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10 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新世纪周刊

姜文在冒犯常识，但他不是以冒犯为目的的，否则，就成了矫情

戴锦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少见的有着独立思想的电影理论专家，游弋书海、立场鲜明。戴锦华现在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年》《镜与世俗神话》等电影理论专著。中秋节那天，戴锦华全天都在上课、开会。见到她时，已是中秋之夜的晚上。提及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戴锦华流露出兴奋之情。她说：“这是一部非常好、非常好的电影。”

记者：看完《太阳照常升起》之后，你最直接的体验是什么？

戴锦华：非常喜欢！兴奋！这些年来少有的惊喜的体验。

记者：为什么惊喜？

戴锦华：对我来说，看这个电影就是坐下来迎接那些令人惊喜的影像，体会那种荒诞的幽默感，或者说是幽默的荒诞感。我感受到惊艳，整部片子是一种这么突兀奇特的影像，和生命中那种让人很疼的、热度很高的状态联系在一起。到最后，时光倒转回去，超现实的影像出现了，你好象感觉到了什么，对生命、对历史、对过程中的每一个人，好象感觉到了什么，但你说不出，可是你被感动了。看一部电影，经历惊喜、惊艳，然后有种什么东西很深地触动了你的心底，这还不够吗？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我这么说，不只是单就中国电影范围内而言。

记者：一些观众的感受跟你大不相同，有人抱怨看不懂，搞不清楚其中的意向。

戴锦华：有人可能认为，我必须知道它在讲什么，认为它是一个寓言。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太阳照常升起》没有试图建构一个寓言，时间设定在1976年也行，不在1976年也行，在1958年也行，不在1958年也行。我觉得姜文想表达的主题是关于生命的，关于一代一代人的独特与渺小，每个生命的独一无二和极端渺小。可是，在生命的洪流里，每一个个体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如此有意义。至于说姜文做的是不是完满，那可以再讨论。

记者：这部电影公映后，观众反映最强烈的是逻辑太跳跃，看不懂姜文想说什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戴锦华：姜文的处理刚好就在于，它不是你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一种叙事逻辑，或者说结构。所以当我们发现它是四段的结构时，我们就以为它是七巧板，我们自以为能把它拼装回去。第一段极端荒诞，最后一段依然极端荒诞，你不可能想象一个产妇会把孩子生在铁轨上，然后在花丛中把孩子抱起来，因为这完全不是现实中的逻辑。但是姜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碎片般的故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观众，可以从中体认到“文革”时还是一个孩子的艺术家，用他的眼光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感。

记者：很多观众努力想知道片中意象背后的隐喻，也有人认为这电影其实也没有什么隐喻，就像皇帝的新装。

戴锦华：看见皇帝才会有皇帝的新装，我觉得这才是关键。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思维定势，你可以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影像、每一个段落，都是新衣，衣服里头包着一个皇帝，可是你没有看到皇帝，你就说这是皇帝的新衣。坦率地说，这样的判断就是《达•芬奇密码》的接受水准和解读定势。因为《达•芬奇密码》的每一块碎片都能找到相应的解释，但是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姜文在这个故事里，压根就没想建构一个寓言。想看皇帝的人认为别人看到了新衣，但是这个片子本身不提供皇帝与新衣的关系。

记者：但是片中还是有那么多的符号或者段落给人留下了错觉，让人觉得是在讲政治。

戴锦华：你一定要从中解读“文革”也可以，但那不是历史解读，只是一种体认。难道你们不觉得妈妈在屋顶上念着“昔人已乘黄鹤去”，儿子在屋里洗脸，听着听着声音没了就去追，那很有趣吗？而且，那根本不是一个真实时空。所以这个片子，一方面，它建构了这样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落到很具体的东西。这样的感觉，也许经历了“文革”的人或者像我一样正好在“文革”年代长大的人很难把握、很难呈现。

记者：在你看来，《太阳照常升起》有问题吗？比如周韵的表演被普遍认为不尽人意。

戴锦华：都很饱满。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从我们眼前匆匆走过，我们几乎不知道他（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你不觉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那么饱满吗？你把几个段落联系起来看，母亲生命里的残缺，黄秋生那个角色生命的无奈，我觉得都可以唤起你对生命的某种感受，每一段都有很沉很痛的东西在里面。一方面，它有一种洒脱，而从另外一个意义说，它保持着生命自身的真实和饱满，所以非常难能可贵。

记者：《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远不及《英雄》、《无极》、《夜宴》，如果不是品质问题，那是什么？

戴锦华：观众已经接受了“提前几个月地毯式轰炸”那种好莱坞式的操作。此前的国产大片造成的影响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太久太久，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扁平、苍白的电影，它们以表面的富足掩盖了内里的单调和贫瘠，越来越没有想象力和原创力伸展的空间。然后突然有一个东西太饱满、太浓烈，我们很震动。这部片子的遭遇本身就是苍白世界的苍白例证。你看到的都是所谓“大投资、大制作”，然后就是地毯式的宣传轰炸，买断版面、箱体广告、街头广告、电视广告。实际上观众成为广告宣传选择的对象，你以为你掌握着选择权，实际上你已经不知不觉放弃了。

记者：有人认为《太阳照常升起》的遭遇说明我们的观众对传统故事叙事方式的诉求太强烈。

戴锦华：流畅、精巧的故事，最后一切得到索解的故事，这始终是大众文化的要素，故事的魅力在于它有着跟人们的常识相吻合的依恋。《英雄》的故事完美吗？《十面埋伏》符合逻辑吗？《满城尽带黄金甲》讲得通吗？相反，大家为什么对一个不是要讲故事、不是高度吻合常识系统的电影感到这样不适或者愤怒呢？这就是缘木求鱼吧。你在向一个根本没想给你某个东西的对象索取那个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你要讲述一个冒犯常识的逻辑，很难讲得那样天衣无缝，全球化的外衣之下，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这样，让全世界拥有一个如此相通的主流。不要说颠覆，任何偏离主流的方式，生存都非常艰难。

记者：你在谈《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是一次“冒犯”，但那次“冒犯”非常成功。

戴锦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冒犯有逻辑支持，而且是达成共识的逻辑。“文革”想象是一个大共识，在中国的文化叙述中，“文革”叙事有两个小脉络得到承认，一个是“文革”记忆的童年显影，另一个是青春无悔的知青故事。这两个叙事经常不吻合人们熟知的“文革”大叙事，但它是被允许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其中之一。而《太阳照常升起》并未正面讲生命的价值，整个的影像叙事构成，包括姜文本人的个性，都跟今天的电影市场不吻合。很多人就很费心地想知道他是质疑还是批评，或者还是别的。艺术的冒犯就是用一个人们没有构想、不曾表述的方式去表述。《鬼子来了》就很成熟，那个片子保持了丰富性，有人认为它批判国民劣根，有人认为是对权利意志的嘲笑，有人则说是昂扬民族精神，读解也很丰富，它已经偏离了我们对抗战叙事的理解。可能你要问姜文，他的片子到底讲什么，问三次他会给你三个答案。但是好在他的影片本身不只他给出的这三个答案。在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照常升起》走得更远。

记者：这也是冒犯吗？

戴锦华：也可以说是独特吧。我还有一个观点，冒犯不能以冒犯为目的，否则就是矫情。你明明知道吃西餐时喝汤不能出声，你还要喝的呼啦啦响，那就是故意冒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不会在意他是否冒犯。对这个片子，我倒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不是很焦虑地想找到各个段落的联系，细节啊、隐喻啊，那就坐下来静静观赏。非常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看阿巴斯的电影，那么慢、那么无聊，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随着影像的流动，突然就会有东西触动你，这个电影给你的触动也是这样不知不觉。

记者：所有的争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电影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心目中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戴锦华：判断一部电影的好坏是非常主观的，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些东西是基本的。原创，影像自身表现出来的原创性，叙事本身表现出来的原创性，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好电影让你觉得它像一部小说一样叙事，所有的叙事因素都极端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媚俗的故事或者主题，也不可能获得原创性的表达。

记者：有人说姜文的处境是艺术跟资本博弈的代价。

戴锦华：电影作为艺术，这个矛盾始终存在。中国电影自《红高粱》以来，我们对国际大奖也应该有了一个清醒认识了，我们也可以看看高居票房排行榜前几位的是什么影片。90年代有一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党同伐异》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个场面，我有点要哭，因为你要知道它的导演格里菲斯是饿死的。这大概是个极端的例子，告诉你电影作为艺术没有奖项、没有票房，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说，那些丝毫不能构成衡量一部影片的标准。（记者 余楠）

编辑：磬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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