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燕山街边高62.3米的旭华大厦在爆破中瞬间坍塌

有一个叫祗园庵的庵堂， 曾经在燕山街。

对于此，原本在五里牌街道任职，现在重回燕山街参与友谊商店东边地块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工作的李粉山以及在省直汽车公司修理厂退休的郭湄荪都确信不疑。

“衹是示字旁还是衣字旁，我不记得了，旁边是个姓氏的氏。”2015年4月21日下午，友谊商店东边地块旧城项目拆迁办一楼的某个办公室，李粉山见我把“衹园庵”写成了“紫园庵”，在一旁给我指正。

“现在，当年祗园庵周边的房屋，产权证上的登记，还是祗园庵。”曾担任过燕山街居委会支部书记的李粉山介绍。

当天晚上回家，在1986年版的《长沙市地名录》找到了“祗园庵”。“祗”比李粉山说的“衹”多了一点。

全国曾有多个祗园庵，其中大多像燕山街的祗园庵一样，早已不存，人们偶尔提起的时候，还经常把它的名字弄错。

祗园是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传法的重要场所之一，后人建庙或庵堂，多有借用“祗园”这个名。

1973年省直汽车公司修理厂建厂房，即有过一次拆迁，那次拆迁时，郭湄荪刚从邵阳调回长沙，他曾画过拆迁前的地形图，他现在很遗憾没把那幅图保存下来。

“过去燕山街这里整个的，是一座山，有一个很大的坡。”郭湄荪回忆。

他说的那个很大的坡，即今天东起长岛路、西至韶山北路的燕山街。

“这里以前是郊区，郊区医院那里，就是祗园庵，郊区医院，就是现在常青树老年公寓。”

即使是郭湄荪，也没见过祗园庵的原貌。1973年回长沙即参与汽修厂长房基建的他记得，当年他们挖地基时，曾挖到祗园庵最后一任主持的陵寝。

“她的棺材是楠木棺。打开之后，她身上盖着一床蚕丝被，她的佛珠等法器被她在开福寺的师兄妹们拿走了。她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了。”郭湄荪估计，这个主持是民国时期入葬的。

在郭湄荪的记忆里，由祗园庵改成的郊区医院周边，有菜地，有塘，有拖板车的，有很多杂乱的平房，它们的中间，错落着几条泥巴路。

“有女不嫁燕山街，天晴落雨穿套鞋。”郭湄荪曾开玩笑般编了两句形容燕山街路况的顺口溜。

1931年开山筑路，袁家岭与燕山街交界处废土填坪，被命名为中心点。在当时的计划中，该中心点将是城市扩张后的市中心。

1958年10月，13岁的刘梓林由黄土岭收养孤儿的儿童教养院(今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到了燕山街。之前，他曾短暂地在今劳动广场南边旭鸣里的盲人制钉社工作。他到燕山街，是因为制钉社与原在白沙街附近、金沙里的盲人螺丝社同与原先就在燕山街的收容了很多乞讨人员、被人叫做叫花子厂的华新机械厂合并，合并后的厂最开始叫福利五金厂。

刘梓林双目健全。

“盲人厂里也要些正常的人跟他们合作。”刘梓林解释。

1958年，他拿着一个木脸盆、一床棉被，即来到燕山街。

“按政策，本来是要送我们读初中的，但是，大炼钢铁开始了。就把我们搞到这里来了。”

刘梓林到燕山街做的第一个工种是钳工。

因为久与残障人士工作和生活，刘梓林积累了一些单从外表辨别一个人是否残障的办法，例如，“聋哑人的眼睛是无神的，正常人，他耳朵听到声音，眼睛就会往声音方向往过去，久而久之，眼睛就很灵活。”

刘梓林的妻子也是健全人。

“有健全人和健全人结婚的，有健全人和残障人结婚的，有残障人和残障人结婚的。”刘梓林说。

福利五金厂的第一代，他们的后人也有近水楼台进入1983年后改名为旭华的仪表厂的。

1992年左右，他当副厂长时，旭华仪表厂最多的时候有员工1002人。

“我们搬到这里以后，燕山街就热闹了，不热闹也会热闹，打钉子叮当叮当响。”刘梓林说。

让燕山街不安静的，主要是来自制钉车间的噪声。

“聋哑人耳朵听不到，所以喊他们锤钉子。”

锤钉子的声音，是刘梓林到燕山街的头些年听到的最多的噪声。

民国时候留下的“中心点”这个词没随民国的结束而结束，1958年来到燕山街的刘梓林和他的同时代人划分城市和郊区，即以“中心点”为坐标，“中心点在现在街口的菜市场的西边一点点，中心点以西，像现在围起来也要拆的长城宾馆，是在市区；中心点以东，就是郊区。我们虽然在郊区，但是市民。”

这是最靠近省委大院的郊区，也是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市民的郊区。附近集结的大院，还有省军区的，公安厅的。一些事业单位和企业也先后在东边的这个郊区落脚。其中包括现在燕山街附近最有名的友谊商店的前身韶山路百货商店和稍晚于韶山路百货商店的友谊华侨商店。

旭华仪表厂和今友谊商店之间仅隔有一个面积不大的菜市场。

韶山路百货商店1971年才在福利五金厂的西侧起建。早于福利五金厂的，是他们东边的长沙市湘绣厂。其他，省直机关汽车修理厂、芙蓉宾馆、长沙市工商局、长沙市医药商业公司、长沙市韶山路食品有限公司、长沙市蔬菜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等单位或单位的宿舍都晚于旭华仪表厂。

1977年7月1日，长沙火车站在原来的菜地上面建了起来，当年底，与燕山街平行的五一路从袁家岭东延到了火车站。

“中心点”在“改革开放”后变得非常热闹。邮局、供销社就在中心点旁，中心点东的燕山街渐渐多了进城摆摊卖小菜的农民。

因市场萎缩，中心点东南侧的旭华仪表厂在刘梓林任厂长期间慢慢减产、变得安静。旭华仪表厂周边的一些单位，继续保持着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其中，韶山路百货商店(大楼)和紧邻的友谊华侨公司成了1990年代初长沙商战五虎中的两虎。两虎相争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00年9月才并为一虎。

即使与友谊商店相邻，刘梓林说他印象中并未见过友谊的领头人胡子敬，即使是后来他当上了副厂长。

燕山街北的大同小学的领导，他见过，当时有大同小学的领导向他抱怨过大同小学里的旭华仪表厂的子弟“不会读书、调皮，增加了教育的难度”，刘梓林认为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抱怨，是因为旭华“没钱把它”，“我们本身还要社会的扶持，我们哪里有钱把你大同，即使要把，也没别个单位把的钱多，不能跟省委、军区等首脑机关比。”

1984年5月之前从黄土岭的家骑车去浏阳河边的湖南制药厂上班的易国华，曾一度绕开燕山街及附近的袁家岭。

他骑的是一辆凤凰20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他记得是168元钱买的。买这辆车时，23岁的他刚复员不久，当了五年兵的他复员在湖南制药厂锅炉车间工作，同时担任团支部书记。

“厂里面有几个团支部书记？”厂里面的书记在车间开大会问。

买什么都需凭票的年代，这么问了后，自行车票很紧张的情况下，易国华得到了那一批次仅有的一张自行车票。

易国华到芙蓉宾馆报到是1984年5月4日。从有3000多人的湖南制药厂调到当时还只筹备阶段、仅招了60余人的芙蓉宾馆工作，易国华起初是很不高兴的。仍旧骑自行车上下班两年后，他搬到了芙蓉宾馆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楼里的管道，都是已经是水电管道熟练工的易国华领人一起安装的。

1983年底，芙蓉宾馆建成后，这栋主楼，“虚算”有17层，实际客房是14层楼，“西方人，13是不吉利的，就没13层；另外，有一层是电梯机房，还有一层是水箱层”。不管虚实，总高有55.8米的芙蓉宾馆是当时长沙的最高楼。

虽然1984年才到已经建成了的芙蓉宾馆，但他对宾馆开建的背景也有所了解。按照他的说法，1976年芙蓉宾馆即由国家旅游总局批准开建，“当时只批了10家。”芙蓉宾馆的之所以会批准，是因为长沙已有外国籍的学者和留学生到来。

“因为是国家拨款、省外事办接待外宾和华侨、港澳台胞的宾馆，建筑材料和工艺还有建房的工人，各方面都要求很高。”易国华说。

1984年9月20日，芙蓉宾馆试营业。

在易国华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芙蓉宾馆开业之初，来得最多的是日本的专家和游客。日本的专家之外，易国华能够记得的外宾有西门子公司的专家，“请他们过来，主要是引进他们电话方面的技术。以前我们的电话，要有个总机给你转电话，西门子过来后，慢慢就变成全自动了，不用总机了。”

从1984年芙蓉宾馆的第一个圣诞节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芙蓉宾馆是在长沙的外国人“集中”的地方。

“芙蓉的冷餐和自助餐很好。”

易国华记得的，芙蓉宾馆最多的一次，曾“集中”了500余外国来的朋友。

“老总冇一点用。”易国华对曾领导过他的原芙蓉宾馆的领导们直言不讳。

易国华用来佐证“老总冇一点用”这个论断的，是老总们对待曹秋泉的态度。

曹秋泉被称为是湖南湘菜大师涉外第一人。1978年他由外交部选派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任领班主厨。1984年他由湖南省外事办选调芙蓉宾馆餐饮部任经理兼厨师长。

“我们没有好好利用这个厨师，过去，整个长沙的湘菜的考试都是在我们这里。”易国华说。

易国华认为芙蓉宾馆没有好好对待曹秋泉，“根本没让他发挥厨师长的作用。”

此外用来佐证的，还有老总们对某个时间段芙蓉宾馆的保安的失控。“他抓了人赌博，不送公安局，自己来处理，桌上的钱全都没收，另外每个人还要罚两千。后来他双开、判了3年刑。保卫科的五个人全都更换。”

抓获他们的当天，打开保险柜，从保险柜门的夹缝里面，搜出6万块钱现金。“天天晚上老照壁。”易国华说。“老照壁”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最有名的吃夜宵的地方。

钱之外，还多搜出一把枪——经公安机关允许，保卫科配备了一把六四手枪。枪一般由科长使用。多出来的那把枪，易国华说他当时很不理解枪的来源。

易国华是做了近10年的管道工才临时喊去在去保卫科的。

去芙蓉宾馆“乱来”的，有外地的，也有本地的，大多数是做生意的以及“闲杂人员”。

“我就不理解，就是这些人发了财，乱来乱搞。”

1992年底，42岁、身材已经发胖的易国华担任芙蓉宾馆保卫科副科长。

“要是为当芙蓉宾馆的老总，燕山街的这一片地方我都买了下来。”4月20日下午，练完书法后的易国华说。

易国华经历了芙蓉宾馆最为火爆的那段时间，“每天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客房入住率。这是什么概念？一个钢丝床加在房间里，就是222；餐厅一天营业额十五六万，一年算下来几千万啊。”

在80年代中期，易国华说有长沙人以在芙蓉宾馆住一晚为荣，“那不是花钱的问题。”

长沙最早的酒吧，易国华认为是芙蓉宾馆的酒吧。

长沙的舞厅，最好的，曾经也是芙蓉宾馆的舞厅。

易国华保卫科任职之前的被一锅全端的保卫科同事靠抓赌敛财，易国华则主要是通过卖舞票来“改善菜篮子”——每周一的职工舞会由易国华管，“职工带一个人去跳舞，我们让进；带两个人，我们就需要你买一张票。”

舞厅门票6块钱一张。

可以容纳200对人跳舞的场所常常会一票难求，“到节日的时候，经常炒到15块钱一张。”

芙蓉宾馆的咖啡，易国华记得也要5块钱一杯，“全脂咖啡，我问了，90块钱一桶。关键是，那一桶咖啡，可以卖几百杯。”

没人对芙蓉宾馆的贵表示异见，大家仍趋之若鹜。直到更好的酒吧、咖啡馆和酒店的出现。

“打架经常发生。”

易国华曾告诫过自己的女儿：不要围观热闹，免得被打。

易国华的女儿1980年的。

芙蓉宾馆最火的时候，她还未成年。等她成年了，芙蓉宾馆的各种火在或已经降温，或已改头换面。而燕山街的夜宵则渐有美名。

经常的，有喝多了的，翻桌子、打架。

“哪里的夜宵都有可能打架。”易国华的女儿说。

郭湄荪也看到过打架。不过，不是夜宵摊。而是菜市场。

“有一天。两个卖肉的，打了起来。一个割了另一个的耳朵。”

两个摊贩间的打架是很少发生的。

在燕山街，谁都能讲一两个卖小菜、卖水果、卖油条、烧烤发财买房或把孩子送大学乃至国外读书的摊贩故事。

像郭湄荪和刘梓林这样年龄大些的，在说起励志的摊贩时，既有羡慕，又有抱怨——他们觉得是这些摊贩的存在，让燕山街菜市场里的菜和水果店里的水果普遍比周边要贵一些。

“反正周边有很多当了角色的。”刘梓林说。

刘梓林情愿骑了电摩去马王堆买菜，他说，他们厂里，只有行动不便的残障人才就近买菜。而郭湄荪则情愿搭1路车去碧湘街，“反正老年人坐公交车不要钱。”

易国华不能去远的地方买菜，五年前，他曾中风过，至今行动还有不便。

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的闲人有时会在这条街上出现。燕山街东锦军超市门外的凳子上，两个穿着保安服的中年人守着五瓶国喜牌白酒吹牛，一个说他家在省委大院，他住二楼，某某大员的秘书住和他一栋的五楼。另一个则配合说，他是住二楼的首长的司机。他们能说出省里各部委负责人的名字，好像他们真的就是他的邻居。

23日白天，燕山街南边划定的东起原湖南省电信公司，西至友谊商店，南临五一大道，北到燕山街的这块区域的建筑外墙，“征”字又喷了不少。

白天燕山街到五一路之间的各小区里，三五站着的，大多讨论的是将要临近的拆迁的事。虽然平日对这条街多少有些怨言，但都不想轻易说再见。

在燕山街南曾引领过长沙时尚潮流的友谊商店的掌门人胡子敬23日在记者拨通他电话，说要采访他时，他说他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即将飞往上海。

23日晚上，快9点了，省旅游局宿舍1门的刘光熹走到燕山街中段的志辉糕点店来买老板娘油炸的蛋黄南瓜条。

这是老板娘推出的新品，5天前才推出。

下午的时候，刘光熹本来要买的，见排队的人很多，让老板娘给他留些。老板娘答应了。可是，到晚上9点，他再去，老板娘告诉他忘记留了。

老板娘姓陈，旁边已经堆了七八个削好的南瓜了，她手里还在继续削着南瓜。

“每天可以卖十几个南瓜。”老板娘说。

老板娘姓陈，2005年随丈夫和侄儿来到燕山街开店。五年后，他们夫妇便在荷花园附近买了房。

“只要不懒，不赌，两口子搞个五六年，基本都能买房。”老板娘说。

23日晚上，老板娘对问到她的名字表示不高兴。

“现在晚上冇什么人了。”老板娘说，“前两年还开不进车子。现在很冷清了。”

冷清的原因，老板娘觉得和长城宾馆围起来说要拆以及燕山街和五一路之间已完成的拆迁有关，“远地方的人不来了，近的地方的人又走了很多。”

她能够想得到的，在将来的一两年中，她和这条街上的生意都会继续不如从前。

（原文见2015年4月底的《晨报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