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3日，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向全社会发出了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动员令，提出要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和主要工作方面，这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和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学校体育，无疑关系到民族未来，一个身体强健的民族是我们的渴望。建国近60年来，我国的学校体育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它从哪里走来，又该向哪里走去？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原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副司长、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曲宗湖，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等3位不同历史阶段的见证者，请他们讲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轨迹。

　　50年代是我国学校体育的辉煌时期

　　在江苏盐城中学老校友成春到的记忆当中，当时全国各地掀起的“劳卫制”体育锻炼热潮令他终生难忘。他是1954年考入盐城中学初中的，入学不久便在学校的发动和组织下，参加了“劳卫制”体育锻炼。

　　据他介绍，当时学校对“劳卫制”体育锻炼抓得很紧，学校规定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必须分别达到少年级和一级。在这种情况下，除正常的体育课由体育教师上课外，不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刮大风、下大雾，每天清晨5点半，当广播里的起床号一响，住校学生就要起床，6点钟就要在大操场集中，排队跑步半个小时，然后各自回教室上早自习。每天下午的第4节课，是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气腾腾，有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的，有跳高、跳远、掷铅球和中长跑的，有跳箱、跳绳，练习单、双杠的，人人都在参加体育活动。

　　在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眼中，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学校体育的辉煌时期，那时出现了保家卫国、人人锻炼好身体的全民锻炼热潮。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党中央的重视分不开。建国初期，毛主席就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不久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以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正确的。1952年毛主席又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政务院出台了《关于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这些都在广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后不久，我国就派出代表团到前苏联学习其体育制度，当时中央体育学院的徐英超等人经过考察，带回了许多人至今不能忘记的“劳卫制”：苏维埃联盟共和国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工人、战士和城市青少年参加。由于当时人们爱国热情极高，都在准备通过一些行动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工作中，“劳卫制”的推行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一需求，于是，他们全心全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其当作一个奋斗目标，自觉、主动参与到“达标”活动中，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劳卫制”锻炼的人们非常多。

　　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小学的校长们都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基本校校都做到了“两课”、“两操”、“两活动”的落实，活动课被列入了课表。由于当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沿袭的是前苏联模式，因此许多做法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如前苏联十分重视体操，我们就跟着学习，像单杠、双杠、跳马、鞍马等相对危险，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意志品质的项目都在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开展。

　　李晋裕总结说，上世纪50年代校园里重视小型多样、群众性、班级为主的体育活动，要求学生参与率至少达到80%，达标成绩和参与人数挂钩，这使得学生参与积极性非常高。而体育教师不仅努力完成教学任务，还注重学生身体机能的提高，在体育课上强调掌握知识技能与发展身体素质并重，保证了学生体质较好地增强。

　　但是，1960年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于是教育部门提出了尽量节省体力的口号，学生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多数人都去搞运动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学校体育都处于低潮期。

　　改革开放后，学校体育被注入了新活力

　　“文革”对学校体育冲击很大，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否定，一些符合学校体育工作规律的思想理论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便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重申了学校体育的地位和指导思想。

　　而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则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学校体育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学习好和身体好的关系，为新时期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扬州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曾任原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副司长的曲宗湖说起“扬州会议”仍如数家珍。他说，1979年经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不仅形成了3个重要的文件，还特别达成了一项共识：“衡量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学生体质的增强。”会议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事业步入了法制化建设和管理的新阶段，从此，学校体育逐步走入正轨。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同组织了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体质调查，当时参加监测的有18万余人，调查初步了解了我国16个省、市儿童青少年的体质状况、特点及其某些规律，研究制定了我国青少年儿童成长发育与身体素质的评价标准和脉搏、血压、肺活量的正常值，获得了我国青少年在体质研究方面的较全面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填补了空白，为今后开展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79年开始，国家为了调动青少年持续锻炼的积极性，纠正和改进“文革”时期所制定标准的缺陷，开始了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修订。1982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新的《标准》，新《标准》重新界定了年级分组，在尊重学校体育教育水平的前提下调整了锻炼项目，并且改革了评分法，以适应不同时期青少年儿童体质状况的发展变化。

　　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对于新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记忆犹新。廖文科是1983年进入教育部参加工作的，他还清晰地记得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同志对体育工作相当重视，特别提出了“以增强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的“三个为主”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1983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强调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工作和薄弱环节，并且提出了开展学生体质研究、研究制定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进行体育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的研究和试点、抓好体育师资和卫生人员队伍建设等几项关键性的工作，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5年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直到现在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廖文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何东昌部长专门从部长基金中拨出了专款，推进这项工作，共对全国29个省级单位、28个民族的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共20个指标及9种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人数达到984782人，获得了丰富的学生体质健康基础数据。

　　“更为重要的是从那一次调查后，开展学生体质调研作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大的体质监测每5年举行一次，每次体质监测结果都会引起人们对青少年体质的关心，当然也为国家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的数据库。”廖文科介绍。

　　上世纪80年代，国家重视对国外学校体育先进经验的借鉴，大量引入西方的体育思想理论。曲宗湖回忆，当时各种思想纷纷进入，其中以“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等思想尤为活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发展。

　　近20年，学校体育在规范中寻求突破

　　谈起1990年以后的学校体育工作，廖文科认为，国家在学校体育的制度化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1990年3月，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实施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关于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最权威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走向正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对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廖文科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制定，为学校体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同时，国家改革和调整了体育卫生工作管理机构，省、市、县级体育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有利于各项行政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落实。“这些法制和制度的建设反映了国家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同时制度的确立也有利于促进地方教育部门更好地关注学校体育，学校的管理者也拥有了工作准则。”廖文科认为。

　　廖文科说，针对我国农村中小学总数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89％、学生数占全国中小学生总数的74％的现实，教育部把推进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从1990年开始，教育部先后在山西临汾、辽宁宽甸等地专门召开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研讨会议，加大了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的推进力度，注重挖掘农村地区自身的潜力及调动当地干部、群众、学校和体育教师的积极性。

　　在学校体育上做了大量工作后，学校体育工作总体上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从上世纪90年代前后，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的冲击越来越大，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在学习上加班加点，体育课时被压缩，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加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学生体力活动的减少，随着而来的是学生体质的下降，1985年至2005年间的几次全国体质监测都暴露了这一问题。廖文科介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推进中招体育考试改革、推广“大课间”活动等，以推进学校体育的开展。

　　据廖文科介绍，教育部在上世纪90年代末要求各地把中考体育考试制度建立起来。虽然对这项政策一直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但是这种以“应试”对“应试”的办法，在推动学生体育锻炼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1999年教育部在辽宁营口召开会议，积极推动“大课间进校园”，希望以此增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还一直在怎样延长学生运动时间上动脑筋，经过努力，在新课改当中体育课时得到了增加。”廖文科介绍，现在小学一至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三至九年级每周3节，高中是2节。这种努力从课程计划上保证了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走到操场上，走到阳光下，开展体育锻炼。

　　学校体育在规范中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否认，出台的各项措施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甚至出现了偏差。回顾近20年来的学校体育工作，廖文科认为，诸多因素阻碍了学校体育的推进，如安全问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等因素，学校体育必须在发展中提升水平，为整个民族的强健作出新的贡献。

　　让青少年拥有强健体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发布，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被视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那么，该如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尽快扭转青少年体质下滑的窘境呢？曲宗湖认为，应当以史为鉴，吸取教训，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他认为，既不要照搬“外国经”，也不要忽然之间“推倒重来”，要把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养生之道”等进行改良之后纳入到体育教学中来。

　　同时，他认为，近几年在课间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应进一步加强。“大课间”既符合了让学生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的要求，又集合了校园管理者的集体关注，切实做到了完成体育教学的内容，并融“快乐教育”、“养成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等现代教育理念贯穿于其中，应成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好例子。曲宗湖认为，开展“大课间”活动必须有大的体育课程体系为保障，这个体系可以包括体育教学课、体育活动课、校园体育课、生态体育课等。

　　“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开展‘家庭体育作业’活动，我认为这种将学校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教育、家庭体育教育相结合的体育教学工作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曲宗湖认为，这种方法真正做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其前景值得期待。

　　李晋裕认为：“要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涉及到体育课程教学改革，除了要符合课堂教学标准以外，体育教学工作还应该强调‘有效的体育教学’。”在李晋裕眼中，“有效的体育教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要让每个孩子每堂课都有进步，二是要达到有效的教学密度，最后是整个体育教学的生态环境要让孩子切实共享。同时，他建议体育课程改革的体育课堂标准，应该有城市农村之分，应该根据具体的农村体育教学实际，制订出符合农村学生需求的课堂标准，让他们达标。

　　此外，体育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也应该予以重视。李晋裕指出，对专业体育教师队伍的培养尤其重要。他说，体育教师应该先成为体育文化人，热爱体育教学工作，然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同时他认为，如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农民工子女也享受到体育运动的乐趣，是新时期值得认真思考探索的问题。

　　廖文科认为，在推进学校体育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兴趣和锻炼的关系很重要。他认为可以在体育开展中引进学生感兴趣的项目，吸引、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热情，但是体育锻炼不能过分强调学生的兴趣。有一些项目即便学生没有兴趣，但对增强青少年体质效果明显，就应该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锻炼应当把教育的因素考虑进去，不能盲目排斥体育锻炼的带有强制性的特性。”

　　廖文科透露，教育部已经决定把学校体育列为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指标，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督促。另外，专项督导工作也将随之开展。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