。阿 Q具有文学以外的现实意义，甚至拥有超越文学阐释框架的永久生命力。为了探寻这种永久生命力的来源，本文以政治革命研究范式、思想启蒙研究范式、主体意识研究范式三种鲁迅研究范式为基础，采取文献研究法与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形式，探讨了阿Q形象所具有的政治性、阿Q投身革命的深层原因及阿Q真正参与革命成为政治主体的可能性；例举了阿Q卑怯陋劣、自我麻痹、恃强凌弱、奴性深重的国民性特征；发现了阿Q短暂的精神自觉、自我意识和不被麻痹时灵魂所具有的革命潜能；梳理了《阿Q正传》中后部叙事主体与被叙客体情感与精神上的融合及其中所体现的“中间物”意识，从政治、革命、国民性、灵魂、“中间物”等角度，对阿Q的形象进行了解读，希望本文对相关《阿Q正传》的理论研究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阿Q正传》；政治革命；思想启蒙；主体意识；鲁迅

壹

选题背景及意义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白话文的先锋和五四运动的执旗手，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其“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足可见鲁迅文化地位之高。上世纪初至今，中国社会经历了五四运动等种种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即为知识分子阐释各式文学作品的“文化热”，鲁迅的作品也因此成为文化新启蒙的重要资源与典型案例，源源不断为新兴现当代作家们提供养料。《阿Q正传》[2]作为鲁迅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富魅力的作品之一，在距发表已过百年的今天也仍然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去深入阅读与研究。

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是《阿Q正传》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分章连载的时长，距今正好也是一百年。[3]《阿Q正传》全篇仅2.1万字，总共九章，发表后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长篇小说并列被BBC选入77部对世界具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名著之一，至今已有四十多种译本，足见其不为其他文学作品所淹没的特殊性。要评价《阿Q正传》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正如茅盾曾言：“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4]阿Q作为鲁迅经典作品中的核心文学形象，为众人所熟识，成为大众知识的一部分。但与其他鲁迅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如孔乙己、赵太爷等不同，阿Q并不只是存在于教科书中的一个刻板的文学形象，人们提起阿Q并不像提起孔乙己般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鲁迅创作出的小说人物，而是惴惴不安，生怕鲁迅写的阿Q其实是在写自己。哪怕是一百年后的现在，人们也仍能在周围人的身上发现阿Q的影子，仍能看见作事如阿Q般的人。可见，阿Q的形象具有文学以外的现实意义，甚至拥有超越文学阐释框架的永久生命力。

为了阐明文学形象阿Q经典化却并未僵化的永久生命力的来源，及《阿Q正传》虽过百年却仍熠熠闪光的当代价值，笔者根植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思想启蒙研究范式、主体意识研究范式三种鲁迅研究范式，提炼主题、分类阐述，从政治、革命、国民性、灵魂、“中间物”等角度对《阿Q正传》进行了解构与再建构，以期较为全面地解读阿Q的身份、观念、作为。

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鲁迅的研究与创作热情依旧不减，受鲁迅思想辐射及效仿鲁迅者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提供鲁迅研究方法论，立足鲁迅生平、著作、言行等，研究、归纳鲁迅思想、形象及其意义者，如郜元宝《鲁迅六讲》，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汪晖《反抗绝望》，竹内好《鲁迅》等；从鲁迅的小说、散文、现代诗、杂文等等不同创作方面，将鲁迅归类为 “文学家”、“人之子”、“人之父”、“左翼作家”、“革命同路人”、“批评家”等等不同身份者；探究鲁迅作品中特有的以“力、忧郁、古朴、神异、幽默”为显著特征的美学，归纳分析“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立人”思想[5]和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的普遍规律者；对鲁迅所创作出的典型文学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者，如韶华《阿Q后传》，续写阿Q大难不死而后遭遇的坎坷人生，陈国凯《摩登阿Q》，将阿Q置于灯红酒绿的摩登时代，用“旧的躯壳寓以新的灵魂”，表达对当下现实的讽喻，张金良《阿Q的幸福生活》，塑造了与鲁迅原著整体批判性立场不一致的正面形象阿Q，探讨了阿Q受环境影响发挥性格中正面因素的可能性等；受鲁迅思想辐射与渗透，创作效仿鲁迅的写作形式或创作思想内涵与鲁迅有相通之处者，如莫言《酒国》、《檀香刑》，采用了荒诞的手法描绘了与鲁迅作品中“吃人”主题一脉相承的晦暗、闭塞且阴森的社会环境和麻木、恶且不自知的“看客”，刘恒《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活生生的又是一个擅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痹逆来顺受，奴性深重，只是生在了现代的“阿Q” ，萧红《呼兰河传》，台静农《地之子》，阎连科《受活》等。[6]

参照百年鲁迅研究史及各类著作，本文将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大致整理归类为三种范式:根植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具有历史性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体现鲁迅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及其强烈精神感召力，研究鲁迅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关联性的思想启蒙研究范式；立足于鲁迅的主体意识并返观其小说创作，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及主体生存感受的丰富性、复杂性的主体意识研究范式。

本文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与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形式，以课题内容为中心，综合文献资料，了解《阿Q正传》的评价、阿Q文学形象的诞生历程及其发展，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从而较为全面、正确地得出研究结论。

贰

参照百年鲁迅研究史及各类著作，我们可以将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大致整理归类为三种范式:根植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具有历史性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7]体现鲁迅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及其强烈精神感召力，研究鲁迅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关联性的思想启蒙研究范式；立足于鲁迅的主体意识并返观其小说创作，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及主体生存感受的丰富性、复杂性的主体意识研究范式。[8]

首先是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在鲁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中，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这一极高的评价使得在文革这一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时期，从鲁迅作品中解构、概括政治意义成为了学术界重要的任务，也奠定了鲁迅研究论证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之间内在联系的总体基调，掀起了一股从政治革命角度研究鲁迅作品的热潮。《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底层农民[9]形象，陈涌等学者运用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对阿Q作为底层受压迫农民的形象进行了深入挖掘，论证了中国社会对农民的压迫必然使农民走向革命化，但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思想麻木不仁，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思想引领者与先驱脱离群众、软弱消沉，无法充分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得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然走向失败。表现在阿Q正传中，就是农村响应革命却最终失败，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革而只是找了阿Q这样的替死鬼草草砍头了事，围观的群众也只是试图从这砍头的景象中获得乐趣，其麻木不仁的思想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同样受文革政治狂热及其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影响，鲁迅小说的研究逐渐走向偏颇，其结果表现为将“作家鲁迅”上升到“革命家鲁迅”再到“党的鲁迅”[10]，将鲁迅推上神坛，化为各种政治符号和党派斗争的道具。在文革结束后，鲁迅研究界基于历史反思后的学术自觉，提出了“还原鲁迅”的口号，以王富仁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11]为标志，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启蒙研究范式。[12]此范式批判“鲁迅研究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开始注意到鲁迅作为独立个体而不是政治符号的存在，将鲁迅研究去政治化，转而挖掘鲁迅的启蒙意义，建构“启蒙者鲁迅”，实现了对主导中国鲁迅研究界“革命家鲁迅”固有范式的反拨，开拓了崭新的带有启蒙精神与批判色彩的人文传统。[13]而在思想启蒙研究范式产生之后，学界广泛地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再解读鲁迅的创作，《阿Q正传》由于其白话内容与史传结构相结合的特殊文体，被视为将文化领域文言文体与白话文体的斗争移植到小说叙述中的教科书，因此成为了文体革命家鲁迅的又一次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后为杂论家、文学批评家们所争相效仿，众多仿效《阿Q正传》文体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八九十年代由汪晖、钱理群、王晓明、孙郁、吴俊等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共同建立了完整的主体意识研究范式，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汪晖及其著作《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4]汪晖从自我精神史的角度，全面地将鲁迅的主体意识与其小说创作结合起来考察，从内部探寻鲁迅小说作为完整的文学统一体所具备的统一基调和内在精神线索，用“历史中间物”作为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并将“反抗绝望”作为这一中间物走出自我、超越自我的绝对命令，将鲁迅小说中的复杂精神世界与鲁迅的主体意识关联起来，建立起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鲁迅形象，掀起了一股文学自主性浪潮，对中国文坛固有的“文学政治论”、“机械反映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以汪晖为代表的主体意识研究范式将鲁迅的主体意识与其小说创作结合起来考察，从内部探寻鲁迅小说作为完整的文学统一体所具备的统一基调和内在精神线索，凸显出鲁迅这个独特的创作主体凝聚着的众多社会历史矛盾的中间物意识及其中传达的自觉而又深刻的感受，体现在鲁迅小说中就是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对“死”和“生”的人生命题的关注和以乐观主义为根本的“悲观主义”的认识，这点在《阿Q正传》中也有所体现，后文会对此进行具体阐述。鲁迅丰富且复杂的主体意识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探究给予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从而生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同政治革命范式过于受政治因素与大环境影响、思想启蒙范式过于受已有思想理论框定一样，主体意识范式也难免会过于受研究者自我意识的干扰而偏离作者的原意。为了更贴近鲁迅的真意，要研究鲁迅就要回归到鲁迅的著作上来，从其思想、意识反观其文学创作。

已有的三种研究范式为研究鲁迅提供了范例与捷径，使后来者在花费更少时间的同时，得以较为精深系统地理解鲁迅及其创作。但我们也要看到，当今鲁迅研究有着同质化的不良趋势。一是将鲁迅神化、完美化，成为了被“赞美修辞学”所支配的一言堂；二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现有的中国教师考核制度迫使高校教师为了自身发展对鲁迅进行消费，重复性研究、空泛化研究现象严重，所撰写出的文章并没有革命性的影响，研究也逐渐趋于碎片化、学院化。[15]在这种复杂的纠葛之中，承认和充分吸收多种鲁迅研究的范式，进一步作出价值选择，从原著中探索鲁迅思想价值及其在当今社会的可行性是十分必要且有效的。

叁

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下的阿Q

无名无姓，无家无眷，籍贯渺茫，再加上游手好闲，我们便得到了我们这一个仿若不存在又仿若处处存在的无业游民阿Q了——然而虽是无业游民，又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从参与政事，更别说掌权，于政治仿佛无半点关系一般，阿Q作为社会的一员，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分化所产生的政治性。其并非真如表面上一无所有那般无牵无挂，而是依托于“未庄”这个小社会而存在，同王癞胡、小D之流一同被划分为社会阶级的最底层，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存资料，按马克思的阶级论划分，是为无产阶级。

产生革命的条件，一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二是革命的客观形势。划分了阿Q的社会身份，确定了阿Q作为被压迫的社会底层阶级，具有革命的主观条件，还要确定阿Q所处的地域范围，确定客观形势，才能具体地探讨阿Q与革命的联系。我们可以从《阿Q正传》中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影子，感受到这是一部中国的小说，描述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体，《阿Q正传》的叙事与说书人式的市井文学有些相似，阿Q的生平以第三视角叙述，是由一个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隐含作者冷眼旁观了阿Q的一生后，再以说书般的口吻叙述给作为读者的我们的。正如听说书一般，我们听阿Q如何精神优胜，如何失业，如何上城，如何革命，又如何终落了个被砍头的下场，从阿Q的故事中感到快意且恐慌；二是背景，赵秀才与假洋鬼子革的静修庵的命，便是辛亥革命的写照，只不过把孔家庙里的孔子塑像换成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而夹袄、长衫、辫子之类，更是再明显不过的晚清才有的生活烙印；三是思想，只有在为封建帝制所苦已久，又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中国，才能孕育出为传统观念所深刻浸淫的赵太爷之流、被时代浪潮裹挟，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的赵白眼阿Q之流、受西方观念影响，剪了辫子，宣扬革命的赵秀才假洋鬼子之流。

《阿Q正传》的文体、背景、思想都是政治化、本土化的，鲁迅用《阿Q正传》能动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响应革命、革命失败然后遗老化的真实图景[16]，用阿Q参加革命只是想逞破坏掳掠之欲，而本应受西方思想“开化”的假洋鬼子参加革命也只是破坏掳掠逞一时之欲，说明辛亥革命所点燃的火种并未在普罗大众的心中发芽，所引进的民主共和的观念只被脱离劳动阶层的知识分子所知晓、接受，并未如预期那样广泛、深入传播，上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赫赫战果也未能改变下层尤其是底层农村已被封建思想潜移默化的现状，从而以文学返观政治，论证了不根本、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性，即可以将《阿Q正传》看成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个人的人生历程是与社会大背景的发展变迁所紧密相连的，其被枪毙的命运也是由革命未能触动基层社会秩序所直接导致的。在未庄所发生的举人老爷、赵府家的号咷和看客们的不尽兴则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为袁世凯窃取、作了帝制嫁衣的缩影。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而且还是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阿Q为何会“投身”革命。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且在阿Q去革命之前，他还沉溺在“女人，女人！……”“女……”的思想之中，他在革命中也并未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更何况他也并未于未庄有什么深仇大恨，一定要手刃什么仇人，或者进一步说，这样一个一向得过且过的阿Q，真的仅仅会因为“革这伙妈妈的的命”这样突然闪过的想法就要去革命吗，在他明知加入革命党是杀头的罪过，且一向认为革命党碍他的事的前提下？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鲁迅写作意图的本身。鲁迅曾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17]这便显然是在说，阿Q的革命并不仅仅是阿Q个人的革命，而是中国的、社会的革命在阿Q个人身上的体现，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浅层次来说，阿Q参与革命自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但从深层次来说，他参与革命何尝不是出于想要通过革命掌握生杀予死大权的隐秘愿望？革命让阿Q真正看到了改变自己所处环境乃至改变自己既有阶级的可能性，因此只要这可能性还没完全破灭，阿Q自然“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了。说到底，这其实是鲁迅对公共性的关注渗透到《阿Q正传》中所产生的结果。

鲁迅对于公共性的关注体现在《阿Q正传》中对阿Q参与革命的实践性的描写，和阿Q失了业出门，脱离生理需要、漫无目的地索求着的“公意”，这份对“公意”本能的索求中蕴含着阿Q真正参与革命、由政治客体转为政治主体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是广泛地存在于被压迫着的农民心中的，是被漠视、噤声了的民众的普遍意志和心声，由深入了解贴近革命进程但并不亲自投身革命的“革命同路人”[18]鲁迅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到，再由作家、文学批评家鲁迅以文学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完成了政治现象的文学化，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用阿Q的寓言转为获得政治领导和政治意识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说，只要中国发生了革命，那阿Q和如阿Q般的人也就必然会加入革命，从而多出许多阿Q和阿Q似的革命党。但是显然，阿Q是不懂什么政治领导自由意识，什么改朝换代天下大同的，他只知道加入革命就有了暴力和掳掠的正当理由，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阿Q的革命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单纯的逞欲，放在“阿Q”似的革命上，便是只反抗自己所切身被欺压着的恶，而对产生恶的根源毫不关心、甚至于视而不见。这样的所谓革命也显然是毫无用处的，其结果也必将走向失败。只有在“精神胜利法”失效，使阿Q被迫直面自己的真实处境并感到失败般的无所适从时，才会产生变化和真正革命的契机，并使阿Q在那一瞬间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政治主体；要想彻底地革命而不是旧酒装新瓶，也需要民众直面自身所处的真实环境，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命运并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政治主体才有可能实现。

思想启蒙研究范式下的阿Q

一说到国民性问题的探索，便是鲁迅。探索、分析、展现并批判国民性，是鲁迅终身所进行的事业。鲁迅亲身经历了国势风雨飘摇的晚清、改良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亲眼见证了晚清救亡图存、顽固派的挣扎和新思想的引进、时代的剧烈变迁，抱着满腔救国的热情学习技术以期为国效力，学习医学乃至弃医从文也都是基于他的爱国民族主义情感和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亲眼所见所感麻木、愚昧、于己之存亡危机浑然不觉甚而以同胞之被害为趣的国人思想灵魂之害，甚至于他自己的父亲就是死于这样一种毫无依据却根深蒂固的愚昧所纵容滋生出的庸医之手，他对病态国民性之认知深刻、痛切，不言而喻。

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19]，也为了“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20]，鲁迅创作出了《阿Q正传》，创作出了阿Q这样一个几乎融合了国民性所有病态的因素的集大成的典型形象，或者说典型病例。阿Q病在何处？病在安于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病在扭曲虚幻的精神自我满足与欺骗，病在恃强凌弱、卑怯贪婪的劣根性，病在卑下的人生价值认知和实现方式，病在动物般的无思想和麻木、容易忘却，病在畸形、虚伪且双标的道德观，还病在根深蒂固的奴隶性；正是以上几点，构成了这样一个病态的国民性的阿Q。[21]

鲁迅于《漫与》中有云，“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22]试看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被闲人们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几个响头，甚至于到最后不明不白就被抓起来审问了——这总该生出一些不平与愤懑了吧？然而阿Q做了什么呢？托庇着被赵太爷打了嘴巴的名气得意了许多年，自轻自贱自己是虫豸，甚而从这“史上第一”的自轻自贱中寻出一股得意来——这可确乎是个“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奴才了。此外当他无故被抓，见到大堂上代表权势的满头精光的老头子，第一反应不是辩解自己并未参加革命党云云而是自然而然地跪下，也可见其早已自觉将自己归入任予任夺的奴隶阶级，对其认为比其地位高的上层阶级有着本能的卑怯和顺从。更何况从阿Q身上也并寻不出半分对奴隶生活的不满，割麦舂米撑船，能换口饭吃，喝酒赌博，便沾沾自喜甚至于飘飘然了；阿Q也极容易被满足，自恃“先前阔”、“见识高”，见识过城里的条凳和煎鱼，因此鄙薄未庄人可笑，并从这种鄙薄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这种卑下的精神自我满足扼杀了阿Q拥有更高精神追求和自我提升欲望的可能性，让阿Q永远是阿Q，到死为止，甚至死了之后也不会有任何提升，最终湮灭于泛泛之中，不会对既有历史及其奴隶般的处境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卑下的人生价值认知导致了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而其扭曲虚幻的所谓“精神胜利法”则把那间或在直面真实生活时所产生的苦痛也一并淡化，从而如温水煮青蛙般，将阿Q和如阿Q般的奴才们生生世世地浸淫在奴隶生活中，还不知反抗，甚至于以此为荣，这是阿Q所体现的国民性卑琐、自我麻痹的一点。然后便是鲁迅深恶痛绝、无数次口诛笔伐的恃强凌弱的国民劣根性，即“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23]、“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24]

这点在阿Q身上体现的再淋漓尽致不过。遭了闲人们打了，便捏住辫根歪着头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要遭假洋鬼子哭丧棒拍了，便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他知道打他的或是体力胜于他，或是社会地位胜于他，便绝不反抗，哪怕不打他，在一看便有些来历的满头精光的老头子和满脸横肉的人们的目视下，他便站不住，身不由己地蹲下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这是对更强者的卑怯。而一旦他认为他所对的是比他社会地位还要卑下的如王胡小尼姑小D之流，他便有了百倍的勇武，不仅敢于甚至急于去逞自己之能，“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这是对更弱者的愤怒。还有他幻想自己当了革命党掌握生杀大权，要杀光未庄的鸟男女并掳掠尽他们的家产所表现出的“狮子似的凶心”，要结识革命党洋先生所表现出的“兔子似的怯弱”，见哭丧棒要拍下来指着近旁的孩子分辩“我说他！”所表现出的“狐狸的狡猾”，都是卑怯的国民劣根性再典型不过的表现。

生活卑微如阿Q，凭自己在社会上实现价值是不可能的了——何况就算给了他可以改变生活的一褡裢银的铜的钱，他也仍然是阔聊吃酒，与先前赊账买酒并无什么分别——在无从追寻“公意”的这样一个社会里，依附强者以获得上等奴隶的地位和凌虐更低位的奴隶，便成为了阿Q的生活准则与人生价值所在。最为可悲的是，鲁迅用漫画般的笔法向我们展现了恃强凌弱苟活的并不止阿Q一人，阿Q拧比他地位更为低下的小尼姑的脸，发出“十分得意”的大笑的同时，旁观了这一切的酒店里的人们，不也“九分得意”地哈哈大笑么？被阿Q出言挑衅，自贱“我是虫豸，好么”的小D，在发现阿Q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他之后，不也毫不退让地咒骂“妈妈的，记着罢”么？还有本无比贱薄阿Q的赵太爷，在以为阿Q加入了革命党时，也至于“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喊他“老Q”了。这种劣根性之所以能成为国民性，便在于其并非只存在于特定的个人身上，而是作为一种共性广泛地根植于社会之中。只要有上下阶级，便会存在向上级摇尾乞怜以图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奴才性的人，这正是鲁迅通过《阿Q正传》所表现的劣根性，即所谓国民性。鲁迅是为了避免相同的景象在现实中再演，才塑造了阿Q这么一个具有国民性的魂灵，揭出触目惊心的在现实中也同样存在的“病苦”，意图引起我们的“疗救的注意”，然后完成了历史使命的《阿Q正传》便可以如他所愿速朽了。可惜的是，比起“疗救”的注意，《阿Q正传》引起的更多是对作者描写的阿Q是否就是自己或者自己身边人的怀疑，在知道所指并非自己打消怀疑后便陷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安详之中，即只有“注意”而没有“疗救”了。哪怕是今天，我们也仍然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周围人身上发现阿Q精神特质的影子，这就证明《阿Q正传》在现代也有其国民性的实例，不能如作者所愿速朽，而是应当在现代继续发挥它的警醒作用。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这是关于阿Q的灵魂，我们所能从原文中唯一能够找到的语句。现实主义者或许会提出疑问，一个如阿Q这般麻木、愚昧的农民，会有灵魂被咬啮这种形而上的主观精神感受吗？或者说，一个没有自我思想，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如阿Q这般的空壳，可以算是有灵魂的吗？私以为此处的灵魂并非写实主义性的，而是鲁迅以超现实主义的笔法所描绘的一种具普适意义的意象，即即使如阿Q也拥有的潜意识领域的生存本能，是一种求生的、乃至革命的潜能。

没有任何身份依据与归属的阿Q，于一般的“史传”来说，是没有其个人的立身的，因此阿Q所有的也不是他个人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与灵魂——他实际是作为一个沉默的国民灵魂的具象化存在的。[25]鲁迅写阿Q，是在痛切地实感了国民灵魂间的隔膜和共有的麻木的沉默之后，“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26]是试图以自己诉诸笔端的“呐喊”，唤醒铁屋子里如阿Q一般沉睡着的抑或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痹着的人们，而要唤醒的，便是铁屋子里的沉默的国民们的、也即是阿Q们的灵魂。这灵魂平时是无从显现的，甚至仿佛完全不存在一般。只有在处于对生存环境的真实感知下产生的直觉判断，才能突破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叙述与粉饰，短暂地与真实命运获得契合，使其由叙述的客体脱离出来，获得与其麻木精神所不合的自我意识，从而被赋予了思想，这思想中又蕴含着去追寻所没有追寻过的、革命的潜能，和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个体所拥有的生命的尊严。

说到阿Q们的灵魂中所蕴含着的革命潜能，便不得不回到革命上来。辛亥革命使中国的农村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震动，至于阿Q这样十分落后甚至大字不识一筐的底层农民都动起来了，封建统治阶级如受科举余荫的赵太爷之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恐惧和动摇，所有未庄人几乎都快意且恐慌地期待着什么从所未有的大变革的发生——。然而这变革终至没有发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换了一批官的名头，损了哪家倒霉蛋的钱财，又砍了几个运气不好被逮起来当了替死鬼的反贼，除了利益相关者发出不得已的号咷，未庄人的心是又日见其安静的了——甚至还要埋怨这死囚何等无趣，临刑前甚至连一句戏都没有唱，害他们白跟了一趟。为何如此？只有内部的引发性的原因和外部的产生性的原因同时发生，使人们对自身的固有境况生出生存性的怀疑，产生剧烈的、全盘的、根本秩序变迁的革命，才可以避免不过是换了一任统治者的历史的循环，革命的成果不被窃取也不可逆转，得以走完发生——进行——完成的全过程。

辛亥革命颠覆了皇权，建立了共和政体却最终失败，就是因为缺少了内部的引发性的原因，民众只是由皇帝的奴隶变为共和的奴隶，始终没有摆脱奴隶的国民劣根性、产生革命的自觉，为圣经贤传所统治着的精神的秩序仍在，国民的灵魂也仍然被关在铁屋子里，即使再来几次革命，也不过是历史的循环。同理，放在阿Q身上，只要他的精神胜利法仍能起效，他便仍然只会认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不过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罢了。但是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善于使用精神胜利法自我欺骗如阿Q，也是有精神胜利法失效、感到失败的苦痛的时候的，而只有从这感到苦楚的瞬间，才能寻到解放灵魂、突破历史循环的革命的契机。

这样的契机，在《阿Q正传》中总共出现了五次。[27]第一次是在混乱中失去了赛会赢来的洋钱，物质的、切实的失去使得精神上说自己是虫豸、钱被儿子拿走了的挽救手段失效，然而阿Q打了自己两个嘴巴，自欺欺人地把矛盾转移到自己打自己上，那一瞬间的失败也就悄然消散了。第二次是被认知中地位比自己更低下的王胡打了，打破了阿Q自己为自己编织的等级秩序，短暂地突破了阿Q的自我叙述，让他无法为这件事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能“无可适从地站着”。但是他仍然很快便找到了新的拯救，遗忘之快，甚至连上一个失败的瞬间都几乎没有经历过。第三次是向吴妈求爱，这一行为完全出于本能，即使在吴妈跑开后，他仍然对着墙壁发愣，仿佛觉得有些糟——此次与之前不同的就在于，这是阿Q的性本能首次突破了“男女之大防”的道德观念和他自己也尊崇着的森严的等级秩序，是一种无意识的“造反”，较之前的失败感多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但还不至于转变。直到第四次，转变出现了。从失去衣服感受到的切肤之寒，到吴妈之事传出后女人们对他突然转变了的态度，再到酒店不肯赊欠、老头子喊他搬出土谷祠、没人喊他做短工，这突然出现的许多世上的古怪使得阿Q无法再回到他所安然的常态，更何况生理性的饥饿又无法使他安住，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这里的叙事也有些微妙的转换，不是之前全知的说书人的视角，而是将阿Q的视角带入叙述，渗透了阿Q所主观体会到的切肤之寒及饿，我们仿佛也能感到徐徐的惬意但对于阿Q来说还是太寒冷了些的春风拂过脸边。但是转变也即发生于此——要出门“求食”的阿Q，竟不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了。他走过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但是他又不知道他求的是什么，他只是继续走着他的“求食”之道。而且在此时，鲁迅还借阿Q之眼描述了一幅田家乐的风景描写，“粉墙”、“新绿”等词还带了些抒情的意味。阿Q为生存本能所支配，他的眼中本不应该出现与生存无关的风景，但是它出现了。风景的出现源于他此刻对食物——即生存丧失了片刻的欲求，客观世界得以短暂地突破其封闭的内心世界，呈现在其面前，从而赋予了阿Q他所从未有过的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感，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于自己所求的无知，也在这一瞬间，有了个体的灵魂。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阿Q感到精神胜利法失效的苦痛，是在他被众人围观、喝彩，游街去刑场的时候。人们的眼睛与四年前的饿狼的眼睛连成一气，幽幽地、鬼火般地穿透了他的皮肉，咀嚼他的话，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他的灵魂。如果说之前阿Q在“求食”之道中被赋予的只是模糊的灵魂的感知，那么在喝彩的人们的注视下，在极端的害怕和恐惧中，阿Q才终于得以区分“皮肉”和“灵魂”，只能愉悦皮肉的自我的精神胜利法彻底失效，将阿Q灵魂的自我赤裸裸地暴露于食肉啖血的恶的目光之下，使阿Q体会灵魂被撕咬的痛楚，而终至要发出那一声“救命，……”的呐喊。

鲁迅借由这五个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探寻了麻木的国民性灵魂产生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和其中蕴含着的“觉醒”的契机。虽然这瞬间每次也不过几秒，瞬间呈现又迅速被压抑，但正是这些瞬间的得以存在，提供了阿Q作为活生生的人生命的痕迹，和打破圣经贤传的秩序、实现革命创造，最终唤醒国民灵魂的可能性。与其说《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普遍的国民性的灵魂，不如说《阿Q正传》提示了唤醒这样国民性灵魂的可能性。

主体意识研究范式下的阿Q

“中间物”一词出自《写在〈坟〉的后面》，[28]是鲁迅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它标志着鲁迅的写作由黑暗、痛苦、矛盾转向明朗，也标志着其“彷徨期”写作阶段的终结。[29]“中间物”也是鲁迅对于自身写作意义的定位，体现了他对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解。鲁迅作为新时代第一批接触新思想与新潮流的先觉知识分子，痛切于目之所见的黑暗，又同时被锢于由旧封建思想文化及其深刻广泛的影响所构成的复杂特殊的现实环境中，深知背负“古老的鬼魂”的自己是无法亲见将这黑暗驱散的未来的，只能“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因此致力于以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奋斗，作“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呐喊”，“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历史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正可以说是鲁迅为反抗绝望和“鬼气”掷出的那一支投枪。[30]

鲁迅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他作为“中间物”的一部分，包括《阿Q正传》。我们可以将“中间物”意识的表现分为两个阶段：受新的思想与价值影响渗透，使自己获得“觉醒”的阶段；进一步认知到自己也是一个“罪者”，从而把自己从业已“委身”其中的新思想和新价值当中再次重新拉出来的阶段。在经历这两个阶段后，经历者的过去与未来都被切断，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重新赋予历史以意义，从而创造新的历史。一般认为《狂人日记》[31]最能体现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页都写着吃人，这是第一阶段；觉醒了的狂人发现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从而知觉到自己也未尝没有在无意识中犯下过吃人的罪业，认识到“难见真的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这是第二阶段。但是我认为，《阿Q正传》中，也暗藏着同样的“中间物”的价值观念。

《阿Q正传》里的世界是荒诞、封闭、脸谱化的，也是独特的、鲁迅式的，连亘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带来的新观念发生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制造了一个历史剧烈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年代，从而将人物置于历史的变革点上，迫使人物不得不做出选择，表现在阿Q等人身上，就是他们在一个完全混沌的状态，仅凭着生存的本能而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了历史的改变之中，最终个体被环境所裹挟成为历史浪潮的一部分，做出的选择又反过来作用于历史。而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作者将自己所获得的新的思想与价值记叙、融入作品之中，所创作出的作品又反作用于创作者主体，从而再次产生新的思想与价值。试看在小说开始，还是有一个“我”以全知的视角叙述，冷静地剖析、记叙发生的客观事件，沉默地注视着阿Q及其革命所必将遭受的悲剧结局的；然而当那结局迫近了，叙事的口吻却不再超然，逐渐融入越来越多的感情与悲悯，作为叙事主体的“我”逐渐与作为被叙客体的阿Q融合，所叙述的比起阿Q经历着的客观现实，更多地转向了阿Q自我的剧烈变化和漫长痛苦、逐步蚕食一切的精神炼狱过程——阿Q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阿Q失去了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而感到无法排遣的无聊，阿Q在众人的喝彩声中感到灵魂被撕咬的痛楚和死亡的恐惧。这里的“阿Q”其实都可以换成“我”，“我”在产生部分觉醒意识后对所处的世界感到迷茫，“我”感到被围观者的目光啖肉饮血的灵魂的苦痛，“我”恐惧没有意义的死且渴望被救赎。可以说，作为叙述者的“我”对阿Q的叙述和否定、批判，也就是对自己灵魂中所存在的“阿Q”相部分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抉心自食，欲知本味”[32]的自省，通过描绘和批判阿Q及其面临的必然的毁灭与绝望，警醒尚未遭遇但终将与阿Q末路同途的仍未觉醒的阿Q的族类，从而达到对“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反抗，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呐喊”。

鲁迅以对阿Q的观察和分析探寻其觉醒的契机与可能性，由外向的展露、剖析客观现实转向全面的自我观照、自我解析，将自己内省的、自知的人生感受融入阿Q的感受之中，产生的结果便是对历史局限性、自己的生存价值及悲剧性归宿的认知，即“中间物”意识。鲁迅和他创作出的人物共同感受着传统与反传统、新旧秩序的冲突，深感陈腐、愚昧的道德秩序之苦，洞悉自身蒙受着的旧世界沉重阴影，直面人生而后生出否定性的激情，主动否定历史，做出价值选择，发起斗争与反抗，战胜并超越被传统所制锢的现实自我，从而实现“转变”与“进化”，完成“中间物”的历史使命。[33]这也正是《阿Q正传》现代性的所在。只要仍存在着落后的道德秩序的荼毒，只要我们仍能从身边人中看见阿Q自我麻痹、裹足不前的影子，《阿Q正传》就仍具有现代价值，《阿Q正传》中所探讨的觉醒的可能性就仍有参考的意义。读者阅读《阿Q正传》，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否定阿Q的所做作为与所思所想，进而反省自己，做出价值选择，达到新的、超越的历史境界。

鲁迅及其作品作为“中间物”是有限的，是不完满、有缺陷的，但这种有限是相对于追求更好、更优秀、更有尊严与个体实现意义的价值等级秩序而言，同时也是作为“中间物”不断欲求、向“黄金时代”不断进取的动力所在，而为了摆脱当下的“不完满”状态，产生出的动力是无穷的。如鲁迅《野草·题辞》[34]中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死是必然的，它有着必死和朽腐的使命，只有旧的腐朽的事物的死才能带来新的有活力的事物的生，正如只有旧的失败了的阿Q们的革命被作为案例分解、吸收，新时代的革命才不会重蹈覆辙，这便是鲁迅的“中间物”哲学。生命的意义追寻是鲁迅作品的母题，他一生致力于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对存在着的不合理、不公正、无尊严、逃避予以怀疑、诘问、否定、超越，也绝不麻痹于已获得的成果，一直走在追寻终极意义的道路之上。[35]

鲁迅以其《阿Q正传》深深刺痛了读者的眼睛，迫使原本自安于现有生活状态的人们睁眼看这世界的不圆满，迫使人们去进行自我实现价值的终极思考，体验被钝齿咬啮灵魂的苦楚，于一片乐音中发出嘶哑的呐喊。有些人责诘鲁迅只是一直口诛笔伐而并未给出任何具体的如何做的方法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肯定与否定的悖论而没有给出概念性的断言。但是这正是鲁迅以其作品向我们直面、坦言他的迷惘与追寻再明显不过的铁证，鲁迅自身一直处于新的进取的思想与旧的封建的“鬼气”并存的双重矛盾处境之中，他并不知道如何根本破除他所见的黑暗，何况并没有成功的先例，这是他的迷惘；承认、立足自身的不圆满，以有限自任，嘲讽自欺的永恒，但又否定有限，不满于有限，批判有限，并超越有限，这是他的追寻，是辩证的、且螺旋向上的。[36]《阿Q正传》是鲁迅记叙在社会变革背景下个人迷惘与追寻的其中一部，阿Q为生存的潜能所产生的灵魂的迷惘与刺痛即是鲁迅对个人生存意义实现迷惘的写照，阿Q对他不自知的深层价值的追寻即是鲁迅自身对终极生命意义追寻的隐喻，是鲁迅自我定位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其中一部分，完成了揭露、批示现实的第一阶段，而在引起读者“疗救”的注意并完成凝视自省的第二阶段后，其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使命也就达到了。

结 论

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大致可以整理归类为三种范式:政治革命研究范式；思想启蒙研究范式；主体意识研究范式。阿Q作为鲁迅典型作品《阿Q正传》中的典型人物，经典化却并未僵化、类型化为一个单纯具文学意义的案例，而是因仍具现实意义与参考，拥有了跳脱框架甚至跳脱作品的永久生命力，这是因为：

1.《阿Q正传》的文体、背景、思想都是政治化、本土化的，鲁迅用《阿Q正传》能动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响应革命、革命失败然后遗老化的真实图景，由作家、文学批评家鲁迅以文学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完成了政治现象的文学化，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用阿Q的寓言转为获得政治领导和政治意识的问题。

2.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为了“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创作出了《阿Q正传》，创作出了阿Q这样一个几乎融合了国民性所有病态的因素的集大成的典型形象。

3.阿Q拥有革命的潜能，只有在突破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叙述与粉饰，短暂地与真实命运获得契合时，这种潜能才能被激发，鲁迅借由五个阿Q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探寻了麻木的国民性灵魂产生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和其中蕴含着的“觉醒”的契机。

4.鲁迅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他作为“中间物”的一部分，包括《阿Q正传》。鲁迅以对阿Q的观察和分析探寻其觉醒的契机与可能性，由外向的剖析客观现实转向全面的自我观照解析，将自己内省的、自知的人生感受融入阿Q的感受之中，《阿Q正传》是鲁迅记叙在社会变革背景下个人迷惘与追寻的其中一部，阿Q为生存的潜能所产生的灵魂的迷惘与刺痛即是鲁迅对个人生存意义实现迷惘的写照，阿Q对他不自知的深层价值的追寻即是鲁迅自身对终极生命意义追寻的隐喻，是鲁迅自我定位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其中一部分。

以上，在结合政治革命、思想启蒙、主体意识三种鲁迅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们从政治革命、国民性、灵魂、历史中间物四个角度较为综合地分析了典型文学作品《阿Q正传》中的典型文学形象阿Q，深入探讨了阿Q个人人生历程与革命的联系，阿Q投身革命的深层原因，阿Q真正参与革命成为政治主体的可能性；例举了阿Q卑怯陋劣、自我麻痹、恃强凌弱、奴性深重的国民性特征；发现了阿Q短暂的精神自觉、自我意识和不被麻痹时灵魂所具有的革命潜能；梳理了叙事主体与被叙客体情感与精神上的融合，“中间物”意识的产生及其体现，以期较为全面地剖析阿Q的身份、观念、作为，对文学形象阿Q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具有的深远价值有一个较为整体的认知。

《阿Q正传》发表至今，已过百年，但阿Q形象的生命力，却远未到枯竭的时候。鲁迅将他的思想与立身融于小说创作之中，把他所见所想忠实地用笔记录下来，为我们创作出了老栓，狂人，孔乙己，赵贵翁等等等等形象鲜明的“中国人”，当然还有阿Q。他用他的笔，将形形色色的上世纪真实生存着的国民文学化，并封存在其作品之中，带有鲜明而又真实的时代特色。鲁迅其作品其文风其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这是当今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模仿和复刻的。虽然鲁迅希望其著述速朽，但是因为恐怕其所写的“阿Q时代”不是过了时而是其后几十年，当今的中国也依然站在历史变革的时间点，面临着必须做出历史价值选择的境地，《阿Q正传》还有存在的现实性，鲁迅“速朽”的愿望也暂时应被搁置罢，我们还需要鲁迅，还需要警惕“精神胜利法”的阴魂不散，也还需要继续探寻阿Q——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精神自觉的契机，为了不被朽腐的过去所吞噬，为了向所共同祈求的“黄金时代”迈进，我们仍有向鲁迅学习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