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传奇,一代才子钱钟书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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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传奇,一代才子钱钟书轶事

2024-07-07 17:0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钱钟书与父亲)

过继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呆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锺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耽误些功课;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但他总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钟书十一岁,考取,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钟书十四岁考上,父亲在任教,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埋头发

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答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法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人讲过。

中学时代

钱钟书十四岁和兄弟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堵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大半。他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发愤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带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的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一篇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清华破格录取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极差,可英文、国文却是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一入清华,钱钟书便开始开创一项又一项的“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钱钟书后来被誉为清华大学“三才子”之首(其他两位是考古学家夏鼐和历史学家吴晗),清华外文系“三杰”(“龙”是钱钟书,“虎”是戏剧家曹禺,“狗”是颜毓蘅)。

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入学后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要读尽清华藏书。同学韩石山记得,钱钟书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他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抱去图书馆还,再抱一堆回来。

钱钟书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怕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

一见钟情

1932年春,杨绛从东吴大学到燕京大学准备借读,一天她和同学孙令衔一起到清华大学找人。晚上,孙令衔接杨绛同回燕大,他的表兄陪着一起过来。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孙令衔给两个人介绍了一下,杨绛对钱钟书打了招呼便走了。虽然一句对话都没有,但这次的见面让彼此难忘。

尽管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表兄,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但钱钟书还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爱情生活。

公开的“情书”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在老先生看来,杨绛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完婚伴读

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得不敢去报考了。果然名不虚传,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作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需要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教师商量,采用论文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

牛津生活

女儿钱瑗是两个人在牛津读书时出生的。在杨绛住院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常不经意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说:“不要紧。”钱钟书对杨绛说的“不要紧”总是又佩服又放心,因为这句话已屡次得到验证。这回也同样:杨绛到家,果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一点墨水迹印;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饱蠹楼

钱钟书把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 le ian),以饕餮之蠹自诩.由于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钱钟书先生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饱蠹楼中 横扫西典"就是说钱钟书先生知识很渊博,学贯中西.钱中书先生曾经在这里几乎将所有的西方文学著作读完,所以才有了“横扫西典”一说。

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先生曾经写到: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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