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室的工作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可，因为他们的工作多数带有开创性质。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以及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等。

（二）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该集团领袖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而研究室有费孝通这个总助手，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张之毅曾这样解释他进入魁阁的动机：“当我在联大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才认识了费孝通先生，他是到联大来带课的，立刻我对他的讲授感受到特殊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跟随他做研究，这是我加入魁阁的简单动机。”费正清（John King Faribank）这样评价费孝通：“他似乎有把朝气逢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费孝通的个人魅力不仅表现在他的性格和学术水平上，还与他个人的道德水准密切相关。他始终将魁阁作为一个共同合作的学术集团，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从没有以老大自居。1943年他到美国去，亲自将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一本是Earthbound China（费孝通、张之毅合著），一本是他的学生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对于当时也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魁阁成员。

（三）研究室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初期是中英庚款，后期由农业银行和缪云台领导的云南经济委员会的资助。缪云台回忆说：“我和知识分子联系较广，那时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和我有联系，他们希望地方办什么事大都来找我。”

（四）研究室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而且他们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

（五）研究室从1940年冬天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虽然魁阁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约定，但成员彼此之间有自觉形成的共同为学术努力的信心和精神，这决定了他们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所以写过《费孝通传》的阿古什（R. David Arkush）也认为：“40年代，他的学生形成一个有才华、 有前途的学者集团。”

先后进入魁阁的成员，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我根据费孝通、胡庆钧、田汝康等人的多篇回忆文字，将魁阁成员列表如下：

这个名单不一定准确，但大体符合费孝通常说的先后进入魁阁的有十几人的说法。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当时参加工作站的研究人员中一部分是专职的，如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王康；还有一部分是兼职的，如李有义、林耀华、张宗颖、胡庆钧、许烺光、瞿同祖。本文不分专职与兼职，均以魁阁成员论。作为一个学术集团，魁阁的形成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由于抗战爆发，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心被迫转移到西南，客观上使大批学者易于集中一地，从而形成集团性力量。第二，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迅速成长且进入成功的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形成大致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是同步的，在随后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已经积蓄了一批各学科人才，中央研究院的设立，也在这一时期。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来看，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值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据孙本文40年代末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介绍，当时国内各大学讲师以上的社会学研究者即有149人（含10名美籍社会学教授）， 而这批社会学学者绝大多数有留学英美的教育背景。中国社会学进入成熟时期（以专业化为标志），大体也与大学的形成同步。1926年由孙本文发起成立了“东南社会学社”，并出版了《社会学刊》杂志。1930年陶孟和《北平生活费的分析》、燕京大学的英文本《清河镇社会调查》等专著出版。第三，当时三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正处在学术最佳年龄期，以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吴文藻、潘光旦、杨开道、陈达、李景汉等为代表，年龄在50岁左右；第二代的费孝通、许烺光等在30岁左右；第三代的张之毅、胡庆钧则在20多岁。从当时社会学者的年龄结构上看，一个较为合理的梯队已经形成，要不是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初期人才的分布是很有生气的。魁阁的前身是由吴文藻负责的，当他离开昆明到重庆后，费孝通很自然就接过了老师的班，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当1943年费孝通中途离开魁阁，许烺光也自然接上费孝通的工作，可见当时社会学人才结构的延续已经完成。费孝通当时已留英归来，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江村经济》。这时的费孝通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学术成就看，已完全具备了作为学术领导人的资望。魁阁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丰硕成果，与费孝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四，从上表所列魁阁成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看，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也很明显。魁阁成员主力的出生年月大多在1918年前后，比费孝通约小近十岁，这个结构保持了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活力。这些成员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当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教育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魁阁成员之间有较强的亲和性，这恐怕也是魁阁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一个战争环境里诞生的学术集团，它的成功和意义很值得后人注意。魁阁的诞生至少可以提示我们，中国曾经有过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它的形成关键在于学术环境和人才的培养，这是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资金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依赖于前两个因素才发生作用的：也就是说有人才和学术环境，在艰苦物质条件下也能卓有所成，舍此，再优良的物质条件也难以创造出辉煌的学术成果。

当年魁阁成员田汝康曾回忆说：“魁星阁已经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眠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另有三个书架，有的书和资料装在箱子里。晚上点的油灯，自己用棉线作灯芯。条件十分艰苦。”魁星阁是一座有八个角的阁亭，上下三层。最上一层是魁星老爷的神像，在神像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在这里终日埋头工作的是费孝通。这是一间三丈见方的斗室，如果同时有三个来客就转不过身来。阁楼的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个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在这里工作的是费孝通的几个伙伴。最下一层是他们的餐室，厨房便在室内的左侧。“就在这简陋的设备里，五六年来，三四个人成天锲而不舍地工作，每个人都获得了预期的成绩。”1945年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访问这里后写到：“物质条件很差， 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魁阁的生活和物质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是靠什么来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呢？用费孝通后来怀念他几位老师的话说就是：“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对魁阁的评价，费孝通晚年特别怀念他的魁阁时代，他的怀念也正说明日后魁阁的学风未能延续下来。

魁阁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魁阁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融合而成的一个典范。当时有六名魁阁成员和费孝通家同住在一个地方，客观上有了充分讨论问题的机会，但这也是容易产生矛盾的，而他们之间合作得非常好。这种合作首先得力于他们之间精神上的相通，这些成员都出身清华和西南联大，他们的成功合作，证明了当时教育制度的成功。魁阁的工作方法是大家分散去做数日的实地调查，然后重聚在一起举行学术讨论会，这种讨论会有时在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要进行半天。张之毅的夫人刘碧莹曾回忆说：“那时候，他们这帮人干事业不要命的。定好了就分头去调查，回来见面就争论。”魁阁的学风是直接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传统的，费孝通自己也说过，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特点是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Seminar）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定论文。 这种研究工作的方法确能发扬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这种源于西方的学风不仅在魁阁生根，而且开花结果，费孝通曾多次说过，魁阁研究工作标榜的特点是比较方法和理论与实践结合。从日后的成果来看，他们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魁阁的历史对研究知识分子将传统资源和西方影响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有比较清醒的判断和分辨力，在他们身上，传统资源和西方影响的过程表现为相遇即融合，选择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在魁阁的学术活动中，并没有将西方的影响拆解开来，而是先让大家辨认好坏再决定取舍，他们的接受是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的，在这方面魁阁的成功具有普遍意义。费孝通在差不多50年后这样评价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这样的论文是出于大学毕业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魁阁在费孝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可惜由于后来的内战，魁阁没有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魁阁虽然消失了，但它的传统却未过时。魁阁的传统曾被胡庆钧归纳为四个特征，我分述如下：

第一，自由研究的风气。费孝通本人的学术道路有很明显的流派背景，他也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在魁阁自然也就形成了对研究工作重心的一连串计划，但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而且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绝不强迫他们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

第二，尊重个人的表现。费孝通在魁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总助手”。他鼓励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而他则总是诚恳地站在他们旁边，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也认为就是自己成功。

第三，公开的辩论。魁阁在这方面是有反传统精神的。他们认为研究工作的集思广义是见之于Seminar班上，这是一个讨论会， 研究者选定了自己要研究的课题后，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或者已得到的成果，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都可以尽量申述自己的看法，不必忌讳给对方以忠实的批评。有时他们可以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费孝通虽然身居领导地位，可是他也一样地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评，“我们在讨论中，谁也不让别人一点，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陶云逵也说过，“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

第四，伙伴精神。魁阁成员，每个人都是这个团体里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甘共苦的精神。由于经费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营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费孝通自己就是写钢板的好手，特别是费孝通和陶云逵作为西方社会学不同流派在中国的两个代表人物，在魁阁时期，能够互相合作，更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楷模作用。

魁阁在抗战胜利后，随着一部分成员的离开逐渐解体了。先是史国衡到了美国，再是田汝康到了英国，研究室也由呈贡移到了昆明。特别是随着内战的开始，激烈的反战情绪，也打破了魁阁平静的学术研究。费孝通在潘光旦介绍下参加了民盟，同时参与了《时代评论》的主办工作，介入了民主运动，直到1947年才重返清华执教，这时魁阁已经不存在了。对魁阁成员，今天看来，魁阁时期，可谓是他们一生学术生涯的高峰，以后的岁月，虽然从年龄上说，魁阁成员正是学术上的最佳年龄，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未能再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这批训练有素的社会学者，差不多都被耽搁了；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中，也已是30年之后，此时他们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费孝通1948年就说过：“从乡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会。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所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还找求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令人感慨的是费孝通的这个愿望在他年过古稀之后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三

魁阁的短暂存在，说明中国在30年代末已出现过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如果不是以后战争的干扰，这种学术集团有可能迅速成长起来。我以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成功为例，来比照当年魁阁的诞生，我以为中国后来之所以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集团，其根本原因不是中国文化不能容纳这种具有西方特色的东西，而是出在人为的阻隔上，1952年取消社会学学科即是明证。

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成功一般认为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一）高标准严要求地选择教授和指导。

（二）面向世界广揽优秀科学人才。

（三）平等竞争和在流动中选拔人才。

（四）知人善任和支持各种创造性的人才。

（五）善于选择研究课题和指导科学研究。

（六）形成思想活跃和自由创造气氛的高水平科学共同体。

（七）妥善解决学者的费用、晋升和奖励问题。

显而易见，魁阁的文化精神和卡文迪什实验室是相同的（尽管一个是自然科学集团，一个是人文科学集团），这就说明，魁阁具备了形成高水平科学共同体的基础，但没有延续下去。魁阁的消失首先来自当时内战的爆发，战争转移了魁阁总助手费孝通的学术兴趣，尽管时间不长，但由于费孝通的离去，魁阁也就失去了灵魂。其次，魁阁的重要成员多是抗战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战争阻隔了他们的留学教育，所以当战争结束以后，魁阁成员普遍面临留学问题，这也客观上造成了魁阁的解体。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关心国家的责任，魁阁成员又多是青年，不能忘情于政治，也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从正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民间的魁阁，本来已经形成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格局，可惜未能再有更大的发展。余英时在悼念钱穆时，曾引述钱穆的看法，“他认为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所谓“客观标准”也就是学术发展进入成熟和规范的阶段，魁阁的形成，也可为钱穆的话做一佐证。钱穆曾忆及抗战前北平中国学术界的盛况：

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打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其它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劝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持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光复，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打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其它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劝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持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光复，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钱穆认为是抗战使中国学术界“神耗气竭”，恐怕只是原因之一。钱穆前面提到的那几位著名学者，抗战后差不多都重回北平，而且留了下来，但他们也未在学术上再放光彩，其中深刻的原因，我们从魁阁的形成和最终的消失上也能见出一些，魁阁本是社会学研究集团，谁能想到后来社会学会成为一门禁止研究的学科呢？魁阁成员的命运也自可想见。

原文转载自《重归“魁阁”》，潘乃谷、王铭铭 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49-65，本次发布，因篇幅关系，删去了原文中的引注、注释。

主编：何明

编辑：马雪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