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贡献

王春明

20世纪30年代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神州大地上谱写的一首惊天动地的壮歌、一部彪炳千秋的史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类发展史上雕刻的伟大杰作，在中国革命前进道路上矗立的不朽丰碑。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雄伟的胆略和宏大气魄，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挥才能，为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力挽狂澜，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

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34年10月，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是怀着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强烈义愤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深深眷恋踏上征程的。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惊慌失措。尽管广大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连续突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组成的四道封锁线，但是，中央红军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而且这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北上的路上设置重兵防守。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能招致全军覆灭。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以来的巨大损失，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利用和王稼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行军的机会，经常倾心交谈，促使他们从“左”倾领导圈子中分化出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从此，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同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的斗争。随后，毛泽东又取得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被采纳，中央红军开始改变长征初期的战略计划，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在猴场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被会议以《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下来。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博古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客观原因。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会议的转折点是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作的联合发言(也称反报告)。张闻天在反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342页。】他用充分的事实依据全面、系统地批驳了博古、李德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会议作出了调整党和军队领导的几项重要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査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2-343页。】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方式，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重大路线斗争问题。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充分、集中地显示了毛泽东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胆略。

第一，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顺应和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心愿、要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血染湘江的沉痛教训，深深地震撼和刺痛了广大将士的心。广大将士对临时中央和军事决策者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逐渐髙涨起来。而且，他们逐渐认识到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毛泽东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勇敢地承担起拯救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工农红军、拯救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第二，毛泽东善于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善于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去影响、帮助和团结周围的同志。“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3页。】毛泽东首先说服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并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几个人中间，最早受毛主席思想感化或者叫思想影响的，还是稼祥同志。”【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123页。】

张闻天也是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阵营中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后，张闻天以党中央“负总责”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积极支持和配合毛泽东，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恩来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39-40页。】

第三，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其策略就是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其方法就是用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作出正确的决议。正如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二、毛泽东以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和杰出的领导艺术，率领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是在战胜敌人和排除党内干扰的斗争中逐步得到巩固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具有了决策权，但是还没有直接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是逐步得到的。首先，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边境的鸡鸣三省村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进行常委重新分工时，大家都希望毛泽东来主持工作，而毛泽东力荐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自己来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次，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并“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这是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重大变动。从此，毛泽东就对红军有了直接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曾经遇到党内的严重挑战和干扰。在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不打。尽管他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但还是未能说服大家。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以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同时，毛泽东刚担任6天的前敌政治委员也被撤销了。当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51页。】，并再次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服大家，使红军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51页。】，全权指挥军事行动。毛泽东事实上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

在确立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过程中，会理会议也是重要的一环。鸭溪会议之后，不少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大踏步迂回的战法不理解，产生了不满情绪。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的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上，“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55页。】为统一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认识，对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四渡赤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就在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企图将只有3．5万人的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在此严峻局势面前，毛泽东率领部队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在利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试图围歼川军郭勋祺师的战斗中，仗打得很不顺利。毛泽东随即决定迅速撤出战斗，在猴场、土城南北渡赤水河西进。1月29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安全渡过赤水河。是谓一渡赤水。

中央红军原来准备经川南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但发现各路追敌已逼近川南，而且川军潘文华部已扼守长江北岸。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立即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转移到川滇边的扎西(今云南省威信县)地区。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中央红军乘追敌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尚未到达、黔北敌军兵力薄弱之际，突然掉头东进，从二郎滩、太平渡再渡赤水河，一举攻取了天险类山关，再占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谓二渡赤水。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从汉口飞到重庆“督剿”，重新调整部署，亲自指挥部队向遵义一带合围过来，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遵义、鸭溪这一狭小地区。中央红军又一次面临危急时刻。毛泽东镇定自若地指挥中央红军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为进一步迷惑敌人，调动敌军西移，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分别从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渡过赤水河，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是谓三渡赤水。

中央红军西进川南古蔺地区后，蒋介石急忙调集中央军、川滇黔各路大军迅速向该地区集结。而就在蒋介石认为消灭红军如同囊中取物之时，毛泽东又指挥中央红军掉头极为神速、极为隐蔽地再次东渡赤水河，秘密返回贵州，把国民党军队甩在了赤水河西。随后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由四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组成的包围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前锋直逼贵阳。当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弄清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后，中央红军已从容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是谓四渡赤水。

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四渡赤水，它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千古绝唱，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在指挥四渡赤水的战斗中，毛泽东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正展示了毛泽东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军事才能。张闻天曾赞叹：从新的“三人团”成立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三、毛泽东审时度势，适时地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才能在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扎在陕北。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全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全部沦陷，几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全国抗日局势的急剧变化，抗日救国的思想更加成熟，心情更加迫切了。毛泽东一再坚持“北上”方针，就是把长征与抗日救亡自觉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地制定了红军统一的战略方针——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特别是靠近抗日斗争前线的华北地区建立前进阵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毛泽东更深刻地思考抗日反蒋的问题。面对“何梅协定”签定后的全国抗日局势，党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随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90页。】11月28日，毛泽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的根本变化，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个报告中，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的发展过程。这是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之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维护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团结，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会合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主张避开敌人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川康边退却。在是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退却问题上，毛泽东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四个回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第一个回合：面对张国焘极力推行南下的错误主张，为统一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的两河口扩大会议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利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

第二个回合：两河口会议后，中革军委开始实施《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为维护全军的团结，促使张国焘共同北上，在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对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希望他回心转意。而且对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也尽量加以考虑，甚至对一些无理要求，也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譬如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由张国焘接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等。这样，张国焘才勉强同意执行中革军委为补救因其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才开始率领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

第三个回合：张国焘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忍让、妥协并不满足，为达到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目的，他继续阳奉阴违，向党中央发难，其手段越来越卑劣。他不但公然宣布党中央北上抗日是机会主义路线，还无理要求将四方面军的一批干部批准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大肆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他还以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的名义，收缴了中央红军军团之间互通情报和同党中央、中革军委联系的密码本。但是，尽管如此，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希望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促使张国焘率部同中央红军一起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上，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增补四方面军9名干部参加中央政治局、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组成成分的意见；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粉碎了张国焘企图吃掉一方面军的图谋。张国焘不得不率军从卓克基出发，于8月21日攻占阿坝。

第四个回合：红军攻占阿坝后，张国焘又拒绝执行中央关于红军主力从班佑直出甘南的决定，命令左路军主力原地待命。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由阿坝出发向班佑前进，并命令左路军主力向右路军靠拢。随后，他在电复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时，公开反对北上方针。他不仅命令左路军南下，还背着党中央密电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传(1893-1949)》，第362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紧急磋商后，立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在甘南迭部县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人力量估量存在原则的分歧。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这四个回合的胜利是对张国焘妄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作出的有力反击，其主旨就在于坚持北上方针这个根本的大方向不动摇。坚持北上方针，向北发展，实际上是在争夺承担民族救亡重任的先机，谁能勇于承担这个重任，唤醒民族自信心，谁就站在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前列，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由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夺取腊子口、翻越岷山，并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在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随后，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此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迎击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直罗镇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而且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国共产党人站到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于一个时刻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伴随着救亡危机而来的还有空前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在刚到陕北时就准确地预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即开始。”为了这个新局面的开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懈地奋斗着。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东渡黄河，发表《东征宣言》，声明开赴冀察对日直接作战。国内各种矛盾、各个阶级、各个党派都因民族危机的加剧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越来越深入人心；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南京统治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化。在这一新局面的开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威望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红军的发展壮大也大获生机。这所有的一切，都为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为粉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为长征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率领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时刻都在惦念着红四方面军的七八万将士，多次致电张国焘等，希望他们能够率领部队取消南下计划，迅速北上。但是，张国焘竟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取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的中共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坚信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会作出正确的选择。落脚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还多次致电四方面军，催促他们尽快北上。随同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自始至终都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他们同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徐向前等一起，对四方面军中受欺骗和蒙蔽的将士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时重新南下后重大伤亡的事实也深刻地教育了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他们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的斗争也逐步升级。这时，刚从莫斯科来到陕北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一意孤行的张国焘终于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率领四方面军开始了艰难的北上历程。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在陕北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一长征。长征使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实现了从南方向北方的转移。“左”倾路线造成苏区丧失，红军被迫转移，转移受挫推出了毛泽东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把转移创造成了长征，而长征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又是毛泽东，最早阐明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到达陕北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以诗一般的语言总结了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是毛泽东及一代共产党人创造了长征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长征又造就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这样一个敢于向任何困难和任何敌人挑战，时刻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英雄群体。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作者王春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