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人类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闽南这两个字，一个是指福建省，也就是闽，另一个是指方位上的南部，也就是南，加起来亦是指福建省南部。提到闽南，我们确实是在指向福建省南部这个区域，它由北往南，由泉州、厦门、漳州三个地级市构成，其中厦门在上世纪80年代成了特区，所以在行政地理中的地位相对要高一些。

闽南也往往与“话”字结合，构成闽南话。闽南话带着土腔，就像我说话的腔调一样。有语言学家说这种话是唐代的中原的官话，但是这种话到底是在唐长安所讲的官话，还是长安之外其他地方的平民讲的话，大家都可以争论。另外，闽南这个地方的人民更多是在唐中叶以后才迁徙到了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在定居于这个地区的过程中，又与土著人和域外的南岛语族人有互动，那么这一互动对闽南语的产生起到什么作用？我们都不得而知。闽南话的起源引发着可以是相当激烈的争论，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或者方言学家，所以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从小学到中学讲的就是这种土话，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都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家里必须用闽南语交流。到学校，老师们虽然按规定要求我们学生讲普通话，但他们自己普通话也不标准，甚至特别不好，也特别习惯用闽南话讲课。甚至在朗读课文时也是用这种方言。由于闽南话与官话或普通话差别很大，历史上的朝廷不得已在闽南地区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书院，比如在泉州有一座书院叫做正音书院，是教授当时的官话的，所谓正音的“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不正”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当时闽南话被定义为不正之音。我少年时只会这种音，即便是朗读语录，最习惯也是用这种音。

我觉得我的母语虽然土，虽然不正，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自闭，它分布的核心地理范围就是刚才说的泉州、厦门、漳州三地，但它在广东东部、浙江南部，甚至海南和雷州半岛等地也有分布。明清时代移民从福建南部迁徙到南洋和台湾，也使那些区域的华人和本省人主要讲闽南话，这些地方共同构成了一个范围蛮大的中间圈。还有一些闽南人移居到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乃至欧美和澳大利亚，他们的存在表明闽南话还有一个外圈，因为这些移民讲的也主要是闽南话。闽南如果是指一个方言分布的世界，那它的分布实际上是相当世界性的，那么这个方言的“方”字便不一定准确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区域有自己的圈层系统，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是1960年代初出生的，文革时期我已经接触到南音这种今天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了。记得初中时我家的房东几乎每个晚上都和朋友们喝酒，他们边唱边喝，甚至跳舞，他们唱的就是南曲。我上了大学以后，老家泉州的中小学，在市文化部门的指示下开始保护南音，让孩子们学南音。再后来南音又申请为国家和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它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大，学南音也成了相当流行的一件事。

闽南人有没有值得一提的共同性格或气质？这个问题令我想起厦门大学著名明清史家傅衣凌先生，他关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认为帝制晚期在闽南的大地上冒出了资本主义的芽，那里有不少不喜欢四书五经而喜欢流动经商的人。他同时强调指出，闽南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有限的，原因是他们有很强的乡族观念，乡就是乡土的乡，族就是家族的族。

我看所谓乡族指的就是现在闽南各地还盛行的传统社会形态，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团结的传统，跟现代个体主义不同。我觉得傅先生的论断是有根据的，闽南人确实有个体竞争精神这一面，又有集体团结精神这另一面，他们的气质是双重的，至于这是不是限制了他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我看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在个体主义时代，社会或公共生活延续可以说是闽南文化的当下特征。这个区域的人特别爱过节，爱热闹。在这个地方传统上民间公益事业也和民间商业、民营企业一样发达，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南音是此地过节热闹的核心因素之一，因此也是闽南人共同的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事社会文化研究，我一向相信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个体主义内卷时代特别有启发性。

编辑/音频剪辑：何雯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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