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哲学批判语境中生成了批判性、否定性内涵,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获得了科学的解释性意义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实际运用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勾勒出马克思对“虚假意识”的批判指向是唯心论世界观,描绘出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历史形态出发,探寻了破解“虚假意识”之谜的进路。在唯物史观视阈下,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体现为阶级意识,这一意蕴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探寻出路的价值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 意识形态; 虚假意识; 阶级意识;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李江静，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当前,有思想倾向以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为依据,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即它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但又遮蔽其为狭隘阶级利益辩护的真实性质,因而是褊狭、虚假和歪曲的代名词。这一理论依据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演进逻辑,以此为脉络把握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理论意蕴,从而澄清上述思想倾向的错误,为新时代更好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演进逻辑及其关于“虚假意识”的批判 

　　在回应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论争中,对意识形态的定性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如果将意识形态视同于“虚假意识”,那么只能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超越意识形态的科学学说,而在谈论意识形态时仍会底气不足。面对当今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然存有争论的状况,有必要以概念史的梳理为视角,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以更好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明确马克思对“虚假意识”的批判指向。

　　1.哲学批判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批判性、否定性内涵

　　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写作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实现立场转变和哲学主题变革的重要时期:其立场从一般的人道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的立场,哲学主题从启蒙思想家的人的解放转向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得以萌芽。但此时马克思还在艰难地挣脱黑格尔抽象普遍理性的意识形态幻象;同时,他也没有完全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审视整个德国哲学。尽管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提及了“意识形态”术语,并将其与“空洞的假设”相提并论1,然而,此时出现的“意识形态”一词并未体现出马克思本人的独到见解。直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多次使用“意识形态”术语,才日渐形成他对意识形态的独特理解,即意识形态受特殊物质利益的支配。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更多地使用“假象”“颠倒”“幻想”“虚幻”等相关范畴来表述其意识形态内涵,并对德国哲学的“颠倒”进行批判。在批判黑格尔思想体系时,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2,它们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物质和思想的关系被绝对地颠倒了。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中,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影响,但又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马克思指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而之所以产生这种颠倒的意识,是因为现实世界是颠倒的,因此,一切对宗教的批判都应该落脚到“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也就是说,批判宗教的最彻底的做法是彻底推翻颠倒的社会关系和异化人性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此时所批判的德国哲学家们在理论上的失足,是指思想被置于第一位,同时其又与历史和实践相脱离。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更为显著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讥讽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之完全相反,“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由此而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纯粹从虚幻的观念出发的神秘性、伪批判性和歪曲性。

　　在哲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对哲学唯心主义和宗教异化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完成取决于对颠倒了的世界——德国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这里,马克思对“颠倒的世界意识”的批判并非指向观念的真假、正误,这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的本体论意义方面来理解,即指向唯心论世界观把观念抽离出其产生的现实条件,赋予其自我发展的规定性,把虚幻的观念看作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

　　2.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科学的解释性内涵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始,在新的哲学主题下,马克思开始论证工人阶级的解放及其历史使命,这涉及哲学论证方式和理论逻辑的形成。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是马克思实现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在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过不能离开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离开现实利益来抽象地谈论思维、意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指出:“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这些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中有关意识形态思想的阐释。但是,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才首次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考察意识形态问题的视角转换。在新的视阈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就不仅停留在没有把观念放在应有位置的“颠倒的意识”,而且进入揭露观念与现实物质条件之间的联系,使之更主要地体现为建立统治关系的支撑,或对现实利益的遮蔽和掩盖,这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挡在阶级利益之前的一重“面纱”。在“镜像之喻”中,马克思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5。这就表明,马克思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生活的历史过程作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在详细探讨了由劳动分工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这里,“市民社会—国家”成为马克思描述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发展为“地形学之喻”所反映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解释架构。

　　根据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这就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观念受到社会条件制约的观点。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现存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它与权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本身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体系,发挥着凝聚社会意识的功能。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归为“虚假意识”,而是作为“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构成现存统治关系的一部分7。统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因而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使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却往往被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被视为天然正当,这表征着意识形态发挥着为现行统治阶级辩护的功能,并在意识中遮蔽了人们在实践和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关于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革命阶级,为了获取更多支持以达到革命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把本阶级利益描绘成全社会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从而获取思想领导权的做法,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观念基础。革命阶级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革命时期确实同其他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相联系,此时它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发挥着遮蔽历史真实的功能,它作为革命阶级借以动员群众、实现使命的思想武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前提。这也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总是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相联系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发生了显著变化:意识形态不再只是一个批判性、否定性概念,而是阶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它被马克思视作“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由此获得了科学的解释性意义的规定。

　　3.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解释性内涵的实际运用和发展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8这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描述进入了对社会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他详细剖析并批判了掩盖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社会关系的颠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商品就成为《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既具有“物的有用性”(使它成为使用价值),同时也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产品。商品具有的另一重属性,即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9。但在商品经济中,商品被生产出来首先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交换并通过交换来实现由其所代表的价值,特别是随着交换过程的不断发展,当一般等价形式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充当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中介物的货币(价值)跃居为这一过程的主体和人们追逐的对象,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颠倒的假象就确立起来了。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流通过程从“为买而卖”演变为“为卖而买”或“为了贵卖而买”,货币从“当作货币的货币”演变为“当作资本的货币”,价值能自行增值、货币能生出货币的假象就表现出来了。到了这个阶段,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颠倒达到完善的程度,再也看不到商品交换是人类劳动交换的本质这个痕迹,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最终颠倒地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资本的货币之所以在流通中发生增殖,是因为它购买到了能够生产出价值的人的劳动能力,即“活劳动”。这样,资本家就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交换到了劳动能力的实际使用权,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价值增值的事实就被遮蔽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也成为难以揭示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真实的社会关系根本地被颠倒为:活劳动创造的价值被颠倒为资本的自行增殖,实际上是工人过去创造的“死劳动”颠倒地控制了作为“活劳动”的工人本身。表现在意识上,即“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还在简单的生产关系中,也必然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10。如此一来,马克思就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和拜物教批判彻底地揭露出资本主义“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幻象。

　　此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判断,指向了“拜物教意识”对掩盖了本质的、浮于表面的现象的接受和认同。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虚假意识的批判根本上并无二致,因为只要社会关系是颠倒的,意识形态就发挥着颠倒和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特殊功能。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最终落脚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现实,并由此进一步体现出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以及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探寻出路的理论关怀。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 

　　恩格斯曾指出,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11。但是,“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2。这种把握事物的基本方法,即历史辩证法,对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样适用。以概念演变为脉络把握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是揭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丰富意蕴的一把钥匙。

　　1. 唯心论世界观批判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贯穿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成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握既要回到不同历史阶段和理论背景看到其动态性呈现,即从批判性、否定性意义向描述性、解释性意义的转变,又要通过把握这种动态变化中的内在一致性探寻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

　　第一,唯心论世界观: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指向。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脉络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指向了唯心论世界观,根本含义是“颠倒性”,而并非针对逻辑化的整体性世界观。正如乔治·马尔库什在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时谈到,“如果翻开那些马克思直接针对(或至少间接提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文本,相当明显的是这个词最频繁地用于一种批判的、直接论战的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意义上意味着‘揭露’历史上所有试图证明精神至高无上性的企图”13。在对唯心论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考察了德国哲学的“颠倒”性,即用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法把思想置于第一位,同时又与生产关系相分离,而后得出结论——思想是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但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并不止步于此,他进一步认识到,在某些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对历史真相的遮蔽有着其特殊的阶级和集团的狭隘利益根源;意识形态并非与客体无关,相反,它与社会存在密切相连,是由社会现实本身的局限和矛盾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不仅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而且指出,“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这就是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的幻想15。这就表明,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看待意识形态现象,而是要从其背后的特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出发,从生产关系的历史形态根源进行探寻,寻找破解意识形态之谜的进路。

　　第二,阶级意识: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当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意识形态就不再仅仅意味着“虚假”——思维和存在、观念和现实之间的主谓颠倒、头足倒置,而“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植他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变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简言之,在这一语境下,“思想观念被赋予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对世界的反映”16。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判断,也就由贬义的、抽象的价值判断转为了客观的科学分析,并与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阶级利益和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架构,这不仅意味着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观念的反映,是社会形态中必然的结构性组成,而且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通过“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使之起着生产、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思想的作用,从而为统治阶级奠定合法性基础。当统治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相悖时,便借此掩盖真实的社会关系,从而歪曲地、颠倒地反映社会存在,体现为根本颠倒了的观念世界。其二,作为“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它在革命时期反映的不仅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阶级的利益诉求,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在阶级社会,随着革命阶级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也会成为新的统治思想,反映新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目标。在新的统治秩序建立初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还没有脱离广大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发展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因而它能够以人民利益代表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并以具有人民性的思想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支持。

　　概而论之,在唯物史观视阈下,马克思阐发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统治关系和权力的关系,作为阶级社会中的结构性存在,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思想体系”,还是革命阶级致力于取得的“思想领导权”,它们体现出的意蕴都并非仅仅是“虚假意识”,更确切的描绘应当是“阶级意识”。

　　2. 阶级意识视阈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

　　在阶级意识视阈下,马克思不仅没有过无产阶级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思想,相反,他主张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就必然需要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第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必然主张无产阶级的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马克思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7。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处于社会生活综合体中的精神生产位置,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利益,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有为之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倒,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掩盖现实矛盾和颠倒而为其阶级统治服务,这一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必然虚假。然而,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却往往被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被视为天然正当,这也表征着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统治阶级把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说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从而为自身的阶级统治辩护,使意识形态成为竖立在统治阶级利益前的掩饰屏障。但是,这样的境况并不具有颠扑不破的永恒性,“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8。当阶级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差别取消时,当人类普遍利益真正实现时,意识形态便能够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与其实际需求相一致,此时,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马克思看来,致力于阶级差别的取消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不能依靠批判的武器,只能依靠武器的批判,这即是说,只能诉诸现实的革命实践,从根本上克服颠倒的意识所赖以存在的现实世界,而无产阶级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力量,革命实践的第一步便是要使其上升为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中,“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9,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在思想上也获得了相应的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必然主张无产阶级的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

　　第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0,反之亦然。

　　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依靠其在物质生产上取得的支配权,同时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无产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占优势的物质力量,其价值创造者的地位也被遮蔽和颠倒,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可能在现存统治秩序下形成占优势地位的精神力量。但是,无产阶级必须要具备自身的意识形态并使之具备强有力的精神感召力,才能借以动员和团结全体社会成员,为革命取得成功奠定思想前提和舆论基础。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21,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存在便和生产这个阶级的条件——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因此,革命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求解放生产力,要求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这也是唤起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革命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存在的变革促进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化提供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革命的意识形态需要具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彻底性、科学性,唯有如此,才能站在历史制高点突破资产阶级构筑的思想藩篱,打破资本创造价值的历史假象,成为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强大精神力量,进而使得人类共同利益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裂而弱化的状况得以改观甚至重新实现。这一过程的总体趋势就表现为从无产阶级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

　　因此,革命的物质力量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不仅需要依靠“武器的批判”,也需要依靠“批判的武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也要通过不断建设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使之发挥革命先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运用社会教化、道德约束等意识形态手段,在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由新的生产方式催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理论自觉,它致力于探寻人类普遍利益的真正实现,没有需要加以维护的自身的特殊利益,所反映并维护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实现了真理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1.坚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树立正确世界观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2,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23,此后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由20世纪90年代喧嚣一时的“历史终结论”所催生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仍然不时泛起,其以“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为理论前提,由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为始,最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否定共产主义的崇高价值追求。为此,如何认识这一错误思想倾向并明确其危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成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看,意识形态有先进与落后、科学和虚假之分,评判标准就在于阶级利益和历史趋势,符合先进阶级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反之则是落后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错误就在于割裂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抹杀了意识形态科学与实证科学的区别,进而否认意识形态有科学和虚假、先进和落后之分。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无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批判“去意识形态化”思潮错误理论依据的必要前提。

　　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历程看,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把握规律和积极运用规律,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然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把握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准确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坚定自信、崇高信仰,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2.坚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关系到共产党的政治根基,这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当今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错误思想倾向,必然反映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否定上。所谓“政党全民化”“政党趋同化”“政党中间化”等论调,都是极力淡化政党阶级属性的具体表现。

　　如前所述,阶级性恰恰是判断意识形态虚假与否的重要标志。具体而言,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以一定条件为前提的,在阶级社会中,当革命阶级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并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变成剥削的统治阶级时,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就会重新产生,甚至比以往还要更加尖锐和深刻,此时,意识形态就发挥着颠倒和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特殊功能而沦为虚假意识。正如资产阶级统治巩固后,由于统治者分化出自身的特殊利益,其与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发生断裂,所构造的“自由”“民主”“平等”也沦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因此,在阶级没有消失、阶级对立仍然存在的今天,任何对政党阶级属性消解和淡化的倾向,归根结底,都是有其特殊利益指向的“虚假意识”。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讳言自身的阶级性质,它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治力量,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向世人宣告了其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并以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彻底的革命性、高度的组织性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属性的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己任。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勇向前,从封闭落后到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行,确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确保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不移。

　　3. 坚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4,是党在新时代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理论依据就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的结构性要素,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归根结底是从人民中来的,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人民”。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绝不是一个个抽象的个人的集合体,而是由现实的人组成的、有机的整体。何谓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绝不是一成不变、僵化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这就是处于具体的历史活动场域中,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具体的人。在现阶段,现实的人体现为不断超越资本主义现状、面向共产主义未来的人,体现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体现为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群众。只有明确了什么是人民以及组成人民这一有机整体的现实的人,历史发展才有客观规律可循,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也才得以可能。可见,讲人民不能脱离阶级。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与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具备鲜明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人民性,它超越了现存经验世界的局限性,指出了克服这种有限性、颠倒性的现实路径和主体力量,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颠倒没有实质性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会不断得以体现。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曾因僵化、教条化而遭遇过挫折,先进性和科学性也由此遭受质疑。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现实境遇、不同历史阶段保持其鲜活生命力和强大吸引力,就需要伴随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实现相应的发展。对于当今意识形态建设而言,需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积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紧紧围绕时代课题,把意识形态工作落实于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大局,用鲜活丰富的当代实践来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唯有如此,才能在发展中回应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关切、思想困惑和现实诉求,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向心力,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具备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戈士国:《意识形态概念变迁及其实践意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注释： 

　　1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马克思首次提及“意识形态”一词,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0、1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14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7参见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51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54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3[匈]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孙建茵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172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180页。

　　16[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17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22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