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以来，中国医药产业和医疗系统的反腐行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有主流媒体认为这是一场力度空前的行业反腐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是近年来医药腐败呈现蔓延扩散和隐秘之势。已披露案例显示：医药腐败已经成为推动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喻红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

此前，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十个部门共同出手，力度可见一斑。

以笔者多年来的调研和观察，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已非一日之寒。这和中国社会长期对医生、药师、药房和药企的高度信任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对于治病救人的医药产品总是存在着敬意。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求诊的患者对于特效药和快速完成医疗进程又有普遍性的需求。因此，本世纪以来医药企业和医疗性设备企业、在城市健康工程中的话语权明显上升，力图引导医疗采购。

然而，如果有关医药和设备供应系统不加节制、规则模糊，就会出问题。每年全国或地方两会上，都会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质疑这种力图引导医疗采购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新发展业态；主流媒体也多次发出声音——治理虚高的就医问诊费用，既是民生更是民心工程。

近日，笔者在和多位熟悉的医护人员交流中也获知，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根治。药品变得昂贵的推手并不是第一线的医生，他们并没有定价权；但已经熟悉和普遍使用的规则是在一家医院看病就会在此照单付钱取药。自然患者也会比较，如在网店上同类、同款的药品价格会有悬殊差距。

批量新医药和所谓新型大宗医疗设备的开价和销售，甚至出现了销售方和采购方互相勾结而损害使用方利益的极端案例。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方，不仅仅是患者及其家庭，同时也包括就诊者单位和国家医保。笔者在调研时也发现，有国家医保的就诊者往往会有心理上的优越感、对其问诊药品和医学检查价格的敏感度较低。当药品和设备交易价格被逐渐推高，回扣必然跟风。

笔者第一次听说药品回扣的概念，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笔者随上海社科院的课题调研组到浦东调研国资医药企业，就很清楚地记得他们说，一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打破了稳定了多年的药品采购价格并给了回扣。这家国企厂长愤愤不平地指出说：这就是医药采购中的腐败问题和对国企的不公平竞争。

后来，笔者一直关注医药代表的行业拓展和社会运作问题。只是三十年过去，中国如今具有世界上规模人数最庞大的医药代表群体、最近公布的数字是二百六十万之众。而美国和日本的医药代表，只有十一万和五万多；尽管美国还是医药代表机制的诞生地，也是每年新药推向市场额度最多的国家。

毫无疑问，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医药代表这一群体会产生实质性的震撼作用。笔者接触的多位医生，也明确表示出对医药代表群体的厌恶，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新塑造医药领域的行业生态。有行家还告知说：除了药品和设备的价格高，多批次、不节制地增加患者医用耗材也已是腐败的一个典型方面。

可以说，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共同推高了药价和医疗费用，群众反映强烈。此番国家部署、地方迅速跟进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很得民心的战略性举措。（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