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刚　王彦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好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商业银行信贷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而绩效考核是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指挥棒”。补齐当前银行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诸多短板，既是激发银行体系内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最后一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引领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当前银行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作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和金融强监管、严监管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已从2016年的15.8%下降至2018年的6.4%，低于当年GDP6.6%的增速。但相当多的银行考核指标并未相应下调，普遍维持规模和利润的高增速。以山东为例，“十三五”期间全省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5%，但多家股份制银行提出存贷款规模年均增长15%～25%、利润增幅年均10%以上的指标。上海34家中资银行（包括6家大型银行上海市分行、12家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民生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与14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上海分行）中，8家利润增幅指标超过20%，10家存款增幅指标超过20%。

为纠正银行绩效考核“重发展、轻风险”的倾向，原银监会2012年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对五大类指标权重新做了限定（分别为合规经营类指标、风险管理类指标、经营效益类指标、发展转型类指标和社会责任类指标），要求合规经营类和风险管理类指标权重应明显高于其他指标。201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工作意见》进一步要求“确保合规经营类指标、风险管理类指标权重之和超过40%”。但多份专项调研表明，实践中银行普遍未达标。若仅考虑正向激励因素，山东辖区股份制银行规模类指标占比平均超过40%，效益类占比超过30%，而风险内控类指标仅为20%。江苏镇江地区2017年10家中小银行规模效益类指标合计48%，仅5家银行内控合规和风险类指标合计超过40%。上海34家银行近两年指标权重参见表1。

从表1不难发现，银行绩效考核激进程度与银行规模成反比。由于大股东影响、发展阶段和客户结构不同，规模最大的国有银行考核指标最为合理，对风险和内控最为重视；城商行最激进，下达考核指标较高，对风险和内控相对最不重视；股份制银行介乎其间。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重要表现。2018年8月以来，国务院多次提出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金融机构不愿贷、不敢贷问题。

实践中，虽然银行内部差异化的考核激励机制正逐步落地，开始为小微企业贷款业务设置单独的指标并增加权重，实行差异化的利润考核。但总的看来，一方面，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实际信用风险较高，单纯要求银行降低利率可能导致上述贷款盈利空间锐减甚至在商业上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贷款属于“劳动密集型”作业，单笔金额有限，与银行注重做大规模和追求盈利的内在意愿不符；加之由于缺乏来自银行大股东和监管部门的引导和监督，目前整体看进展仍不明显。有的银行通过打划型“擦边球”、人为调整划型或“化整为零”等手段应付考核，导致小微企业信贷统计指标虚高。

目前，我国银行薪酬体系以货币型短期激励为主，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工具应用不足。注重当期奖金激励而缺少长期激励，无法将当期收入与未来风险暴露挂钩，必然诱导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为抑制高管和客户经理的道德风险，原银监会2010年出台《商业银行稳健薪酬指引》，明确提出薪酬支付期限应与业务的风险持续期限一致，并规定了延迟支付的期限、比例和人员范围。但实践中多数银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刚刚起步，如仅将经营单位和主要管理部门负责人纳入绩效薪酬延期支付人员范围，未对授信审批、风险管理等其他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员工实施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全覆盖。总的看，在延付人员范围、比例、期限等方面亟须完善相关制度。

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效率下降的背景下，银行绩效考核问题对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尤显突出。

（责任编辑　贾瑛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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