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话说，阎锡山算得上80后的佼佼者。隔着一个世纪的1905年，他才二十二岁，加入了同盟会，登上政治舞台。二十八岁时，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用孙中的话说：“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在革命期间被军民公推为山西都督。

　　这个年轻人的命运是奇特的。当是时，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锡山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之间，“备受风云险恶之苦”，但他能够因势得保，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以一青年而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他的命运似乎比南北军阀如唐继尧、陈炯明等人好得多。他活了下来，能够跟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等后起实力派争雄，甚至一度问鼎中原。

　　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四十年，称山西王当之无愧，至今仍被论者称为山西现代转型以来最好的地方长官。雄才大略的蒋毛都曾向他致意。蒋有一次在国民党的高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毛则在“西安事变”之际给阎锡山写信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但阎锡山被新旧、国共、传统保守或现代等多方面几乎都看轻了，他算得上中国人视野里的明星级历史人物，但他被想当然了，甚至被漫画化脸谱了。人们或把他当作军阀，或把他当作投机政客，或把他当作一厢情愿的“土财主”，张学良就称其为“账房先生”……阎锡山的遗产：他的事功、言行、精神世界……有待我们去挖掘。

　　其实，在当时，就有人注意到阎锡山的事功的意义。

　　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发现了他：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这个年轻的实力派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自持而成熟。他虽然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人，但在北中国那样一个强人林立的地方，他也曾站在北方的立场上，如拥护袁世凯，如反对南方的护法运动……这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为他带来了灾难，他吸取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在民国成立后的头二十年里，阎锡山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词，曾任北京政府总理的许世英给阎锡山祝寿说：“都督阎公之雅望，晋国天下莫强焉。”

　　阎锡山事功最大的特点是以治国之策来治理山西一省。

　　因此，山西教育的成绩在当时极为突出。阎锡山很早就推行义务教育，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一万人中有小学生二百九十名，居各省之首。从l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五十五所中学、十七所师范、六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还自己拿出钱来支持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和小学，共七排一百四十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四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

　　极有创意的则是阎锡山的农村政策。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等基层民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什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早在l920年，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十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士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可以说，他的基层治理和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政策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对改良的乡村建设派和革命的国共党人来说，他都堪称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有全局眼光，即非局限一省来治理一省，因此能够模范全国。

　　“非典”期间，山西籍学者谢泳想起了阎锡山，因为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充分说明了阎锡山的“善治”。该报告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如此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在后来的中国都是少有的。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学史家曾概括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有“焦灼”“心碎”“嫉羡”等，因为中西文明的冲撞、融汇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强势下，中国的一切从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连孙中山都曾作激愤语：“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但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却没有这种“时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国社会落后情形的。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阎锡山也知道时代正在激进化，他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家。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在俄国经商的山西商人有被驱逐回国者，阎锡山听了商人的报告后，召集山西各界人士开会，研讨“人群社会组织怎样对”的问题，会议认定，“共主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是合乎中道的”。研讨会每星期两次，每次两小时，从最初的二十四人增至百余人，持续两年又四个月。研讨期间，有人认为阎氏对“俄式革命”过于敏感，“中国不可能遭遇共的祸害”，阎锡山提醒说：你们今天不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将来必有严重后果。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跟孙中山一样对外人和现代文明持有平视的态度。阎锡山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主义，但他又能够吸收两者的长处。他并不唯洋是崇，他认为马把资本主义的交易问题当作分配问题来处理是一个错误。1936年，阎锡山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主义的错误》小册子。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一百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的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一般以为，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在脸谱化他的人看来，当然是一个局限，但在阎锡山那里，这未必不是一笔财富。阎锡山在列强环伺中能够自立自强，绝非遗老遗少的冬烘先生可以胜任。他确实有中国的根和中国本位，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阎锡山因此表达出一种中国本位的现代进取人格，这种集思辨事功于一体的人格是为一般论者忽略的。在蒋介石之外，这个现代中国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但他的日记特点是多记理少记事。这本身说明他的思考的精进勇猛。“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

　　有人嘲笑他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语言来重复前人智慧”，却没能同情这位中国人“誓为人类抱不平”的信仰情怀。他的爱国、爱省、爱乡或说爱人类，绝非出于虚伪、权宜，而是有一种至诚。他为乡村学校捐钱不遗余力；抗战爆发，他又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八十七万元捐给前线；他还摈除党派之见起用共的人，放手让薄依波发展壮大牺盟会，使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凡此种种，说明阎锡山的不同寻常。

　　他确实重复了别人的智慧，但他是一个吸收他人成果的大师。阎锡山很少说套话，一切对他有启发的思想，在经过他自己一番思考后，转换成他自己的语言说了出来。比如“财产是身外之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当重技能。”“大错成于渐，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细，大富积于零。”“恭维我者，有损于我。责备我者，有益于我。积损则凶，积益则吉。”……这既说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说明了他的信念坚持。

　　阎锡山的自信其实也正是因为他善于学习。跟民国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显然是一个小字辈，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说他在袁世凯面前紧张得要命，他也确实一度对实力派俯首。但他风云际会，抓住了时势，也成全了时势。他的同学程潜说，阎“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仅如此，他后来以一省之力敢于跟蒋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论者看来，蒋介石之能统一全国，阎锡山的功劳最大，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数次危机。因为他跟张学良一样明白，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蒋介石毕竟有孙中山传给的“三民主义”，有现代革命精神，而他还有所欠缺。

　　不仅如此，这个有自知之明的政治人物不惧强人，反而有着难得的雅量和善愿。1934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他说因为蒋是元首，所以他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应该告诉蒋。对当时的“异端邪说”，如共主义，他也能够吸收其长，他的理论研究会可以谈共主义，可以看马主义书籍，有的成员则在家里翻译《资本论》。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因为他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而因为阎锡山与共的合作，在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十五万人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还有人暗示说，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谈论阎锡山的不足或投机性一面已经有大量的文字。比如说他迷信，他的封建意识，他的家族统治，等等。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或对阎锡山抱同情之了解，如他自喻“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我们可知，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当然在中国的“差序格局”里，但他的治理并未因此失去效能。当时的山西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种人才，就是因为他还能够“知人善任”， “赏罚严明”， “先求诸己后求诸人”。

　　国共决战之际，中共解放太原用了整整六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三万以上。城破在即，阎锡山发电报说：“万一不能支持，可降。”结果，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太原之战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由此也可说明阎锡山之得人心。

　　在考察阎锡山的精神世界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谨慎、忧患。少年时的阎锡山经历过世态炎凉，十几岁时，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父子两人只好躲债。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他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一不敢吆喝。

　　这种忧患也可以说伴随了阎锡山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强人和强势政治面前讨生活。从袁世凯、蒋介石，到日本人、共，即使他建设的山西成为全国模范，但他仍得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但他都忍了下来，而且化压力为修身财富。这种忧患也许让他显得迷信，比如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他的忧患和谨慎也让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国共决战之际，阎锡山特地接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五百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协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但大体说来，阎锡山是理性的。他的忧患使他在革命世纪里活得踏实，活得精彩。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

　　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他说过：“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做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做成功的事。”阎锡山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他认为：“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

　　我们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偏见尚不止于激进的革命思潮，在对现代文明生活状态的理解上，我们也多以为是付出最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因此，人们对精英、成功人士的理解，也就是垄断资源而为所欲为，就是科层官僚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阎锡山却说，“绝不以政罔民”，这也是他民心归附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所治理的山西省政府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他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

　　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劝，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教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十六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终年七十七岁。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象征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