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锦霞

（Esther Eng，1914—1970）

伍锦霞是幸运的，无论如何，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华裔家庭里，她有富商父亲支持她，因此能如愿地拍出颇有女性意味的电影来。虽然作为导演，她可以在片场上指挥那些年长于她的男性合作者，但事实上，这些合作者却一直忽略或有意回避她的存在。这也是她后来完全被电影史忽略的原因之一。无疑，她也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导演。虽然她本人如何看待性别问题，还有待商榷；但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拍摄了《民族女英雄》《女人世界》这样的电影，可谓是电影史上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

而另一位“连最勤奋的女性主义史学家”都没侦测到，由一位男性收藏家考古挖掘出来、如今登堂入殿进入摄影大师位置的，是传奇摄影师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1926-2009）。薇薇安·迈尔是一位单身保姆，终身以此为职业。如果不是她去世后留下了一皮箱底片，如果不是在拍卖场购得皮箱中底片的人，因为好奇冲印了几张照片，并从中发现她遗世独立的才华，她就只是一个默默来到世界上又默默辞世的保姆：一生乏善可陈，还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是，迈尔来路不明的才华和对摄影的热爱，让她在人世间留下了一抹浓墨重彩的痕迹。虽然，这一抹痕迹也差点被历史和偏见的大手一把抹掉，但命运有时候却又是仁慈的。她在去世后竟然被一位陌生人发现和寻找了出来。说寻找，是因为收藏者、房产经纪人约翰·马洛夫从这一堆无主之作中，发现了艺术的高光时刻；从一个无名无姓的摄影师身上，他看到值得挖掘的价值。正因为收藏者只是一位圈外的年轻人，所以，他并没有去比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摄影的上下文关系，也没有去横向比较那个年代纽约摄影师的作品，而是凭直觉发现了他用四百美元买到手的这些底片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艺术之谜。这一箱资料，包含了十万张黑白底片、两万张幻灯片及无数胶片。这一切资料的背后，只有在相片纸带上出现的一个名字，薇薇安·迈尔。当他试图通过谷歌去搜索这个名字时，他没有任何收获，除了一则讣闻。但是马洛夫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说：“我买过一些关于街头摄影大师的书籍，心想，她如此特别，怎么没人知道她的存在？”这是一个奇迹般的用侦探手法寻访一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借助一则讣告，借助互联网，借助摄影师照片中反复出现的人物，也借助民政事务署，年轻的马洛夫明察暗访，走街串巷，顺藤摸瓜。他沿着摄影师拍摄过的芝加哥街景，走进薇薇安·迈尔的内心，成功地将碎片式的信息，拼凑出一位保姆摄影师的传奇人生。试想如果没有马洛夫的好奇心，没有他的敏锐眼光，没有他的旺盛精力，尤其是如果没有薇薇安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迫拍卖她那些并不值钱的底片，那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将永远不会被世人认识。就像几千年来，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曾经做过的一样：她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投射到一个终生热爱的事物上，日复一日地去努力做一件没有回报的事情，就像修行一样，让她们的生命充满意义。

薇薇安·迈尔

（Vivian Maier，1926—2009）

二〇〇八年，第一幅薇薇安的照片，被发表在网络上。这时，薇薇安·迈尔还在世，住在一家不为人知的养老院。当然，她不可能看到马洛夫的博客，后者这时也并不知道她为何方神圣。二〇〇九年，马洛夫为薇薇安建立了博客，公布了其大批照片，让世人初窥这位传奇摄影师的作品。这时，距她逝世刚过去几个月。她曾经照顾过的三个孩子，为她刊登了讣闻。这才使得马洛夫有了这个渠道，得以开始剥茧抽丝，去寻访她的人生。说到底，薇薇安也算幸运的，终于在临终之前，得遇一位陌生的知音，将她的一生积蓄——那个被默默搁置在阁楼上几十年的皮箱，贡献给了世人，让这个差点被掩埋的女艺术家得以重见天日。

当我第一次看到薇薇安·迈尔的自拍照时，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与她一样，也曾喜欢拍自拍照。差不多在二〇〇六年左右，我开始摄影，用一台朋友淘汰的单反相机。不过，我没有像薇薇安·迈尔一样走街串巷，前去芝加哥街头，把镜头对准街头百态，我只是在工作之余或利用工作之便，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朋友。又或是在旅途之中，拍摄那些陌生而又常见的风景与人群，偶尔，也对准自己。我曾拍摄过一些自拍照，应该说与薇薇安·迈尔的动机一样——当我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时（事实上，我们只能从镜子中才能看到自己），这一刻，我们想要把它（自我形象）固定下来。我们按下快门，让它留在某个空间，或者让某个空间留下自己的影子。如果没有薇薇安在形形色色的镜面中，留下自己的影子，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没有迹象表明她去照相馆拍过照；但是在她的相机里，有别人为她拍摄的少量照片，但这些一并留在她从未冲洗过的底片上。

薇薇安·迈尔摄影作品

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出现时，人们倾向于制造神话，以满足人们对“天才”的想象。因此，当薇薇安的作品被不断地、汹涌地挖掘出来之后，人们开始啧啧称奇。尤其是“保姆”这样一个平庸的身份，与她那些珍贵的、成熟的摄影作品并列在一起，更让人遐思无限。于是，有人赞扬她淡泊名利、不重发表。事实上，薇薇安是希望能与他人分享照片的。无奈她连冲洗照片的钱都没有，也许菲薄的工资，只够她购买摄影器材和胶片。因此，她拍下海量的照片，但自己却从未见过冲印出来的照片，想想这也是非常怪诞的一件事。一生执着于拍摄的薇薇安，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既无亲人，也无朋友，当然，也就更没有进入摄影圈的机会。比梵高还要梵高的是，她终生离那个她应该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圈十万八千里。或许她连一个称得上是艺术家的人，都没有接触过。不排除她应该看过一些摄影杂志，也不排除她压根儿没看过。但她就是这样秉持天赋，依赖直觉；用一台相机，一扫就扫了几十年的街，一扫就扫出了“半部摄影史书”（芝加哥文化中心馆长如是说）。

作者在阿赫玛托娃之家自拍

（图片由作者提供）

如今，人们称赞她是“与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比肩的摄影大师”。

与薇薇安·迈尔命运相似的还有玛莎·伊凡辛特柯娃（Masha Ivashintsova），一位俄罗斯女艺术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她是活跃在圣彼得堡的戏剧评论家。二〇〇〇年，玛莎去世后，她的女儿在阁楼上发现了母亲拍摄的三万张照片。它们从未示人，连家人都不知道。玛莎的女儿阿斯雅（Asy）把部分底片冲印出来，展示在专门为母亲开设的网站上。同时，她也顺着照片寻找到了苏联时期一位“女性”“母亲”的日常生活轨迹。

玛莎·伊凡辛特柯娃

（Masha Ivashintsova，1942-2000）

与薇薇安·迈尔不同的是，玛莎一直生活和活跃在圣彼得堡的文艺圈，她经常参与诗歌和摄影活动。她一生中也与两位男人——诗人维克多·克里夫林（Viktor Krivulin）和摄影师鲍里斯·斯梅洛夫（Boris Smelov）关系亲密。为什么玛莎不曾向外界展示她的摄影才华？难道又是一位淡泊名利、隐士般的女性？不，通过玛莎留下的日记，我们至少可以窥见一点她的内心。她在日记中表露，与她身边的男人相比，自己的天赋微不足道。我们不知道这两位优秀的男性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对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并不了解玛莎，更谈不上对她的艺术、她的创作有所关注。这导致了玛莎热忱关注的创作——摄影，生前从未被人知晓。当然，这也与玛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个人境遇有关。她失业后，被迫进入精神病院。在长达十年的精神摧残中，她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社会，直到二〇〇〇年去世，年仅五十八岁。

玛莎·伊凡辛特柯娃摄影作品

人们喜欢将玛莎·伊凡辛特柯娃与薇薇安·迈尔比较，因为二人都心无旁骛、随心所欲地长期街拍，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群、底层人士。玛莎的摄影，也为世人还原了她那个年代普通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在整个西方世界，也包括俄罗斯，摄影是被当作一种专业的艺术形象来看待的。“决定性的瞬间”是纪实性摄影的决定性理论。实验摄影、超现实主义摄影、艺术摄影，占据着摄影圈的半壁江山。在数码相机发明之前，后期制作、暗房技术、冲印成本等条件，也限制了薇薇安和玛莎这样的业余摄影师。她们那些数以万计的底片，有些仅仅是胶卷，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自觉卑微的她们，却在今天成就了“自我”。

阿斯雅这样评论母亲：三个男人的爱情“定义了她的生活，也耗干了她，让她支离破碎”。玛莎在日记中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留下记忆，但总是为别人留下记忆。”但是，玛莎不知道的是：当她为别人留下记忆时（多数时候是为俄罗斯人），当她把镜头对准她身边朋友时，她也留下了自己的。她那些与薇薇安一样、利用各种镜面留下的自拍像，给全世界都留下了她的形象和声名。同样，那些数量巨大的遗存照片，与时代相关的随手拍，对城市、人群，以及对动物、孩子的热爱，这些都是她们二者的相同之处。但一个是圈外保姆，一个是圈内人士，她们的经历也许预示着，还有更多的出于各种原因被遮蔽和被淹没的女性艺术家，她们的才华和人生经历，还有待时间之手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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