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赵宗实不仅没有处斩韩琦、欧阳修，而且还坚持称呼赵允让为老爹。这下，司马光一党气急败坏，纷纷要求辞职，炒英宗皇帝的鱿鱼。这就是北宋王朝比丧师失地还要轰动的‘濮议’事件。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宋朝士大夫身上的特性：

一、士大夫的儒家思想到了宋朝已经僵化，就连父子至亲上的一点灵性都要围堵、抹去。

二、士大夫之间以互相攻击见长，惯用的人类两分法（君子、小人系统）是他们词汇缺乏与智慧枯竭的表现。

三、士大夫没有辨别是非轻重的能力，却富有内斗的精气神，芝麻小事当做西瓜大事去认真。

相比其他朝代而言，士大夫们都有过生龙活虎的状态，而唯独宋朝的士大夫表现差强人意，嘴上功夫称道，精神萎靡无力，每遇到大事束手推诿。所谓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的庄稼，正是宋王朝的立国精神，决定了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

宋朝的立国精神

用‘病夫’来形容宋朝也许有些过火，但它确实不堪一击，无论是对辽国、西夏、金国，宋朝都使用了用岁币换和平的方式，因为武力在上述几国面前几乎失灵，所起到的效果可忽略不计，相反会徙增本国百姓负担，丧失无辜性命。而当财宝失去作用的时候，北宋顷刻灭亡，当金国眼中满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盛景时，南宋屡屡遭殃。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开国皇帝赵匡胤杯弓蛇影般防范意识下的立国精神。

五代十国是唐朝向宋朝的过渡，那个时代的梦想与现实倏兴倏灭，诗与远方唾手可得，皇帝的位置轮流坐，改朝换代朝夕之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柴荣）的亲信，二人亲同手足，不分彼此，同榻能眠。因此，在郭荣的眼中，赵匡胤是绝对不会叛变的一位，但是赵匡胤陈桥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赵匡胤深知，为了不让部下学走自己的＂成功之路＂，显然光有忠心是靠不住的，关键是不为其积累叛变的资本。于是赵匡胤定下规矩：大臣不能有权，即便有，不能过久。因为久而生变，容易滋生祸端。

由此也决定了宋朝政府部门的组织形态：

一、中央。宰相统领三省（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枢密院、三司使司及九寺。而实际上，尚书省、门下省、九寺属于枢辅，形同虚设。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三司三使（财政）由宰相挂名，分隶皇帝。特别是宰相如果没有皇帝的临时指派，断不可过问军事与财政上的事情，此举目的是阻断政治、军事、及财政官员之间勾结。

二、政府单位。主管各部门官员与所主持部门不发生关联，比如中书令只是一个在家享受荣耀的高级官衔，不可以去中书省行使职权。而中书省的实际掌管者则是尚书省右仆射，但尚书省右仆射只能兼任中书侍郎（副职）。其他部门同上，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如此前后左右的迂回，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明白自己的实际职责。

三、地方。地方与中央大同小异，各州刺史、州牧都是临时在任或代理，被称为＂知州事＂。他们的本职在中央，随时都有被强离、替换的可能。

四、军队。将领永远没有军权，代表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枢密使只限文人担任。宋朝的军队分两种，一种称＂禁军＂，戍守京城，是国防的主要力量；一种称＂厢军＂，分散各地，维持治安。禁军为精壮青年组成，厢军由老弱病残拼接。每遇战事，选用文人或宦官担任统帅，极少情况由武将担任。而亲临前线做战的将领也都临时委派，虽然他们的职业就是统兵打仗，但对其所要统领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将领交权卸甲，士兵归营，如此将不识兵，兵不识帅，陈桥兵变式的叛变可消灭在萌芽，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北宋政府部门的官员＂在其位，难谋其政＂，而军队战斗力不免让人忧心忡忡，但文人在政府组织形态中的地位尤为突显。文人即士大夫，所以，宋朝被称为士大夫的乐园。

士大夫的生存状态

经历唐末及五代十国乱世大浪淘沙般的洗礼，传统世家贵族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到了宋朝，取而代之的是寒门士族光怪陆离、大放异彩。重要的是，宋朝的皇亲国戚在皇帝的有效防范之下都没有实权，因而国家统治阶层就是寒门士大夫的天下。皇帝至高无上，之下就是士大夫（官员、地主）阶层，再往下庶民、奴仆依次。

宋朝的平民跃升为士大夫阶层有三种途径：一是学校，二考试，三推荐。

一学校。宋朝，‘’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包括‘’国子学‘’与‘’太学‘’两个学院，前者专收七品之上官宦子弟，后者八品之下及平民子弟均可入学。王安石变法期间，将太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学子达到上舍级别，即可授予官职。

二考试。宋朝的科举考试严肃、严谨、公平，只要有真才实学，唐朝如‘’黄巢式‘’的屡试不第很少出现。在宋朝，如果高中状元，那种热烈庆祝的场面可与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媲美。

三推荐。推荐类似于东汉及曹魏时期的举孝廉，获得赞扬及推荐的资格就是品行、学识等多方面的叠加，好比当代的积分制，所获积分越高离获某项权益越近。而宋朝知识分子更懂得抱团取暖，所以他们经常互相赞扬，以快速谋求官职，弊端是容易结党。

司马光画像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水乳交融，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因此，士大夫不求上进、工作效率低下、奢靡成风便成为常态。即便如此，皇帝对他们仍不放心，为了使他们牵制彼此，鼓励他们互相弹劾检举。为此，在皇帝的授意下，朝廷设立两个监察机构，一个是‘’御史台‘’，另一个是‘’谏院‘’。二者名字有悖，作用相同，如同水瓮与水缸的作用都是存放水一样。

之所以设置两个监察机构，原因是一个被人操纵之后，另一个可以照常发挥作用。如此一来，便给士大夫们英雄用武之地，因为除了御史和谏议大夫外，所有高级官员都可以向皇帝提出＂高深见解＂。另外，只要有伤及自己利益的改革或是新事物出现，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发表反对言论。结果是，士大夫既可以拐弯抹角地抨击宰相以下的同僚，又能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利益，一举两得。

范仲淹画像

在宋朝，士大夫如鱼得水般存在，从不用担心‘’祸从口出‘’。唐朝以前，如果弹劾或检举失当会被以蓄意污蔑定罪，轻则免官，重则处死。而宋朝的士大夫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即便被定为检举失当，最大的处分就是贬出京城。贬谪并不是流放，而到地方任知州事或通叛一职，如此山高皇帝远，品茶饮酒、吟诗作赋，悠然自乐，怡然自得。

结语：安乐背后的危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士大夫的安乐，帝国的浮华，危机早已悄然而至。尽管经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苦心变法，但在绝大多数士大夫营造的安乐气氛笼罩下的宋王朝如一只陶醉在温水中的青蛙，等感知到水烫时，为时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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